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街 | 中國制度優勢與科技創新融合有助于普惠金融發展

加快建成

高質量的普惠金融體系

編者按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擘畫金融強國藍圖，普惠金融作為金融“五篇大文章”關鍵一環，是服務高質量發展、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自2015年國家戰略實施以來，我國普惠金融已實現從無到有、從量到質的跨越，但服務對象量大面廣、風險管理難度大等挑戰依然存在。普惠金融核心在于“包容性”，兼具普及性、便捷性、可負擔性與商業可持續性，絕非簡單“扶貧式金融”，而是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制度安排。本期報道將深入解讀普惠金融核心內涵與政策定位，探討如何深度服務小微企業、“三農”等普惠群體，在數實融合、開放金融、供應鏈金融等領域持續拓展，為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更好地融入新發展格局提供更多思路。

■中國經濟時報記者 劉慧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為金融強國建設擘畫了宏偉藍圖，普惠金融作為金融“五篇大文章”的重要組成部分，須主動融入高質量發展新格局。然而，普惠金融服務對象量大面廣、風險管理難度大，如何使服務覆蓋面更廣、服務質效更高，更好防范風險?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就相關話題采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場研究室主任鄭醒塵，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蔡彤娟。

01

普惠金融的核心內涵是包容性

中國經濟時報：自2015年12月國務院印發《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以來，我國普惠金融從作為國家戰略落地生根到市場主體廣泛參與，信貸供給也提質增量。如何準確理解普惠金融的核心內涵和政策定位?

鄭醒塵：普惠金融的核心內涵是包容性，旨在促進共同發展，有以下特點。一是普及性。注重填補空白，為傳統金融服務難以覆蓋的弱勢群體和小微企業提供基礎金融服務。二是便捷性。促使客戶容易獲得金融服務。三是可負擔性。金融服務價格合理，在客戶承受范圍內。四是商業可持續性。業務收入應能覆蓋成本和風險。

發展普惠金融是國際共識，政策定位是基于包容性發展導向，為弱勢群體和小微企業提供可獲得、可負擔的存匯兌及小額信貸、保險等基本金融服務，解決生產經營的融資和風險管理等問題，增強自我發展能力。2005年，聯合國首次提出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概念時，尤其關注被傳統金融體系排斥的低收入人群、小微企業等，這具有重要的經濟社會意義。普惠金融服務對象量大面廣、具體情況復雜、風險管理難度大，依靠政府兜底的思路行不通，必須在市場競爭中謀求生存發展，政府在此基礎上給予支持。

由此，發展普惠金融宜走創新發展之路，在增收入、控成本、降風險等方面探索新路。例如，結合經濟社會數字化轉型，通過將服務嵌入相關交易場景增加收入;通過網上自助替代現場人工服務，更好地控制成本;利用大數據分析等新技術降低信息不對稱，更好地降低風險。

蔡彤娟：普惠金融是指以可負擔的成本為所有社會群體(尤其是小微企業、低收入人群、農村居民等)提供適當、有效的金融服務體系，其關鍵不只是“有服務”，而是“用得起、用得好、可持續”，涵蓋信貸、支付、儲蓄、保險等多元功能。

從核心內涵看，普惠金融強調三點。一是可得性，通過技術與制度創新擴大金融覆蓋面。二是可負擔性，降低融資和服務成本，避免因高費用將弱勢群體排除在外。三是商業可持續性，要求金融機構在風險可控前提下長期提供服務，而非依賴短期補貼。

從政策定位看，普惠金融是國家促進共同富裕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工具。一方面，它通過緩解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支持小微企業和創新創業;另一方面，通過金融服務下沉，縮小城鄉、區域和收入差距。同時，政策通常強調監管與激勵并重，如差異化監管、再貸款支持、數字金融發展等，以引導金融資源更公平高效地配置。

總體來看，普惠金融不是簡單的“扶貧式金融”，而是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制度安排，其目標是在市場機制基礎上，實現更廣泛的金融包容性。

02

提升普惠金融商業可持續性

中國經濟時報：國家圍繞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出臺了包括頂層設計、小微專項、“三農”與鄉村振興、數字普惠等多維度的政策。出臺相關政策背后的核心初衷有哪些?其希望服務于怎樣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

鄭醒塵：我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推進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共同富裕，都需要切實解決好弱勢群體發展問題。發展普惠金融是題中應有之義，服務于這些經濟社會發展目標，核心初衷是促進社會公平、經濟轉型以及共同發展。

《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以下簡稱《規劃》)，僅比《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發布時間晚一個月，兩者幾乎同時部署。《規劃》提出，普惠金融重點服務于小微企業、農民、城鎮低收入人群、貧困人群、殘疾人和老年人，提高服務的覆蓋率、可得性和人民群眾滿意度。做到這些，需要提升普惠金融商業可持續性，這是傳統模式諸多痛點的根源所在。例如，傳統金融服務存在排斥弱勢群體、服務空白點多、融資貴融資難等問題，其直接原因在于相關業務的收入難以覆蓋成本和風險，導致商業可持續性不足。

