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誠英：詞心歸處，壟上行吟｜漫讀

導語

徽州青山如黛，煙嵐繞郭，水墨山水滋養出一脈清婉又堅韌的文脈，曹誠英先生，便是從這片江南靈秀之地走出的一代奇女子。

她字珮聲，玉振清鳴，恰是一生寫照：溫潤含情，傲骨藏心。世人多知她與民國歲月牽系的往事，品讀她幽微婉約、欲說還休的詩詞，卻常常忽略她別樣的人生底色。她是詩心繾綣的詞人，幼承國學浸潤，結緣新文學浪潮，詞作載身世浮沉、病中悲懷、故友情誼、家國風云，筆淡意深，哀而不傷，盡得古典詞章含蓄之韻；她更是中國農學界首位女教授，負笈康奈爾研學農學，深耕育種濟世之路，于田壟田間躬身求索，以科學初心紓民生饑苦，亂世中守真理風骨，不隨世俗俯仰。

詩筆慰心靈，農學安蒼生，詩意與實干在她生命里相融共生。今鄉賢學人搜羅散佚遺篇，輯校《珮聲詩詞集》，讓塵封詞章重煥光彩。通過此文，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代民國才女曹誠英的詞章與人生，更是一個時代知識女性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努力活出完整的痕跡。

翻開此卷，既可讀徽州山水孕育的詞心雅致，亦可睹一代知識女性跨越風雨、雙向奔赴詩與大地的通透人生，讀懂藏在筆墨與歲月深處，屬于曹誠英的纏綿與錚錚風骨。

漫游家，心隨自然

詞心歸處，壟上行吟
—《珮聲詩詞集》

徽州多山。山是青黛色的，層層疊疊，像一卷永遠展不盡的水墨。山間多霧，霧起時，村莊、田疇、牌坊都隱入一片蒼茫，只剩下溪水的聲音，清泠泠地響著。在這樣的山水間長大的人，骨子里大抵是有些詩意的——那詩意不是書齋里吟風弄月的雅趣，而是從泥土里長出來、又被云霧浸潤過的，一種說不清的纏綿與堅韌。

曹誠英先生便是從這樣的山水間走出來的。她字珮聲。珮者，玉也；玉鳴之聲，清越悠長。這個名字取得好，仿佛預言了她的一生——如玉溫潤，亦有玉的剛性與清音。

我第一次讀到她的詞，是在一個秋日的午后。窗外也下著雨，雨打在瓦檐上，疏疏落落的。翻到那句“百劫余生還大病”，心里忽然一緊。是怎樣的一個人，經歷了什么，才會在詞里這樣平靜地寫自己？后來讀得多了，慢慢拼湊出她的輪廓：績溪旺川的女兒，中國農學界第一位女教授，康奈爾大學的碩士，沈陽農學院的創辦教授之一……然而這些頭銜背后，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她會為一場秋雨感懷，會在病榻上思念遠方的友人，會在異國的黃昏里寫下“綺色佳的秋色”，也會在深夜的燈下，把那些無法言說的心事，一字一句填進詞里。那些詞章，便是她的“珮聲”——玉振之聲，清而不激，哀而不傷。

感謝方靜先生以鄉賢之心，悉心整理點讀曹誠英先生存世的詩文，讓這些散落的詞章得以輯錄成編，不致湮沒于時光的塵埃之中。承蒙認可，囑我為這部《珮聲詩詞集》作序，我既感榮幸，又誠惶誠恐。作為徽州的女兒，我自幼便仰慕曹先生所處的那一個時代——民國。那是一個人與人之間用心相處的年代，心與心之間，字字入扣。先生留下的這些詞章，便是那樣一種用心的產物：不矯飾，不喧嘩，字里行間是真情在流淌。

詞心歸處

曹誠英的文學根柢，來自幼年私塾的浸潤。五歲入塾，熟讀經典，她從小便偏愛詩詞。在杭州女子師范學校讀書期間，她加入了汪靜之、馮雪峰、潘漠華、柔石等人組織的“晨光社”——那是浙江省第一個新文學團體。在那里，她得到了朱自清、葉圣陶等文學大家的指點，詩藝日進。汪靜之晚年曾動情地說：“沒有她，就沒有《蕙的風》。”可見她在那個文學圈子中的分量。

她的詩詞繼承了婉約派的傳統，風格清新，情感真摯。讀她的詞，常有一種“欲說還休”的韻味——不是刻意為之，而是情感本就幽微曲折，難以直說。比如那首《臨江仙·百劫余生還大病》：“百劫余生還大病，重來更知何如？”大病之中回望半生，百劫余生，卻只用七個字輕輕帶過，下面接一句“重來更知何如”，欲言又止，留下的空白比文字本身更沉重。又如《卜算子·新月掛疏簾》，寫月色，寫孤寂，筆觸極淡，淡到幾乎透明，但那種清冷之感，卻久久不散。

本集所收詞章，多寫于奔波勞碌、病痛纏身之際。有留學海外時的異域風景——《踏莎行·綺色佳的秋色》記錄了她在康奈爾大學讀書時對異國秋天的感受；有病榻之上的生死感懷——《臨江仙·割甲狀腺之前夕感懷》坦陳面對手術時的復雜心緒；有對時代風云的悄然記錄——《水龍吟·意大利投降》折射出一位知識女性對世界戰局的關切；也有與友人往來的低回唱和——《臨江仙·別效珍君眉久敬諸友》《虞美人·答汝華》等，字里行間是真誠的情誼。

