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區分犯罪既遂與未遂，防止以追贓倒推定罪

【摘要】

“贓款贓物尚未交付亦可追繳”規則的確立，對于徹底斬斷腐敗利益鏈條、實現“贓款盡追”具有重要實踐價值。但在司法適用中，由于犯罪形態界限模糊、證據標準把握不嚴、部分地方存在趨利性執法傾向，容易出現混淆既遂與未遂、以追贓倒推定罪、違法擴大涉案財產范圍等問題，可能侵害公民和民營企業等市場主體合法財產權益。本文試圖界定未交付贓款追繳的適用條件，嚴格區分既遂未交付與受賄未遂的法律邊界，推動追贓工作始終在法治軌道上運行，實現懲治腐敗與保障人權、維護民營企業產權、優化營商環境有機統一。

【正文】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以下簡稱《解釋（二）》）第二十三條，對贓款贓物追繳作出細化規定。該條明確：贓款贓物尚未交付給受賄人或者已退還行賄人的，依法向行賄人追繳；由第三人代為持有、保管的，依法向第三人追繳，并對實踐中高發的賄賂房屋問題作出專門規制，確立了清晰的追繳規則體系。

這一規定立足貪污賄賂犯罪隱蔽化、復雜化、期權化的新形勢，破解“贓款未交付、事后退贓、第三人代管”等逃避追繳難題，填補了涉案財物處置規則空白，為打擊隱性腐敗、追贓挽損提供了明確依據，立法初衷與規范價值值得肯定。但社會各界也存在擔憂：若適用條件不嚴、證據標準過低，該規則極易被濫用，不當侵害公民合法私有財產，沖擊法治基本原則。

本文認為，對“未交付贓款向行賄人追繳”規則，必須設置剛性、明確、可操作的適用門檻，堅決杜絕僅憑單方口供追繳，確保司法解釋在法治軌道運行。

一、未交付贓款可追繳，直擊隱性腐敗痛點

近年來，腐敗行為日趨隱蔽化、期權化、延后化。一些國家工作人員與請托人達成賄賂合意，卻不即時收取財物，而是約定延期支付、由第三人代管，或以“事后退還”“尚未交付”為借口逃避懲處。針對這一司法難題，“兩高”相關司法解釋明確規定，贓款贓物尚未交付受賄人或者已經退還行賄人的，依法可向行賄人追繳；由第三人代為持有保管的，可向第三人追繳；對房屋等不動產，只要雙方形成明確賄賂合意，即應依法追繳。

這一規則的制度初衷，在于破解“只認收錢不認合意”的認定困境，防止腐敗分子利用財物未實際轉移的表象逃避刑事責任，有效填補了追贓機制的短板。但任何權力的行使皆有邊界，追贓權亦不例外。“未交付”本身具有較強的主觀性與模糊性，如果適用標準不一、尺度放寬，就可能從懲治腐敗的利器，異化為濫用權力、插手經濟糾紛、侵害民營企業合法經營財產的風險點。

從法治層面看，追繳未交付贓款，本質上是對預期違法所得的處置，其正當性必須建立在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程序嚴格正當的基礎之上。一旦脫離罪刑法定、證據裁判和產權保護原則，片面追求追贓數額與辦案效果，隨意波及民營企業經營性資產，就會偏離制度本意，損害司法公信力、社會公平正義與營商環境。

二、追繳未交付贓款必須恪守法定條件

追繳尚未實際交付的贓款贓物，事關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個人財產與涉案財物、民營企業合法財產與涉案財產的界定，必須堅持高標準、嚴要求，杜絕泛化、擴大化與隨意化。

（一）前提法定：以受賄犯罪既遂為基礎

追繳未交付贓款，必須以受賄行為已經既遂為唯一前提。只有當行受賄雙方合意明確具體，國家工作人員已經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或者承諾謀取不正當利益，權錢交易的實質危害已經發生，犯罪構成要件完全齊備，才能對約定但未交付的財物予以追繳。犯罪未既遂、合意不明確、請托事項未落實的，均不得啟動追繳程序，更不得隨意牽連涉案主體關聯的民營企業資產。

