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蜀道（上下卷）》自序：探索“一帶一路”的“本底”

探索“一帶一路”的“本底”

——《大蜀道(上下卷)》自序

易旭東 蔣光耘

探索未知,揭示本源。人類共同的心理結構。

人總有追根溯源的天性,總愛從遺址、文物中感受歷史的脈絡。社會的文化品位,都能借由遺址、文物考古等話題的反哺,得到提升。

社會整體文化層次的提升,使大眾具備相當的歷史審美,蜀道考勘不再被視為一個幽深、神秘、玄遠的小眾話題,而是以一種更加親民的形態,融入人們日常生活。

蜀道,交通遺存,文化景觀。

中國“古代陸路交通活化石”。

蜀道史同樣是“層累地造成”。歷經歷史長河的經年沖刷,大多數道路塵漬斑斑,也成為“層累”的歷史,與本來面目相去甚遠,先秦時期的蜀道尤其明顯。在稀缺的史籍文獻中,摘抉隱微,商榷正偽,將蜀道身上積淀已深的歷史漬垢逐層剝去,在“歷史還原”的方法論上,將蜀道從認識論的“夾縫”中拉出,復原古蜀道的靈魂。

翠云廊,具有更多的年代質感、文化向度與經濟維度。

一切劃時代的實踐,都是滿足時代需要的產物。

“一帶一路”,天下主義的實踐范本。

哲學原理中,規定多樣性的極限,多樣而不相對;經濟規律中,共享、共贏,一元而不絕對。身處民族國家時代的世界,為化解“文明的沖突”提供了可行的路徑。

“在記敘中追問,在追問中照亮。”

《大蜀道》 易旭東、蔣光耘 著 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圖源:讀者報強國號)

“還原歷史”與“道路倫理”

中國文化傳統并不僅是“史官文化”。劍門蜀道,巴蜀文化的內涵脈絡,三星堆、金沙城的底層邏輯,令人目眩神迷,一種系統性的陌生、驚訝,逸出了傳統歷史文化的認知框架,無論學界,還是大眾,在這些國寶面前,都可能會更謙卑、敬畏。中華文明原來在四川盆地、成都平原里,還有眾多我們“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玄機,這不僅極大提升了中華文明的豐富程度,還使世界從更開闊的維度來看待中華文明。

“還原歷史”通常來自兩個方面。

第一,書面記錄,如書籍、報紙、期刊、日記、信件、文稿、會議記錄等;第二,遺跡、遺址或遺骸。如陶器、錢幣、瓦罐、青銅器、界址與工具、器皿的碎片等。前者,古人有意識地選擇,用以傳遞重要信息給后代為目的的文獻記錄,借助于石塊、紙片等來實現。后者,無意識地傳承,可能存在洞穴、墳冢之中,甚至散布在民間。

本書記敘的蜀道,需要清楚遺址、文物、文獻與史料的記敘。首先是撰寫的時空,不是描述的時空;其次需要以“探古”的態度挖掘新聞價值,構建記敘時空的“點與線”。

學界關于成都平原區域經濟史、民族史的研究,基本以獨立單元分敘,缺乏一種整體性關懷、系統性研究。蜀道在國家化過程中的重要性、歷史的完整考古學序列,也長期被忽視。

目前,表現或反映蜀道相關內容的圖書,仍停留在物理層面的資料收集、整理、挖掘與校勘上。同時,四川、陜西、甘肅和重慶均“分而敘之”,各說各是,各唱各調,主要內容仍屬“學術論文”“閉環發行”的資料性編錄、新發現的支道遺址,供專家學者參考使用。面向廣大讀者的,有社會影響力的圖書,寥寥無幾。

《大蜀道》 易旭東、蔣光耘 著 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圖源:讀者報強國號)

《大蜀道(上下卷)》,是一部“中國西部交通史”,更是一部“民族地理人文史”,既是記敘先秦時期巴蜀地區道路的專著,也是梳理中國西部五千年歷史的發展圖譜,還是一部“蜀道文化”史。它詳細記錄了“成都人”“成都城”形成時的地理變遷,更細致描述了“治水”“筑路”中砥礪前行的“中國故事”。《大蜀道(上下卷)》更像是一部揭開巴蜀文化密碼的歷史、人文、地理大辭典,是具有創新性的、典型的百科全書。

