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葉劍英約見一國民黨將領：毛主席托我一定要找到你，此人是誰

1951年初春的一個夜晚，北京還帶著刺骨寒意。中南海燈火未熄，毛澤東正在案前翻閱材料，電話鈴聲突然急促響起。話筒那邊，是葉劍英焦急而又克制的聲音，提出一件棘手之事：華南有人上報，主張將一位名叫莫雄的原國民黨將領處以極刑。毛澤東聽完，沉默片刻，只留下短短一句：“立即阻止?！币痪湓挘认乱粭l性命；而這條性命，在更早的歲月里，曾經數次在暗處托舉過中國革命的安危。

要弄清這通電話背后的分量，就得把時間往前撥六十多年，從廣東英德一個窮苦孩子的漂泊人生說起。

莫雄生于1891年，母親早逝，父親常年以零工謀生，他從小就跟著大人跑碼頭、進作坊，做過學徒，也下過廚房。窮人家的孩子很早就看懂了社會的冷暖，地主豪紳一句話，可以讓一家人立刻流離失所，這種強烈落差在少年莫雄心里留下了刺。也正因為見得多，他對“要不要改變這副模樣”的問題，比同齡人想得更早，也更重。

到了1908年，清政府風雨飄搖，南方革命思潮活躍。那一年，17歲的莫雄選擇了入伍。他本來文化不高，卻肯吃苦，在部隊里練兵打仗樣樣拼命，很快被上級注意到。不久，他接觸到同盟會的宣傳，開始追隨孫中山的革命主張。那時候的軍營，既是練兵場，也是政治熔爐，許多后來叱咤風云的人物，都在這種環境里完成了立場選擇。

1922年6月，莫雄已升任廣西梧州衛戍司令。就在這一年，陳炯明叛變，意圖以武力脅迫孫中山退出廣州政局。南方局勢陡然緊張，孫中山人身安全一度受到嚴重威脅。莫雄從軍中得到消息后，收攏部隊，暗中籌劃出兵討陳。在那種形勢下，站隊并不容易，既要面對舊部同僚的壓力，還要考慮失敗后的下場。但從后來的結果看，他作出了明確選擇。到了1922年12月，在多方配合下，陳炯明被逐出廣州，孫中山重新站穩腳跟。

這一仗，讓莫雄徹底走上國民黨政治舞臺。孫中山親自任命他為粵軍少將旅長，并給予高度肯定。那一年，他31歲，正是鋒芒畢露的時候。對很多人來說，這是仕途起步的高光時刻，可往后幾十年，他命運的轉折，卻恰恰源于他后來做出的一些與“既得利益”背道而馳的選擇。

孫中山逝世后，國民黨內部權力格局迅速重組。蔣介石掌握軍權，在北伐戰爭中聲望飆升。戰事告一段落，大批軍政人物的去留升降已經不再完全按資歷，而更多看“是否為蔣所用”。在這種背景下，曾經是功臣的莫雄，職務卻越發清閑，被安排在邊緣位置，漸漸失去實際兵權。中年將領突然被“雪藏”，無所事事之余，他搬到上海寓居，表面上過起退居幕后的生活。

有意思的是，也正是這一段閑散時光，為他后來的特殊身份埋下伏筆。上海是當時中國政治力量最復雜的城市之一，各種團體、黨派、勢力盤根錯節。中共中央特科一直在物色可以爭取的國民黨軍政人物，莫雄這樣有資歷、有人脈，又不再身居要害的“老資格”，自然進入了他們的視線。經過長期觀察，中央特科把他列為重點爭取對象，由劉啞佛定期與之往來，陳賡、李克農等人也先后與他秘密接觸。

在這些接觸中，莫雄逐漸接觸到更系統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以及中國共產黨當時的政治主張。他后來回憶時講過一句話，大意是：在幾位中共黨員的幫助下，才真正理解到，共產主義對國家民族的意義，和孫中山倡導的三民主義有內在一致性。這種認識變化，并不是一夜之間發生，而是在沉淀多年、比較多種方案之后的理性選擇。