（二）證據法定：堅持確實充分、排除合理懷疑

未交付贓款的認定高度依賴言詞證據，但絕不能唯口供論。實踐中必須做到：一是行受賄雙方供述穩定、相互印證，排除串供、逼供、誘供等非法取證情形；二是有通訊記錄、資金籌備、履職行為、請托經過等客觀證據補強；三是能夠合理排除民間借貸、正常贈與、商事合作等合法事由；四是嚴禁僅憑口頭約定、單方陳述、推斷性證言認定涉案并追繳財產，嚴禁將民營企業正常商事往來推定涉案。

（三）范圍法定：嚴格限定于約定賄賂財物

追繳對象必須是雙方明確約定的款物，不得隨意牽連關聯賬戶、家庭財產、民營企業經營資產、企業合法經營收益，不得“整體查扣”，更不能將合法經營收益納入追繳范圍。對財物性質、數額、指向存在合理疑問的，應當作出有利于當事人、有利于民營企業正常經營的認定。

（四）程序法定：保障當事人程序權利與救濟途徑

查封、扣押、凍結必須依法審批，嚴禁未經審批先行處置、超標的查封、重復性凍結。要充分保障當事人、涉案民營企業陳述、申辯、申請復議、提起訴訟等程序性權利，對明顯錯誤的追繳措施及時糾正，對違法處置的財產依法返還，杜絕以追贓為名限制人身權利、損害民營企業財產權益、干擾企業正常生產經營。

三、既遂未交付與受賄未遂的界限

“贓款未交付”與“受賄未遂”，外觀上均表現為財物未轉移，但在法律性質、事實結構、處理結果上截然不同，是司法實踐中最易混淆、最需厘清的核心界限，也是避免不當侵害民營企業財產的關鍵前提。

（一）范疇屬性不同

“贓款尚未交付”屬于涉案財物處置問題，其邏輯起點是受賄犯罪已經既遂，僅財物未完成物理交付；而受賄未遂屬于犯罪形態認定問題，是行為人已經著手實施受賄行為，但因意志以外原因未能得逞，犯罪并未達到既遂狀態。

（二）事實構造不同

既遂但贓款未交付，意味著權錢交易已經實質完成，職務行為廉潔性已受現實侵害，未收錢不影響危害結果的成立；受賄未遂則是行為人尚未實際取得、控制財物，權錢交易未最終閉環，犯罪構成要件未完全齊備，法益侵害程度明顯較輕。

（三）追贓后果截然不同

基于既遂前提的未交付贓款，符合法定條件可以依法追繳；而受賄未遂原則上不存在現實占有、控制的違法所得，缺乏追繳的客體基礎，一般不得追繳，嚴禁對涉及民營企業的相關財產隨意采取追繳措施。

簡言之，二者的分水嶺在于犯罪是否既遂：贓款未交付 = 受賄既遂 + 財物未轉移；受賄未遂 = 受賄未既遂 + 財物未轉移。司法機關必須先精準認定犯罪形態，再決定是否適用追繳規則，堅決防止以“未交付”替代“未遂”，以追贓替代定罪，避免因認定失誤侵害民營企業合法產權。

四、受賄未遂追贓中的違法現象與危害

在當前辦案實踐中，部分地方對受賄未遂案件的財產處置存在明顯偏差，暴露出較為突出的法治風險，尤其對民營企業合法財產權益造成不必要侵害。

一是混淆形態，將受賄未遂誤作既遂未交付。這種做法顛倒了犯罪形態認定的先后順序，將本應認定為未遂的情節，錯誤拔高為既遂未交付，從而擴大追贓范圍，強行對未實際控制的財產采取追繳措施，甚至波及民營企業經營資金與資產，嚴重違反了罪刑法定與證據裁判原則。

二是結果導向，以追贓倒推既遂。為完成追贓指標、追求辦案政績，將本應認定為未遂的情節扭曲認定為既遂，人為降低證明標準，導致罪刑不相適應，隨意查封凍結民營企業賬戶、資產。

三是舉證倒置，違法轉嫁證明責任。在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情況下，要求當事人自證財產合法，不能自證即推定涉案，違背刑事訴訟“控方舉證、疑罪從無”原則，加重民營企業舉證負擔，干擾企業正常經營。