古蜀文明的多維度闡釋。

我倆從地理環境、氣候條件、民族特征、文化交流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探究、現場考勘,結合道路遺址、史籍文獻、出土文物,在山川地貌、鄉情民俗、傳說口述中尋找歷史現場的蛛絲馬跡,將遠古的古蜀人、今天的四川人,用電影鏡頭般的特色語言,言簡意賅地描述出來;在縱橫交錯的歷史地理里,精確指明每個朝代的變遷繁衍,最后落點在天府成都。

“蜀道文化”會逐漸成為“顯學”。

蜀道的“大”,超越以往行政區劃、地理概念,具有文化、生態意義的“世界”意涵,不僅有物,而且有人。蜀道的世界性,不僅體現為空間的廣闊性、時間的連續性,還表現為要素的多元性、聯系的復雜性。蜀道的“大”,不再僅是歷史文化、政治制度展現的舞臺,更成為人類社會與外部自然“天人合一”的生存樣板(樣本)。

打破學術論文與大眾閱讀的壁壘。

民族與歷史的發展,絕然離不開地理環境和道路交通。

“道路倫理”的視域下,道路修建與生態敘事,對先秦時期四川史志的“空白”,通過蜀道探源進行有意識地“彌補”。“世界”并不僅是一個地理空間,還是一個土地共同體與文化區塊鏈。巴蜀文化,存在于世界之中,有人類、有動植物,有都市、有鄉村,還有礦產、山水與交通,即豐富多樣的產業鏈、供應鏈,展現出“和而不同”與“秩序共存”。

大蜀道的交通系統、道路遺存,是早期人類信息傳播方式、古代交通組織的杰出代表,保存著夏禹時期至今五千多年的豐富歷史信息、文化傳承,完整地記錄了人類交通發展、多元文明融合的歷史進程,不愧為人類交通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文明對話交流的結晶。這也從一個側面見證了古代中國政治制度的文明高度、政府規劃水平與管理能力。

既有先后,也有交叉。

大蜀道文化的接觸地域、擴散時間、傳播通道,遠超我們的想象。文化傳播的波浪,可能有多個波心、多次波動,向外擴散的漣漪,綿延不斷。金牛道上的成都平原、秦巴山地、三秦之地、成渝雙城,大蜀道上的川甘青古道網、川鄂陜古棧道網、川滇黔夜郎道網,中華民族歷史和文化萌發、定型和發展的重要舞臺之一,對古代與現代國家的形成、發展影響深遠。

“奏議宜雅,書論宜理。”

我倆倡導以胸懷情感觀照文明傳承,道路記敘需兼具雄渾、密實的雙重品格。通過大蜀道“德運終始”的興衰軌跡,串聯起從大禹治水、修路,到“周禮制序”的實施,再到“一帶一路”的治理智慧,揭示歷史循環中不變的“人性光譜”,重申“倉廩實而知禮節”的文明根基,承載“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使命,揭示歷史循環中不變的“人性光譜”。

在“流量為王”的社會中,錨定“仁義附焉”的精神坐標,具有特別保護、傳承與弘揚的價值。

源遠流長的巴蜀文明,蘊藏著中華文明的源代碼。

《大蜀道》 易旭東、蔣光耘 著 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圖源:讀者報強國號)

“情感考古”與“現實記敘”

“文脈”,既在文獻史志、博物館里,屬于學術意義上的梳理,也埋藏在每個人的心間。看似“沉默證物”,實為“固定”的每個歷史時段的情感流露,在蜀道文化的“表達”里,再現熟悉而陌生的“五丁精神”,尋找到自己情感的“固態”。這種數千年以來的代代相傳的情感“共鳴”,正是蜀道文化根脈“表達”鮮活的體現。

“情感考古”是追溯文化根脈的方式之一。

“同一時期有地方特征的文化共同體。”

三個核心要素包括:時間一致性、空間共同性和特征群體性。

通過文物、工具、建筑等實物遺存界定。

三位一體。地理約束、技術突破、文化互動與觀念演變的動態結果。

基于蜀道遺址、博物館遺物的“能指”“所指”,提煉出分層符號體系。

生態環境層:生物、地理、資源等基礎符號,是文化體系的基石。技術經濟層:生產、生活、貿易相關符號受生態層制約,影響上層建筑。社會組織層:宗法、等級、政治符號反映社會秩序觀。意識形態層:審美觀、宇宙觀、生死觀符號是文化核心意涵。