隨著理解加深，他產生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強烈愿望，并通過嚴希純向組織正式提出請求。這件事轉到李克農那里，經過慎重研究，組織并沒有立即同意。李克農給出的理由很直接：莫雄在國民黨資歷深、人脈廣，處在那一方陣營，反而更利于開展工作。如果讓他公開轉身，既容易暴露，又會損失一枚重要“棋子”。嚴希純如實轉達后，莫雄并沒有不滿，反而表示理解。可以看出，他對中共已經不僅是情感上的傾向，更有對組織紀律的認同。

1932年2月，蔣介石任命莫雄為上海稅警總團總團長。這支部隊兵力不算龐大，卻位于極其敏感的上海，將領要直接與金融、關稅、租界等復雜事務打交道。在這個位置上，莫雄先后多次營救被捕的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利用職權做了不少“從紙面上看不出來”的事。那幾年，白色恐怖籠罩上海，許多人悄無聲息地“失蹤”，能保住一些人的性命，已經意義重大。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略步步緊逼，1932年的淞滬抗戰讓上海戰火連天。面對外敵，社會各界抗日情緒高漲，但蔣介石卻提出“攘外必先安內”，把主要精力放在“剿共”上。這種做法令許多人失望，莫雄也在其中。他逐漸清醒地認識到，指望蔣介石全力抗戰并不現實，真正堅持“抗日到底”的力量，還是在共產黨一邊。心里的天平，已經開始明顯傾斜。

1934年，莫雄經楊永泰等人推薦，被任命為江西第4區行政專員兼保安司令，負責的區域與中央蘇區相鄰。上任不久，他便把嚴希純、項與年等中共黨員請到家中，開門見山地表明態度：“你們的主義可以救國強國，如果信得過我，就派些黨員來，同我一起干。蔣介石要我剿共，我要剿蔣?！边@種話在當時可不是“說說而已”，一旦傳出，就等于把腦袋放到案板上。

中央特科對他已有多年觀察，對他的政治立場和人品比較有把握，對此請求作出肯定回應。隨后，便有一批中共黨員被安排進入莫雄的轄區，有的在專署和保安司令部任職，有的潛伏到“南昌行營”擔任文職。莫雄一邊向上級呈送所謂“剿共”情報，一邊主動與紅軍配合，在自己管轄區域內制造“紅軍蹤跡稀少”的假象。蔣介石對他非常滿意，還特別下令嘉獎，稱他“剿共得力，全省考成績第一”。表面上，這是“功績”，背后，卻是共產黨人在關鍵關節上的布局。

值得一提的是，當康澤在南昌開設國民黨高級特務訓練班時，莫雄還動用人脈，將身邊三位共產黨員送進了這個班。就這樣，在完全不引人注意的情況下，一條隱蔽戰線慢慢打進敵人腹地，為后來一場關乎中央蘇區命運的較量，埋下了伏筆。

一、廬山密會與“鐵桶計劃”

1934年9月，蔣介石已連續發動數次對中央蘇區的“圍剿”。為了徹底“解決問題”，他在廬山策劃更大規模行動。10月初，一次保密等級極高的軍事會議在廬山召開，莫雄受邀參加。在這次會議上，蔣介石的首席軍事顧問提出了一個自以為萬無一失的“鐵桶計劃”。

按照設想，“鐵桶計劃”以瑞金為最終目標，多路部隊從四面八方合攏推進，在規定時間抵近，形成大包圍圈。每前進10里，就豎起一道鐵絲網，通過多層火力封鎖，把整個蘇區“裝”進一個密不透風的“鐵桶”里。計劃還準備調集大批軍用卡車，用于快速機動封堵，一旦紅軍企圖突圍，便馬上投送兵力攔截。從紙面上看，細致、周密、甚至帶著某種自信過頭的味道。