從時代背景看，2015年我國放開存貸款利率上限，完成利率市場化臨門一腳。同時，隨著電子支付迅速普及，我國金融業的電子化水平快速提升。根據中國銀行業協會披露，2015年銀行業電子化替代率已達77.76%，同比提高9.88個百分點，大型銀行已達90%左右;移動互聯網、大數據分析、云計算等數字技術在銀行業得到廣泛應用。這些為普惠金融創新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尤其是利用數字化技術推進服務下沉社區、削減物理網點成本和人工成本、準確評估客戶的還款能力和還款意愿，有助于更好實現收入覆蓋成本和風險，提高商業可持續性。

通過持續多年不懈努力，我國已建成大中小銀行共同參與、法規體系完備、金融基礎設施完備的普惠金融服務體系，實現了預期目標，電子支付等服務走在了世界前列。

蔡彤娟：國家推動普惠金融與金融共享的核心初衷，是讓金融資源更公平、更高效地服務實體經濟，尤其是過去被忽視或服務不足的群體。在本質上，這是對“金融應服務誰、如何服務”的再定位：不僅追求規模與效率，更強調包容性與可持續發展，使金融成為增進社會整體福祉的重要基礎設施。

從問題導向看，政策主要針對傳統金融的幾大痛點。一是信息不對稱，小微企業和個體經營者缺乏規范財務與信用記錄，難以獲得貸款。二是成本與風險偏高，銀行服務分散客戶的獲客、風控成本高，導致“融資難、融資貴”。三是覆蓋不足，農村和偏遠地區金融網點稀缺、服務單一。四是結構性錯配，金融資源更偏向大企業和抵押資產充足的主體，弱勢群體被邊緣化。數字技術(如大數據風控、移動支付)和制度創新正是為破解這些約束而引入。

從發展目標看，普惠金融服務于多個層面：在微觀上，支持小微企業成長與居民消費，增強經濟活力;在中觀上，推動產業升級與區域協調發展，促進城鄉融合;在宏觀上，有助于擴大內需、穩定就業，并為“共同富裕”提供金融支撐。同時，通過提升金融可得性與使用效率，也有助于降低系統性風險，增強經濟體系的韌性。

總體而言，這類政策并非簡單“讓利”，而是通過技術與制度重塑金融供給結構，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實現“更廣覆蓋、更低成本、更高效率”的長期目標。

03

在效率與公平之間

形成更穩健的制度安排

中國經濟時報：2023年9月，《國務院關于推進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提出，“未來五年，高質量的普惠金融體系基本建成”。對于普惠金融未來的規范化發展，您有哪些展望和建議?

鄭醒塵：未來10年到20年，是我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而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關鍵時期，也是我國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階段。我國科技進步日新月異，在越來越多領域從追趕轉為領先，包括經濟社會的數字化發展。我國經濟、科技、社會現代化進程，為普惠金融發展提供了良好環境，也提出新要求，需要普惠金融深度融入科技革命潮流和現代化進程，創新金融服務。

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具有制度優勢，將制度優勢與科技創新融合，有助于普惠金融發展。例如，合作經濟對社會主義有重要意義，我國為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和集體經濟，持續推進改革發展，其目標、舉措與普惠金融緊密關聯。推動農村數字普惠金融服務深度融入農村合作經濟發展，與國家支農政策形成協同效應，有助于促進共同發展。

蔡彤娟：面向未來，普惠金融需要從“擴面”走向“提質”，在覆蓋更廣人群的同時，提升服務的精準性與可持續性。重點應從單一信貸供給轉向“信貸+支付+保險+理財”的綜合服務體系，圍繞小微企業全生命周期和居民多層次需求，構建更完整的金融支持網絡。

在制度與監管層面，應強化差異化監管與風險分層管理，既鼓勵金融機構創新，又防止過度授信與風險外溢。完善數據治理與隱私保護規則，推動征信體系多元化發展(如公共數據與商業數據融合)，在提高風控能力的同時守住信息安全底線。此外，應優化激勵機制，如再貸款、風險補償與稅收政策，引導資金持續流向薄弱領域。

在技術與模式上，數字化將繼續是關鍵驅動力。應推動金融科技與實體場景深度融合，例如供應鏈金融、農村數字金融等，降低獲客和風控成本。但也要警惕“數字鴻溝”，通過金融教育和基礎設施建設，確保老年人、偏遠地區群體同樣能夠受益。

總之，普惠金融的長期目標是實現“可得、可負擔、可持續”的動態平衡。未來的發展不應只看覆蓋率和規模，更要關注服務質量、風險控制與社會價值，在效率與公平之間形成更穩健的制度安排。

總 監 制丨王列軍車海剛

監 制丨陳 波 王 彧 楊玉洋

主 編丨毛晶慧 編 輯丨鄒 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