“情感考古”,類似于考古學文化中的分層闡釋與體系建構。通過劃分文化符號層級、分析各層級邏輯關系,形成結構化的文化解讀框架。就蜀道文化研究而言,具體表現在這部作品中,形成“生態環境—技術經濟—社會組織—意識形態”四層符號體系模型。遺憾的是,我們學養不足,功力不夠,邏輯還不夠清晰,不能達到一讀就懂的狀態。

“情感考古”,需清晰辨別不同年代的道路沉積,不能隨意擾動。不同土層對應不同年代的倫理、人文,唯有如此才能厘清歷史脈絡。

在蜀道上,杜甫的悲傷、離別,李白的驚嘆、牽掛等情感,是一代又一代詩人、作家在文學書寫中,不斷沉積、積累、豐富而成。從最初對蜀道簡單的表述,到如今逐漸豐富、細膩的記敘,都是前人的聲音在我們血脈中的回響。

我們借助這些蜀道文化的符號,來表達甚至生成自己的情感。

需要“在現場”進行物質遺存的當代解碼與道路的代際情感傳遞。我倆都是“老記者”,從文字記者到電視記者,“現場調查”是我倆的職業本底,一直期許如當年做“調查記者”一般,說走就走,想跑遍大蜀道及其支道,甚至再去波斯“御道”——中東版金牛道、阿庇亞大道——歐洲版秦直道,再走進西北走廊,深入嶺南走廊。無奈,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本做不到。

離開祁連山脈,進入秦嶺山脈,從多民族交匯地,再到周人發跡地,感知兩個不同地理單元,體會地情與文化的關系,感知道路與人類的和諧。

多年來,我倆無數次往返于大蜀道的支道上,行走于古人曾穿行的大道小徑,歷經史前雛形、漢唐繁榮、明清延續至現代轉型,見證了南北文明交融與交通變革的隴蜀古道。大禹父子、氐羌先民開辟的原始通道,用于鹽茶馬貿易與彩陶文化傳播,由嘉陵道、祁山道、陰平道和迭潘道四條古道組成。

嘉陵江上游支流。由隴入蜀,流域的主要孔道有西狹棧道、青泥棧道……

綿延隴東,蒼涼周原。天水秦州,禮縣西犬丘;秦皇故里,秦嶺西漢水。

先北上蘭州,后南下隴右走廊,至川甘陜交界處,探勘“大蜀道”之“甘路”,周秦文化與古蜀文化的交流、碰撞。從河西走廊到隴右通道,地情地望,刀光劍影,世界史、中國史、氐羌史,不期而至,頓生親切。

青泥河,成縣東河、南河匯合后入飛龍峽,流經青泥嶺峽谷段,河水左沖右突,由北到南,縱貫縣境一百一十多公里,由北向南,至陜西略陽白水鎮,注入嘉陵江。

“情感考古”的意義,在于探尋民族與個人的精神根脈。

經典文本。借用考古學的方法,挖掘情感符號在歷史文獻中的起源、演變,強調情感并非天然形成,而是通過詩文、圖刻、文學創作等文化實踐逐步建構、傳承。

通過對大蜀道物質遺存的分析,探討社會情感表達與文化觀念的關系。

聚焦“原境分析”,強調蜀道物質遺存的空間關系、使用場景對情感解讀的重要性,結合史志文獻與考古現場、博物館文物,構建情感表達的雙重證據鏈。

我倆試圖將“情感意圖”,通過考勘道路材料證實,跨學科理論融合,整合文化人類學、道路交通學等多學科理論,解析家國情感在道路代際與社會層面的傳遞機制。

通過解構道路敘事、沉默證物與文獻記載,揭示朝代更替與情感的代際傳播,“集體潛意識”在后代中復現,量化道路“情緒溫度”,構建情感傳遞的可視化“距離”。

分析蜀道的走向,路段、支道等的命名,以及空間布局,視為情感壓抑或釋放生理化表現。發現“道”與“意”的對應關系,家國敘事撕裂與寫作個體心理的關聯,將物質遺存轉化為“能指-所指”系統,實現從“遺址描述”到“意義闡釋”的躍升,為文化保護與傳播提供框架,形成蜀道文化物質、制度、行為、精神“四層模型”。

各層級相互關聯,從具體到抽象遞進,形成“一主多元”的文化體系。通過分層解析,系統性優化文化建設路徑,可視化傳播與活態傳承,增強文化認同的心理共識。

考古道路遺存與研究博物館文物,不僅是歷史載體,更是情感表達的“固態化文本”,需結合原境與文獻解讀,與表觀“沉默證物”和傳說等非文字材料的結合,為情感的代際傳遞提供生物、心理雙重解釋,推動情感研究從反敘事寫作的半定量定性,走向公眾參與的創新路徑,將蜀道文化“故事化”“影視化”。