蔣介石對這個方案十分滿意，在會議閉幕時語氣強硬，擺出“一役定乾坤”的姿態，要求與會軍政長官全力執行。會場上，很多人也的確受到鼓舞，認為這一次可以徹底解決“心腹大患”。然而，在另一角落，一位沉默的將領正在盤算另一條路。莫雄很清楚，如果這個計劃順利實施，蘇區紅軍將面臨極其危險的境地。他能做的，不是與人爭辯，而是盡快讓紅軍知道敵人的打算。

會后當晚，莫雄立即行動，把涉及“鐵桶計劃”的全部文件拿到手中，交給了已由他安排到保安司令部諜報科工作的項與年。這一步，幾乎沒有退路。一旦泄露被查出，“通共”罪名足以讓他身首異處。項與年翻看文件后，明白事態嚴重，對莫雄鄭重地說：“莫大哥，我代表黨感謝你?！边@并非客套，而是一位隱蔽戰線工作者出于本能的敬意。

那一夜，項與年挑燈不息，用特制藥水在字典式的底稿中進行密寫，把計劃要點一一標注。他知道，每多耽誤一刻，蘇區就多一分危險。天亮時，整套情報才算全部處理完畢。隨即，他選擇路線，準備親自把這批資料送往瑞金。

途中情況遠比預想兇險。沿線設卡嚴密，盤查極為嚴格，年輕男子極易被懷疑為“赤黨細作”。項與年反復思量，作出一個幾乎要用痛感刻骨銘心的決定——用石塊砸掉自己的四顆門牙，再扯下大把頭發，把自己變成一副“流浪乞丐”的模樣。臉腫牙缺，衣衫襤褸，這種形象在檢查者眼中往往最不受重視，也最容易被忽略。他就是用這種方式，混過了一道道敵軍哨卡。

七天七夜的奔波后，他終于趕到瑞金，立刻見到周恩來和李克農等中央領導。面對瘦得變形、滿臉風霜的諜報員，周恩來安排人馬上照料他的生活起居，同時指示紅軍總參謀部作戰部門連夜把密寫內容全部譯出。那一批看似普通字典，實則濃縮了整個“鐵桶計劃”的關鍵細節。

有了這份情報，中共中央迅速作出重大戰略決策：不再固守蘇區，而是實施戰略轉移，向西突圍。這一決定，直接觸發了1934年10月16日開始的長征。蔣介石用心經營的“鐵桶”，沒有等來“甕中捉鱉”的結局，反而在紅軍機動穿插下處處出現漏洞。不得不說，廬山會議上的那份機密，從某種意義上改變了后續戰爭的走向。

1935年3月，莫雄奉命繼續“圍剿”紅軍。表面上，他仍是執行命令的保安司令；實際上，他暗中采取“緩兵之計”，讓部分留在當地的紅軍傷員和游擊隊有時間安全轉移。到了1936年2月，他又以布防截擊之名，故意給正在轉移的中央紅軍留出通道。試想一下，在那種高壓環境下，每一處“放水”都要掂量生死。

事情終究沒能完全瞞住。莫雄“讓路”的情況被部分人察覺，消息層層上報，終于驚動了蔣介石。蔣以“通共嫌疑”罪名，將莫雄押入南京軍法處監獄。那時距離他在廬山聽取“鐵桶計劃”，僅僅過去一年多。若非后來有人保釋，他很有可能就此死在獄中。1935年6月，他被保出獄，失去兵權，風光不再。但在他看來，最值得慶幸的一點，恐怕是紅軍已經在血與火中殺出重圍，并將新根據地扎在了陜北。

