《八千里路云和月》終評：文化史觀視角下的抗戰敘事

剛剛收官的40集電視劇《八千里路云和月》因大結局的情節熱度再度升溫。

從蒙冤的國軍少將旅長到身經百戰的新四軍將領，張云魁生死關頭數度脫險，最終與昔日勤務兵的未婚妻結為革命伉儷；而化名孔二包的勤務兵孟萬福死里逃生，為“陣亡”的旅長送遺言并陰差陽錯地照料張家八年，成為這個家庭的一分子。

抗戰勝利前夕，當經歷了血火洗禮后重組的兩個新家庭因為共產主義信仰坐到一起對暗號的時候，工作與感情的雙重戲劇感拉滿，四雙眼睛里與欲語還休的瞳孔地震也震得觀眾“意難平”。

劇集以1937年淞滬會戰為起點，圍繞張家在接下來八年中的艱難求索和顛沛流離，通過張云魁蒙受冤屈仍隱姓埋名轉戰抗日戰場的“前線”，和父親張汝賢、妻子丁玉嬌在南京城破、滬上孤島時期艱難養家撫幼的“后方”，“硝煙+炊煙”的雙線敘事指向明確、脈絡清晰，在一家之生死中映照一國之存亡。

不過，這當然不是《八千里路云和月》復調修辭的全部內容——甚至可以說，兩條線的敘事結構只是該劇“雙線”的表象，而復調的核心在于，這次抗戰敘事一方面以嚴謹的史實意識和求真求質的服化道闡釋了事件史層面上的革命史觀，另一方面，劇集中系統而密集的中國意象和傳統文化表達不再只是吉光片羽，而是結構式、框架式地參與到敘事中，文化史觀成為觀照亂世中民生之多艱，解釋抗日戰爭中國何以贏的深層邏輯。

“只有文化，才是一個民族的根基，不是槍炮，不是帝王，也不是國號。民國之前，中國就存在了五千年，多少次改朝換代，文化沒有亡，存亡繼絕，不絕如縷。”這不僅是張老太爺要告訴孟萬福的，也是《八千里路云和月》要告訴觀眾的。

在這個底層邏輯之上，再去體味劇集中的云和月，詩與劍，蠶豆和包子，月餅和酒，焦土路和石像生，那就不再只是文化符號，而是不絕如縷的文化顯影。

劇集伊始，淞滬會戰前張云魁拜別家人，老太爺從容揮毫之間只問兒子“趙子昂和顏魯公相比，到底差在哪兒”，并以兩位書家在才與氣上的風格之異，以正鋒之象和剛勁獨立之姿作為臨別贈言，叮囑兒子不墜青云之志、不負家國之托，奠定了該劇濃郁氤氳、靜水深流的文化基調。

“月”作為該劇核心意象，既有九次中秋時的“天上月”，和這輪明月之下的廣式月餅、菱角月餅，以及《水調歌頭》《三不歸》；也有貫通全劇的主線人物“人中月”。其中，云魁的妻子丁玉嬌是“月”，她的名字正是取自晏幾道《清平樂》中“恰是可憐時候，玉嬌今夜初圓”；寄托著張家“守得云開見月明”家國之望的孫子張月明是“月”，最終與張云魁共赴革命的韓小月也是“月”。

但我們明白，這只是文化的表征，而“月”的真正功能是月文化與中華民族文化心理幾千年來的映照與互文。在映照中，月亮早已超越自然天象，成為深植民族血脈的文化符號與精神寄托；在互文里，月亮高懸天際、盈虧有時，不僅在永恒中給人以安寧，給人“再堅持一下”的勇氣，它清輝不改、柔和內斂的品格也暗合中華文化溫潤含蓄的滋養，以及窮途困境中國人堅韌不屈的精神。

