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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業深陷降價求生、縮表出清的下行周期,多數房企蜷縮在安全區里保守經營,中國金茂卻逆勢走出一條截然不同的路徑。
2025年,陶天海執掌帥印的首個完整年度,這家央企房企交出了一份堪稱“異類”的成績單:簽約銷售額達1135億元,同比大幅增長16%;銷售均價躍至2.7萬元/㎡,漲幅高達24%。
然而,光鮮的財報數據背后,卻暗藏隱憂:高單價收入高度依賴少數核心城市,規模擴張擠壓利潤空間,組織大改引發管理陣痛,三重壓力交織纏繞。
這場由陶天海主導的“提價換規模”的變革,究竟是破局之路,還是走鋼絲的險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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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價齊升背后的隱憂
行業下行周期,房企普遍面臨銷售下滑、價格承壓、去化困難的三重困境。
數據顯示,2025年TOP10房企整體銷售額平均下滑約16%,一眾房企不得不采取降價促銷、以價換量的策略,甚至部分頭部房企被迫收縮戰線、暫停拿地。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金茂實現銷售額16%的逆勢增長,以及24%的均價漲幅,無疑成為行業內最亮眼的存在。
市場普遍將這份亮眼成績歸因于金茂的產品力與品牌溢價。畢竟,深耕高端住宅與城市運營領域多年,金茂憑借“府、系、院”等高端產品體系,積累了良好的市場口碑。
但深入拆解數據就能發現,這份“量價齊升”的背后,并非全面的產品力爆發與市場普漲,而是高度依賴頭部城市與核心項目的拉動,存在明顯的“虛胖”隱患。
從城市布局來看,金茂的收入高度集中于一二線核心城市。2025年,北京、上海單城銷售額均突破200億元,兩大城市合計貢獻了近四成的銷售額;而一二線城市的銷售占比更是高達96%,三四線城市幾乎未形成有效支撐。
這種“偏科”的布局模式,意味著金茂的銷售均價與業績規模,本質上是由核心城市的高端項目托舉起來的。
具體而言,2025年金茂的高價盤集中入市,直接拉高了整體均價,并非全國范圍內的產品普漲。一旦核心城市出臺調控收緊政策,或是改善型市場需求退潮,這些高價項目的銷售節奏將被打亂,均價的支撐力也會快速松動。
更值得警惕的是,提價沖規模的模式,正在讓金茂陷入“增收不增利”的怪圈。2025年,金茂銷售額大幅增長,但歸母凈利潤卻僅為5.92億元,同比不增反降。
這一矛盾數據的背后,是提價策略與規模擴張的內在沖突:高價盤的去化周期更長,對現金流的占用更高,為了維持千億級的銷售規模,金茂必須持續在高能級城市補貨,形成“高地價、高成本、高單價”的惡性循環。
在市場上行周期,這一循環能憑借紅利紅利實現盈利,但在行業下行周期,高成本就成了沉重的包袱。
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高價項目難以全國復制,金茂的規模擴張缺乏可持續的支撐,一旦核心城市市場遇冷,銷售額與均價可能雙雙回落。
這種“靠少數城市撐大盤”的模式,看似規模喜人,實則抗風險能力并未真正增強,規模虛胖的隱患,正隨著業績的增長不斷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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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闊斧砍掉“中間層”
陶天海入主金茂后,針對企業多年來的組織沉疴,推出了極具顛覆性的改革舉措。
2025年3月,金茂正式宣布撤銷華北、華東、華南、華中、西南五大區域公司,將原本的“總部-區域-城市”三級管控架構,直接調整為“總部-地區公司”二級架構,全國重組為14個地區公司。
這場改革的初衷十分明確:縮短決策鏈條,提升市場響應速度,降低管理成本,適配行業下行期的高效運營需求。