二、從合作抗日到“槍下留人”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國共兩黨在共同抗戰的大背景下再次接觸。莫雄和共產黨之間的聯系不但沒有中斷，反而愈發緊密。1938年，他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與葉劍英會面。葉劍英送給他一本《論持久戰》，這本書當時并不算易得的讀物，對于一個經歷過軍旅和政壇起伏的老將來說，內容頗具吸引力。通過閱讀與交談，他對中共的抗戰路線理解更深，對抗日勝利的前景也不再那么悲觀。

同年8月，莫雄出任廣東第23區游擊司令兼南雄縣長。這個職務雖不至于位居高層，卻掌握地方武裝，對支援共產黨活動極為重要。他上任后不久，便釋放了南雄監獄中關押的數百名共產黨人、紅軍戰士以及進步群眾，又安排其中一部分到自己的部隊任職。表面上，這是“寬大處理”，實際等于點燃了當地游擊力量的火種。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內部的權力斗爭再起，蔣介石在全國范圍內推動軍官退役，以排除異己。莫雄早就因為立場問題不被信任，這一次便被順勢解職。按理說，退休養晦也算一種歸宿，但他的命運顯然不會如此平靜。1947年底，宋子文出任廣東省主席兼行署主任，面對北江地區共產黨活動愈加頻繁，他又想到需要一個熟悉當地、能壓住局勢的“老將”，于是請莫雄重新出山，擔任英德縣長等職務。

這一回，莫雄繼續走了與主流不同的路。他利用職務之便，營救了一批地下黨人，又通過秘密渠道，從香港購入大約三千雙膠鞋，送給在山區轉戰的游擊隊。別看只是鞋子，在崎嶇山路上作戰，膠鞋對行軍、保暖、機動都極為關鍵。除此之外，他還借地下黨員劉強之手，將大批槍支彈藥和軍用物資源源不斷送往解放區。對共產黨來說，這樣的幫助相當實在。

長期的“反常行為”終究引起國民黨特務注意，有人向宋子文告發莫雄“有通敵嫌疑”。為了避免牽連更大，莫雄選擇主動辭職，離開崗位回到廣州。但流言并未因此停下。到了1949年，局勢大勢已去，有人更是將矛頭指向他。薛岳和胡長青等人認為他是“北江匪首”，在“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個”的邏輯下，胡長青下令：“莫雄，格殺勿論?！边@句話傳到莫雄耳中，他很清楚事情的嚴重性，只能帶著家人匆匆赴香港避險。

同年10月，廣州解放。到了11月，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書記葉劍英寫信到香港，請莫雄回內地工作。這封信，不只是個人邀約，更是對他多年來隱蔽貢獻的肯定。莫雄收到信后，很快動身返回廣州，準備與新政權面對面接觸。

見面那天，葉劍英握著莫雄的手，轉達了毛澤東的原話：“毛主席托我一定要找到你。他說，莫雄是我們黨的朋友、老同志，你一定要找到他。無論他過去犯過什么罪，一定要安排他的工作?！边@段話，說得不繞彎，態度十分明確。一個經歷過囚禁、被通緝、被拋棄的老人，聽到這樣的評價，即使再克制，心里也很難不激動。

不久，莫雄被任命為北江治安委員會主任。北江地區匪患復雜，既有舊勢力殘余，也有土匪武裝與各類雜牌隊。莫雄熟悉地形，又了解各股勢力的背景，很快利用自身威望穩定局面，對剿匪與安定社會秩序起到不小作用。這段工作，在公開史料上筆墨并不算多，卻是新政權鞏固地方政權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1951年，全國范圍內開展嚴懲不法分子的運動，一些地方在執行政策時，出現“寧左勿右”的傾向，個別干部對原國民黨軍政人員態度極為激進。就在這個背景下，華南地區有意見認為，莫雄曾多年在國民黨軍政系統任職，應當嚴懲，于是上報要求將其槍決。消息傳到葉劍英那里，他立刻意識到問題嚴重。在他的判斷中，莫雄是有重大功勞的人，不能簡單用“舊職務”來衡量。