實現學術性與可讀性的平衡。

1985年5月,本文作者之一易旭東(前蹲者左)與同學從長江入大寧河考察留影。

“四十年情結”與“四年成稿”

“椅子研究”與“田野考勘”結合。

媒體的從業背景,讓我倆有了追問、勇于接觸道路文化特質的共性。

做媒體前,都是“文青”,易旭東甚至已經發表了八篇(部)中短篇小說、七篇學術論文。至今,仍具有寫“網文”10萬+閱讀量的“基本功”。新聞無法安放對“舊聞”的追記、文化特質的探索,“田野考勘”因其自由、紀實的特征,恰好能讓我倆揚長避短,舒展個性,畢竟比作家、詩人懂追問,比記者、學者會寫作。

享有媒體資源帶來的諸多優勢。相對于作家、學者要花時間、金錢去考勘,記者型作家經常能利用出差時間積累的經歷、素材,時間和經濟成本相對而言更有優勢。

進入人工智能時代,世界就變小、變薄、變得無趣。

通過深度的記敘,把蜀道雙向地“讀厚”“讀淺”。

試圖以“有形”去追問“無形”。

即便是蜀道的同一路段,在不同人的視角下,呈現出的樣貌也大為不同。本書不僅不是劇透,反而可以增加對世界多元性的理解,為我們的閱讀疊加不同的視角、厚度。

蜀道掠過的不只是文化遺址,而是轉型中的中國的歷史切面。在戰亂中,用詩意的文字記錄著松茂古道的經濟交流、文化融合,敏銳捕捉著日常生活里的趨勢變遷。

既是新聞也是史詩,更是不同時代的人性、文明。

開創一種獨特的新聞、影視文學風格,去“模糊”歷史與文學的邊界。

記敘一個國家在高速現代化中的歷史文化沉淀。

“見微知著”。有溫度的社會學、含理性的交通學田野調查。將歷史考據、文化分析和個人考勘完美融合,記者的觀察力、作家的細膩感知、影視編劇的立體具象與破圈的學科研究相結合。既追求宏大敘事,又專注于日常生活的肌理。

1985年5月,本文作者之一易旭東從長江入大寧河考察留影。

“大蜀道”涉及川、陜、甘、渝及鄂、湘、黔的遺址現場考勘、采訪,跨區大、路途遠、時間長。在近二十年中,我倆在研究、寫作前,將文中涉及的“蜀道”少則1次,多則5次,到了現場進行考勘、采訪。

從2021年6月開始寫作,至2025年2月完稿。

1984年,易旭東調入《成都工人報》的前兩年,應四川省建委之邀代表成都市建委主管的《現代城鄉報》,就從成都到廣元、綿陽一帶考勘、調研,足跡遍布廣元、青川、梓潼、劍閣等地,在廣元到陜西漢中——金牛道采訪近20天。

1985年,易旭東與五個大學同學深入長江三峽的小三峽,從巫山到巫溪,考勘、采訪貫通川渝陜鄂湘黔的“巫鹽古道”,以大昌古城為根據地,徒步大寧河棧道……

2021年,在《成都傳?雪山下的公園城市(上下卷)》出版時,寫作《大蜀道》就已準備成熟,并提前預告(見該書封底),我們向成都市金牛區作協作了專題匯報。

2022年5月,正式提出寫作計劃并得到金牛區作協大力支持。

2023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實地考察三星堆遺址、翠云廊古蜀道,返京途中,參觀漢中市博物館有關歷史文物展陳。此后,蜀道再次成為歷史文化的熱點地區,成千上萬的專家、學者、作家投身研究、寫作,高等院校、研究機構也紛紛組建團隊,力圖產出研究成果。領會精神后,9月18日完成第一稿。

2024年5月10日,作者易旭東(右)、蔣光耘(左)考勘青泥河棧道時,在甘肅成縣杜甫草堂(又稱杜公祠)留影。

2024年4月,我倆擔任了講述甘肅隴南地區鄉村振興的“新文旅電影”《亭亭鳳凰臺》的編劇工作,利用劇組采風、勘景的契機,連續兩個半月,再赴四川廣元、南充,陜西漢中、寶雞,甘肅天水、隴南等地現場考勘、采訪古蜀道,完善了《大蜀道》的一些內容,金牛區作協提出修改意見后,我倆重新修訂文稿。