在這個總體性意象的結構之下，才會有張老太爺獄中怒斥日寇“蕞爾小國之兩腳禽獸”竟敢穿中國人的長衫；才會有孟萬福重義然諾、不尚空談、夾縫求生守護家人的樸素擔當；才會有張云魁不惜生命代價為87旅將士洗雪沉冤的倔強；才有田家泰面對日寇威逼寧為玉碎、舍生取義的氣節；才會有丁玉嬌誤解之下以“不食周粟”的請辭。

因此，對于劇中盡生活之精微的煙火氣，對于戰亂中仍循禮而行的教養，對于“蘭陵七絕”“孟府四端”的智慧，也不能僅僅以生活流的現實主義質感一言以蔽之。

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以社會文化史觀視角來講述歷史已然成為主流的一部分，而這種史學研究也影響著文藝創作和大眾文化。這意味著我們應該從辨析歷史真實的邊界中跳脫出來，特別是對于《八千里路云和月》這樣主題宏大、結構巧妙、創制精良的國劇作品，就更不能僅僅把生活日常作為孤立的史實和碎片化的細部去考古，仍然停留在“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層面，而應該以更系統、更廣闊的視野溯源這些民族危難、國家存亡之中的歷史瞬間。

《八千里路云和月》就追溯到了中國文化源頭《詩經》《離騷》，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承托起中國人腳踏實地又不負理想的精神，才有“鴻雁于飛，肅肅其羽”的悵然，才有那道“靈沼鱖魚”暗示的默契，才有“路漫漫其修遠兮”的堅守和“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壯烈。

因此，與抗戰題材國劇譜系中的其他作品不同，《八千里路云和月》既不是《亮劍》《我的團長我的團》那樣聚焦于血與火戰爭場面的革命敘事，也不是《暗算》《潛伏》中隱蔽戰線英雄的成長敘事，而是把敘事重心從戰爭前場轉移到更加深邃廣闊的歷史文化的后臺，充分彰顯了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文化的力量。

在談論《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時候，人們總愛提到導演張永新的上一部作品《覺醒年代》（2021年），但甚少提到兩部劇集的內在關聯。事實上，當我們以文化史觀來觀察理解這部劇的時候，就會發現兩部劇是有內在呼應的。

《覺醒年代》全景再現的是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直至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歷史進程，陳獨秀、李大釗等革命先驅的探索把思想史中的文化力量展現地自然而充沛。但正因為思想和文化密不可分，我們也不會單獨分析其中的文化視角。

而在《八千里路云和月》中，主創團隊將視線投向抗戰這場轟轟烈烈的民族解放戰爭，繼思想史之后再次呈現戰爭史中文化之力量，把潛在無形卻能量巨大的民族文化進行影像呈現。

這既是一次再次以文化史觀進行歷史性敘事的重要藝術創新與探索，也是在當下文化多元、價值蕪雜的背景下，對精神輕飄、漠視文化的消費型文化生態的提醒，這其中表達了鮮明的創作立場，也展現出真正深厚的文化自信，不僅是長劇的“底氣和尊嚴”也彰顯出長劇的經典性和價值。

此時再回望那場克制又有些尷尬的亂世重逢，“意難平”終究是漫長別離中音問兩絕、身份變通、信仰重塑的因果。沒有圓滿的和解，沒有圓滿的歸宿，丁玉嬌與孟萬福“假夫妻”名下的親情友情，在張云魁和韓小月的真情相伴之下，也只剩無法解釋的沉默與深藏心底的遺憾，這帶有傳奇性、宿命感和哲學意味的一筆既是該劇對“月”意象的執著，也是其文化史觀的表達。

只不過，較之于丁、孟二人的人設及其成長，張云魁和韓小月在人物形象的超越性價值以及突破性成長等方面差距較大，特別是韓小月一角的在劇情推動上的功能性欠缺，讓他們為網友“意難平”的吐槽擔了虛名而已。

原標題：《《八千里路云和月》終評：文化史觀視角下的抗戰敘事》

欄目主編：邵嶺

文字編輯：邵嶺

本文作者：王文靜（石家莊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