從理論層面來看,組織扁平化改革符合現代企業管理邏輯。取消區域公司這一中間層級,能讓總部直接對接14個地區公司,契合當前房企降本增效的核心需求。
但現實中,組織架構的劇烈震蕩,往往伴隨著難以預估的管理風險,金茂的改革也不例外。
首先,區域公司的一刀切撤銷,讓多年積累的區域管控經驗瞬間歸零,導致新的管理團隊需要重新摸索區域市場規律,極易出現決策失誤。
其次,總部直管14個地區公司,管理半徑大幅拉長,資源調配與風險統籌的難度成倍增加。而總部的管理能力與精力有限,很可能出現“管不過來”的情況。
與此同時,城市公司的權限大幅上提,激勵與約束的平衡亟待重新構建。為了沖規模、提效率,金茂賦予了城市公司更多的自主決策權,但這種權力下放如果缺乏有效的約束機制,就極易引發投資沖動。
比如部分城市公司為了完成業績指標,可能會盲目拿地、激進開發,忽視項目的盈利性與風險;而總部對城市公司的監管難度增加,也可能導致風控弱化,埋下項目爛尾、資金鏈斷裂的隱患。
人事調整的同步密集,進一步加劇了管理體系的不穩定性。2025年,金茂多位高管發生變動,多個地區公司的管理層進行重組,團隊進入漫長的磨合期。
對于房地產行業而言,組織架構改革并非“一刀切”的萬能藥。過度追求扁平化,可能犧牲風控與合規。
目前,金茂的組織架構改革仍在推進中,這場架構革命,究竟是能讓金茂輕裝上陣、提升效率,還是引發內部混亂、添增管理難題,仍需時間給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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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焦慮與激進擴張
陶天海執掌金茂后,其戰略轉型的核心方向十分明確,金茂沖擊規模的效果也非常明顯。
過去,金茂憑借穩健的經營風格、高端的產品定位,在行業內占據一席之地,但規模排名長期處于第一梯隊之外,與頭部房企存在明顯差距。
而在行業深度調整期,規模對于央企房企而言,不僅是市場份額的體現,更是話語權與資源傾斜的重要支撐。
于是,金茂選擇用高單價、高毛利的核心項目,撐起千億級的銷售額大盤。這一策略意味著,金茂必須持續投入高端產品線,保持高成本的運營模式,同時為了實現規模目標,又要擴大土儲、加速項目開工、提高周轉效率。
“提價”與“規模”,本就是一對難以兼顧的矛盾體:提價為了保障利潤,規模需要走量走快,兩者的平衡難度隨著擴張速度加快而不斷提升。
這種兩端用力的擴張模式,讓金茂的資金鏈承受著雙重壓力。2025年,金茂經營活動現金流凈額為4.63億元,雖由負轉正,但基數偏低,相較于千億級的銷售規模,這份現金流的安全墊顯得十分薄弱。
經營活動現金流是企業造血能力的核心體現,基數偏低意味著金茂的日常經營難以完全實現自我造血,規模擴張所需的資金,很大程度上依賴外部融資與投資活動現金流。
截至2025年末,金茂負債總額超3221億元,雖然作為央企,具備較強的融資能力與信用背書,但在行業降杠桿的大背景下,負債規模高企依然是不容忽視的風險。
大規模的規模擴張,需要持續的資金輸血,而融資成本的攀升與負債壓力的增加,會進一步侵蝕企業的利潤空間。
同時,金茂的城市運營業務,作為其核心招牌之一,也在考驗著企業的資金耐力。片區開發、產業導入、綜合體運營等業務,前期投入大、土地獲取成本高,且回收周期長,往往需要5-10年的時間才能實現盈利。
短期來看,城市運營業務能幫助金茂以較低成本拿地,但長期來看,會持續占用大量資金,拖累現金流與利潤率,與規模擴張的資金需求形成沖突。
如今,行業早已告別規模至上的時代,盲目追求排名與規模,忽視盈利質量與風險控制,只會讓企業在行業調整期背負更多包袱,甚至陷入“規模越大、風險越高”的困境。
金茂的千億規模背后,是千億級的資金壓力與負債風險。城市運營業務的長期投入、高端項目的高成本運營、規模擴張帶來的資金需求,都在不斷考驗著企業的資金管理能力。
而在行業下行周期,市場需求持續疲軟,銷售回款的不確定性增加,金茂的現金流安全邊際進一步收窄。
這場由規模焦慮驅動的激進擴張,正在讓金茂在央企房企的轉型浪潮中,走出一條充滿挑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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