2024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又先后考察陜西寶雞、甘肅天水。我倆再次學習、領會總書記的文化思想,按照出版要求,修訂“謄清稿”。

從2020年6月寫作《成都傳?雪山下的公園城市(上下卷)》、2022年6月寫作《三千年前的“雙城記”——從“三星堆”到“金沙城”(上下卷)》時,就已確定研究課題、寫作提綱,擠出時間,自費考勘、采訪還沒有去過的路段、遺址,一直持續到2024年9月。

考勘、采訪前后四十年,研究、寫作四年成稿。

每當踏上古道,時不時會熱血沸騰地追問,腳下的路,是無數先民踩踏漸成的古道嗎?當一天的第一縷陽光照在大地上,有多少血淚在這條古道上灑過?

用心聆聽天籟般的聲音,目送絕塵而去的影子,我倆在朝陽下彷徨,來去如天際的浮云,流轉似水的眼眸鎖不住那片身影,問天際的云,歸宿在何路旁?天野遼闊,可有心中的方向?甚至忘記是戰天斗地的“五丁”修鑿的金牛道,“五丁精神”依然有存在的價值;在松茂古道上的松州城前那一瞬――我倆只愿與蜀道相融在這里……

金牛道、松茂古道兩邊的建筑,已不是曾經的模樣,只有“綠野仙蹤”般的治愈景色的翠云廊還能還原歷史。沉默中將古道漫溯、追憶,唯恐喧嚷打攪古道的沉默。

歷史因精神而生動,人類因精神而偉大。

跨領域的主題探索,多學科的知識整合,既有學術深度,又通過文學、影視化語言增強傳播力,以“沉浸式”敘事還原古蜀生活場景,吸引公眾關注專業考古成果。

志在探秘、解謎,蜀道至少四千年的“歷史文圖”。

2024年5月10日,作者易旭東(右)、蔣光耘(左)考勘青泥河棧道時,在甘肅成縣杜甫草堂(又稱杜公祠)留影。

“情感抒寫”到“客觀記述”

本書類似于《蜀道傳》,本質是“記述”,而非“創作”“論述”。客觀、準確、全面地保存歷史信息,為研究者、影視創作者提供最可靠的原始資料。“創造性”體現在科學地設計結構、合理地組織材料、清晰地表述事實,不是藝術創造。明顯不同于歷史文學創作、學術專著撰寫,試圖融入的個人觀點、文學想象或學術論證。

避免大量使用文學性描寫、心理推測,缺乏關鍵數據與事實支撐;大蜀道傳記充滿抒情與贊美,近乎報告文學;在記述歷史事件時,避免摻雜個人評述,破壞客觀性。

文學創作講究起承轉合,學術論文強調論點論證。

作家轉型學者,常無意識地將小說結構、論文框架帶入,導致分類標準不一,層次混亂;學者轉型作家,容易帶入艱澀的術語、復合句冗長,影響志書的普及性。

作家轉型者常著眼于生動場景而忽略關鍵數據。

學術轉型者可能長篇論述意義而遺漏基本事實。

作家研究,大多在現有資料庫中搜尋所需材料。

學者寫論文,習慣在相對明確的文獻范圍內進行挖掘。

面對上述困境,若要實現向優秀讀志、用志的華麗轉身,必須自覺地進行一場系統性素養修煉,從“歸零”之心到謙遜、敬畏,重新進入一個全新領域。拋棄自己所熟悉的創作規律、學術范式,在新的領域必須破除過去的“路徑依賴”,跨越“認知凝滯”,從“中老年”回歸“青少年”,持續進行范式創新。

2024年5月10日,作者易旭東(右)、蔣光耘(左)考勘青泥河棧道時,在甘肅成縣杜甫草堂(又稱杜公祠)留影。

人類學的“參與式觀察”、接近田野調查。不同的是,如果以非虛構寫作的標準來衡量,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強調突破空間上的距離。心理的距離,卻更難突破。

讀者始終能感受到研究者、寫作者在心理上的疏離。

為大眾寫作,就得寫得清楚,寫得有趣。

相輔相成,沒有必要在準確、優美中二選一。

不能意識到一個個活生生的讀者存在,文字生于書頁,也將死于書頁。

見識、知識和經歷,還要有對語言的非凡掌握作為發聲的工具。

世間無窮事,化為筆下的蜀道則需要創新的表達與理解。

記者、作家、影視編劇、學者轉身非虛構的蜀道前世今生的書寫,既不是調查記者的延伸,更不是簡單的職業調整,是一場從“我手寫我心”的個人表達,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大眾書寫的深刻轉變;從追求藝術真實、學術創新的“有我之境”,進入追求歷史真實的“無我之境”的艱難跋涉。