于是，就有了開篇那通急電。葉劍英直接請示毛澤東，說明情況。毛澤東聽后給出明白指示：“立即阻止，莫雄對革命有功，要保起來?！边@句“要保起來”，其實相當于給了一個清晰的政治結論。有了最高指示，葉劍英馬上給華南分局辦公廳發電：“槍下留人，莫雄是功臣，趕緊釋放?！倍潭處拙洌岩粓隹赡茚劤傻脑┌赣采鷶r住。對當時那種緊張氣氛下的地方干部來說，這封電報也是一種警示：評價一個人的歷史功過，不能只看表面身份。

三、隱蔽戰線的終身抉擇

在脫離生死線之后，莫雄并沒有用“功臣”身份為自己謀什么特殊待遇。他繼續在原有崗位上工作，把精力放在地方穩定與社會治理上。1955年，他升任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第一副主任，同時兼任省政府委員、省政協委員。職位不算炫目，卻是實實在在參與公共事務的崗位。

同年春天，發生了一件頗耐人尋味的小插曲。莫雄的弟弟莫漢身在海外，受反共勢力影響，設想要以“莫雄出任反共救國軍司令”的方式，策動新的武裝對抗。他向莫雄發出聯絡，打著“兄弟同心”的旗號，想把這位曾經的國民黨將領再次拉回舊路。結果出乎他的意料，莫雄不僅沒有絲毫猶豫，反而堅決將這一情況向中央報告，表明自己立場和態度。對于親弟弟的企圖，他沒有半點包庇，這種做法，從一個側面說明他的政治選擇已經是不可逆轉的。

1956年前夕，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李克農受毛澤東委托，派人分別前往福州、廣州，將當年冒死送出“鐵桶計劃”情報的項與年，以及多次幫助紅軍轉危為安的莫雄，一并接到北京。那一年，國慶節的天安門城樓上，多了兩個并不起眼卻意義特殊的身影。他們不屬于那種在閱兵場接受檢閱的將帥，卻在更隱蔽的戰線上承擔過極重的責任。

此后二十多年，莫雄在廣州安靜度過晚年，依然保持著工作習慣，對自己經歷的許多秘密并不熱衷自我宣揚。1980年2月12日，他因病去世，享年89歲。數字背后，是一個時代的完整切面：從清末軍人，到孫中山麾下“功臣”，從國民黨官員，到暗中協助共產黨，再到新中國成立后繼續在地方任職，身份幾經轉換，內心的選擇卻越來越清晰。

回看他的經歷，有幾個地方格外值得琢磨。其一，在風云詭譎的軍政舞臺上，他幾次處在“順勢而行”與“逆流而上”之間，每一次關鍵轉折，大多選擇了后者。廬山會議后的那份情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意見表達”，而是拿性命做籌碼的決斷。其二，他對早年結識的共產黨人保持著高度信任，即便組織沒有批準他的入黨申請，他仍然自覺遵守紀律，按要求行事，沒有把“未獲準入”當作個人榮辱。

其三，新中國成立后，中央對這類人物的態度也頗具深意。既不簡單按“舊黨舊軍”一刀切，更不會因為其貢獻隱蔽就輕易忽略。毛澤東那句“無論他過去犯過什么罪，一定要安排他的工作”，既是對個人歷史作用的認可，也是對復雜歷史人物分類處理的一種原則體現。葉劍英“槍下留人”的那封電報，則在執行層面給出了具體回應。

隱蔽戰線的特殊之處，在于很多關鍵貢獻難以公開宣揚，往往要過了很久才逐漸被人知曉。莫雄這一生，既沒有耀眼軍銜，也不是家喻戶曉的名字，但幾次關鍵節點，他的選擇，卻悄然牽動了整個民族命運的方向。這種“不顯山、不露水”的力量，往往更考驗人的判斷與擔當。對這樣的人物，多一分了解，就多一分對那段艱難歲月的真實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