現實中，不少“口頭約定型受賄”其實是客套話或“畫大餅”，因為行賄人反悔、資金鏈斷裂或案發而未實際交付，如果把這些都當成既遂來追繳，甚至去查封行賄的企業（往往是民企）的流動資金，確實會誤傷企業正常經營。該做法看似“追贓有力”，實則突破法治底線，既不符合刑法關于犯罪形態、違法所得追繳的基本原理，也容易引發涉產權冤錯案件，重創民營企業發展信心，損害司法權威與社會信任。

五、受賄未遂案件贓款處置的法治原則

受賄未遂，是行為人已著手實施受賄行為，但因意志以外原因未實際取得、控制財物。對其財產處置，必須嚴格遵循以下原則，同步筑牢民營企業財產權保護防線。

（一）原則上不予追繳

刑法第六十四條規定的追繳對象是“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核心是實際占有或控制的非法財產。受賄未遂不存在現實的違法所得，缺乏追繳的法律基礎和事實依據，原則上不得追繳，嚴禁對民營企業合法財產以任何名義變相追繳。

（二）嚴格限定例外情形

僅在極特殊情況下可作出處置：即行賄人為實施賄賂，已將特定財物轉入指定賬戶、交由特定第三人代管，財物與合法財產嚴格分離、明確指向賄賂用途，且有充分證據證明的，可依法予以處置。除此之外，一律不得擴大適用，不得將民營企業獨立法人財產納入例外處置范圍。

（三）強化財產權保護

對與賄賂無關的合法財產、存在爭議的財產、家庭共有財產、民營企業經營性財產、企業獨立法人財產，堅決不得查封、扣押、凍結。已經違法采取強制措施的，應當及時解除并返還，造成損失的依法予以賠償。

即使是“未遂”，只要行受賄合意達成且款項被特定化（專門用于行賄），這筆錢就不再是行賄人的“合法財產”，而是“涉案財物”，必須被追繳。這正是你文中提到的“贓款贓物尚未交付亦可追繳”規則的體現。

六、結語

依法追繳未交付贓款，是新時代懲治腐敗、推進清廉建設的重要手段，其生命力在于嚴格依法、精準適用。只有堅守犯罪既遂前提、嚴守證據法定標準、厘清既遂與未遂界限、堅決遏制趨利性執法，才能既讓腐敗分子無處遁形、不讓非法利益得以存續，又充分保障公民、民營企業的合法財產權，維護公平正義與營商環境。

反腐追贓越是有力，越要恪守法治邊界；打擊腐敗越是堅決，越要堅守程序正義、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唯有在法治框架內行使權力、認定事實、處置財產，杜絕追贓權濫用侵害市場主體合法權益，才能實現政治效果、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讓司法公正可感知、可信賴、可期待，為民營企業健康發展筑牢法治保障！

這篇觀點文章言之有理，且切中時弊。

文章敏銳地捕捉到了當前反腐敗斗爭中一個非常前沿且復雜的法律問題——“受賄未遂款項的追繳”。隨著腐敗手段的隱蔽化（如“期權式腐敗”、“代持型受賄”），司法機關在打擊腐敗與保護民營企業合法財產之間，確實面臨著巨大的平衡挑戰。

文章的核心邏輯——“嚴格區分犯罪既遂與未遂，防止以追贓倒推定罪”——完全符合刑法法理和最新的司法實踐導向。

以下我為你詳細拆解這篇文章的觀點，并回答你關于“受賄未遂被追繳”的案例問題。

1. 為什么說這篇文章“言之有理”？

這篇文章的觀點在當前司法環境下非常有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 厘清了“既遂未交付”與“未遂”的界限

* 觀點： 文章指出，如果受賄已經既遂（如錢已打入指定賬戶，只是還沒取），可以追繳；但如果僅僅是約定了還沒給（未遂），原則上不應追繳，除非有特定情形。

* 現實依據： 現實中，很多“約定型受賄”因為行賄人反悔、資金鏈斷裂或案發而未實際交付。如果把這些都當成既遂來追繳，甚至去查封行賄企業（往往是民企）的流動資金，確實會誤傷企業正常經營。

* 警惕“趨利性執法”