其中某些篇章，隱約牽涉一段為人所知的往事——1923年，她與胡適在杭州煙霞洞共度的那段時光。煙霞深處的舊游，詩詞往還的默契，以及后來綿長的思念與沉默，都在詞中留下了若有若無的痕跡。但曹誠英寫得極克制，從不直露。比如那首《御街行·當初曾把梅花約》，讀來像是在寫一段無果的等待，卻不點破等的是誰、為什么無果。欲言又止，止于當止。或許正因如此，這些詞才格外動人——它們不是宣泄，而是沉淀之后的低語。

拋卻塵世間的種種傳聞，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完整的曹誠英。她以一介女流之身，能學一技之長，能進退自如，能有感而發，能寬宏待世。這份從容與堅韌，固然來自她個人的品性與修養，卻也離不開徽州這片土地的包容、慈愛與接納。故鄉給了她最初的啟蒙，也給了她最后的歸宿。

壟上行吟

然而，如果我們只讀她的詞，只把她當作一位“江南才女”，那便錯過了一個更重要的曹誠英——一個在田間壟上“行吟”的詩人科學家。

她曾說過一句話：“寫詩不能救人。”據說，正是這句話，讓她從一個吟風弄月的文學少女，轉向了腳踏實地的農學之路。她目睹民間饑饉，看到百姓食不果腹，深感詩詞歌賦雖能慰藉心靈，卻無法填飽肚子。于是她立下“仰面求人，不如低頭拜土”的志向，決心“以農學救國民之饑”。

這一轉身，決絕而清醒。

1925年，她進入國立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前身）農藝系讀書，1931年畢業。1934年，她遠渡重洋，進入美國康奈爾大學農學院，主修遺傳育種，獲碩士學位。康奈爾是她心中那個人曾經讀書的地方，但更是當時世界農學的重鎮。在那里，她接受了最嚴格的科學訓練，也確立了自己一生信奉的學術立場——孟德爾-摩爾根的遺傳學。

回國后，她先后在安徽大學農學院、四川大學農學院、復旦大學農學院任教。1952年院校調整，她調入新成立的沈陽農學院，成為創辦之初的十七位教授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在沈陽，她主講遺傳學、遺傳育種、馬鈴薯栽培育種等課程，為中國北方培養了大批農業人才。

她的科研工作，最突出的成就是在馬鈴薯育種領域。20世紀50年代，馬鈴薯是東北地區的重要糧食作物，但產量低、病害多，農民辛苦一年，收成寥寥。曹誠英深入田間，主持馬鈴薯品種觀察和種薯不同收獲期的產量比較試驗，經過反復選育，終于培育出高產抗病的新品種，并總結出一套新的栽培技術。

尤為難得的是，在20世紀50年代國內生物學界全面推崇李森科-米丘林學說、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被作為“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批判的背景下，曹誠英沒有隨波逐流。她堅持自己所學的科學真理，公開撰文進行學術爭鳴。這種不盲從權威、敢于堅持己見的風骨，與她詞中的堅韌一脈相承——她在田間壟上“行吟”的，不只是詩，更是一種對真理的執著。

“壟上行吟”這四個字，放在曹誠英身上，格外貼切。她不是在書齋里把玩詞藻的詩人，而是在馬鈴薯田埂上邊走邊吟的科學家。她的詩與她的農學，看似遙遠，實則同出一源：都是她對這片土地最深沉的關切。詩撫慰人心，農學養活人心——她一樣都沒有放棄。而她那玉鳴般的“珮聲”，既響在詞章之間，也響在壟畝之上。

歸去來兮

1969年冬天，曹誠英從沈陽農學院退休，回到故鄉績溪縣城白石鼓一帶定居。漂泊大半生，終于回到了徽州的山水之間。晚年的她，把積蓄捐給家鄉修橋補路、購置農機、救災助學，造福桑梓。她用自己的行動，踐行了當年“低頭拜土”的諾言。

1973年，她因肺癌在上海逝世。臨終前，她囑托友人，將她和胡適之間的往來書信全部焚毀。那些被帶走的秘密，后人再也無從知曉了。留存下來的，只有這些詞章，以及她在田間地頭培育出的馬鈴薯品種——前者慰藉人心，后者養活蒼生。

讀她的詞，我們讀到的不只是一個女子的哀樂，更是一個掙脫了時代束縛的先行者，在科學與詩之間、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努力活出完整自我的痕跡。徽州這片土地，對她始終是包容的、慈愛的、接納的——無論她走得多遠，故鄉都在這里等她回來。

先生詞稿零散，感謝汪振鵬老師、方靜先生，葉新教授等當代有心人悉心搜集，終輯錄成編，讓這部《佩聲詩詞集》得以流傳后世。我以徽州女兒的身份，寫下這篇序言，既是對曹誠英先生的深切致敬，也是對那個人心純粹、字字含情的年代的悠遠懷想。至于先生詞作中的深遠意蘊與別樣情懷，留待諸位讀者細細品讀，慢慢體悟。

是為序。

二零二六年春。

文 / 張哲

慈悲為懷

心隨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