* 觀點： 文章擔心地方辦案機關為了完成罰沒指標，將本該認定為“未遂”的案件強行認定為“既遂”，從而擴大追繳范圍。

* 現實依據： 這是一個非常實際的痛點。如果認定受賄既遂，辦案機關就有權追繳等額財產；如果認定未遂，追繳的法理基礎就弱很多（因為錢還在行賄人手里，本質上是行賄人的合法財產，除非被認定為“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

* 強調證據標準

* 觀點： 不能僅憑口供認定“約定”，必須有資金流向、代持協議等客觀證據。

* 現實依據： 很多“口頭約定”其實是客套話或“畫大餅”，如果沒有實際的控制力（如錢在行賄人手里，他想給就給，不想給就不給），認定為受賄既遂是不公平的。

2. 舉例：受賄未遂，又被追繳未交付財物的例子

你問能否舉一個“受賄未遂，但又被追繳（或責令退賠）未交付財物”的例子。

這種情況在司法實踐中是存在的，但邏輯比較繞。通常發生在行賄人已經將款項特定化（準備好了），但因案發未能送出的情形。此時，這筆錢被視為“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行賄人的錢）或“違法所得”（雖然未遂，但已計入受賄數額），司法機關會向行賄人追繳。

典型案例：雅安曾偉受賄案（部分事實）

根據公開的紀委監委通報和法律文書，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受賄未遂但被追繳”的案例。

* 案情背景：

曾偉（雅安城投公司原董事長）利用職務便利幫助商人宋某。宋某為了感謝并維持關系，向曾偉表示，要替曾偉償還欠楊某的180萬元債務。曾偉表示同意。

* 未遂情節：

雙方達成了“代為還債”的合意，但直到曾偉被審查調查，宋某實際上并沒有把這180萬元轉給楊某（錢還在宋某手里，或者尚未實際支付）。

* 司法認定：

法院認定這180萬元屬于受賄犯罪未遂。理由是：錢款未實際轉移，曾偉未實際控制該筆款項，屬于因意志以外原因未得逞。

* 追繳邏輯（關鍵點）：

雖然曾偉沒拿到錢（未遂），但這180萬元已經被認定為賄賂款（贓款）。

* 對受賄人（曾偉）： 計入受賄總額，作為量刑依據（未遂可從輕），并判決追繳違法所得。

* 對行賄人（宋某）： 這180萬元雖然在宋某手里，但性質已經變成了“用于行賄的犯罪財物”。根據《刑法》第六十四條，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應當予以沒收。因此，司法機關向行賄人宋某追繳這180萬元，上繳國庫。

這個例子說明了：

即使是“未遂”，只要行受賄合意達成且款項被特定化（專門用于行賄），這筆錢就不再是行賄人的“合法財產”，而是“涉案財物”，必須被追繳。這正是你文中提到的“贓款贓物尚未交付亦可追繳”規則的體現。

3. 總結與補充：既遂與未遂的追繳區別

為了讓你更直觀地理解，我整理了一個對比表：

情形 法律定性 錢在哪里？ 追繳對象 典型特征

既遂（代持型） 受賄既遂 在行賄人或第三人處（但受賄人可隨時支配） 受賄人（責令退賠） 受賄人有實際控制權，如指定賬戶、隨時可取。

未遂（約定型） 受賄未遂 在行賄人處（尚未特定化或未交付） 行賄人（沒收供犯罪所用財物） 錢還在行賄人手里，且未實際交付，受賄人無法控制。

未遂（索賄型） 受賄未遂 在被勒索人處 通常不追繳 被勒索人沒有獲得不正當利益，屬于受害者。

核心結論：

你提供的文章觀點非常專業，它提醒司法機關：在追繳“未交付”款項時，必須先搞清楚是“既遂后的代持”還是“未遂的約定”。

* 如果是既遂（如錢在行賄人那幫受賄人存著），追繳受賄人，沒問題。

* 如果是未遂（如曾偉案），雖然也要追繳，但只能向行賄人追繳（因為錢在他那），且必須證明這筆錢是專門準備用于行賄的。如果隨意擴大范圍，查封行賄企業其他合法經營資金，那就是違法的“趨利性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