這條路,布滿認知的荊棘、專業的溝坎。

一旦上路,攜帶著歷史的真實性、文學的敏感性、新聞的即時性,畫面的影調性能使其更善于捕捉蜀道文化的神韻,學術訓練能對復雜史料進行邏輯梳理,將不再是單純的作家、學者,而是成長為深諳蜀道文化血脈,以獨特的復合型優勢,實現從“情感抒寫”到“客觀記述”的精準切換。為賡續中華文脈、服務當代發展作出不可替代的貢獻。

不用圖片,回歸文字的美,居然與編輯不謀而合。

固有樣態。如今,蜀道一類的圖書,基本都大量使用圖片,強化真實性。

漢字的形、意之美,契合現代審美。從甲骨文的象形到楷書的規范,漢字在數千年演變中保持了“方塊字”的二維空間特性,形成復雜而有序的結構之美。

漢字有義,一字即一詞,一詞即一義,但常可轉注、假借。閱讀中,往往僅一瞥,即可得義;即便偶爾會義,也立即想見漢字的形、音、影。在文化交流中,漢字可以幾乎同時激起人們對形象、視覺的空間、運動、聲音、聽覺的時間和意義、領悟的信息,三方面的記憶、想象和直覺。

漢字不僅是象形文字,不僅有象形(具象),而且有想象(聲音、會意、轉注)和抽象(指事、假借)。藝術化文字——漢字,兼具具象、想象和抽象三者為一體。

沒有圖片,必然要面對“讀不懂”的質疑。

傳統套路,就寫學術論文,或科普文章,在網上流傳最廣的肯定是那種讓讀者心里感慨:“寫得好,寫出我心里想的。”讀本書,除了讀出“釋疑解難”,能不能還讀出點原本沒想到的東西。作為作者,還要敢于創新,將史志與文學融合,道路與經濟鏈接,努力向文學世界的前沿靠近,向未知的深處開拓一下。

“配置圖片”“容易讀懂”,不是記敘蜀道、蜀道文化的標準。

哪怕讀兩遍還沒有完全“懂”,仍能有收獲。比如,看語言、句型的創造,詞語的搭配;古老的蜀道還能寫成“新聞大特寫”“微影視腳本”等。一讀便懂,是新聞通稿、科普文章、穿越小說。“讀得燒腦”,是因你不熟悉的學術價值,能讓你讀得“惱火”,也算起到作用。“燒腦”,說明蜀道文化的信息激發了你大腦內的多巴胺。

作者易旭東與編輯交流

壓迫性的思考,視覺性的追擊。

再次閱讀,也是一種能量。

具備了更多的思考和深度。

期許讀者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達到一定的效果,即便一點點。

往前走,不是前方夢想的微弱光芒,而是身后現實的如履薄冰。

依賴的是一顆不忘良心、初心的平常心:常懷一顆笑對人生冷暖的平常心,就有圓融豐滿的喜悅常相伴隨。幸福似穿鞋,松緊自明;幸福如喝水,冷暖自知。

快樂是生理,幸福是精神。

經歷、努力、兢兢業業,就是成功者。

活得有趣,寫得有味,讀得有“感覺”,才是最好的人生狀態。

作者簡介

易旭東,資深媒體人,曾在多家報紙任副總編輯。知名學者型紀實作家,西南財經大學西財智庫特聘資深研究員,成都文學院簽約作家,天府文化學者,北宋人物史研究學者,電影、電視編劇。在國內外報刊發表紀實作品830萬字,近50篇作品獲各種獎項,200多篇文章被《新華文摘》等權威文摘報刊選用,成集出版,收入文庫。

《成都傳?雪山下的公園城市(上、下)》,2022年3月由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獲李劼人文學獎;《三千年前的“雙城記”——從“三星堆”到“金沙城”(上、下)》2023年11月由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發行,獲首屆金芙蓉文學(報告文學)藝術獎。與蔣光耘合著《大蜀道(上、下)》2025年12月由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與蔣光耘合作編劇院影電影《亭亭鳳凰臺》2025年12月國內外公映。

蔣光耘,四川大學新聞學院畢業,魯迅文學院首屆文學創作研修班學員。知名影視劇策劃,編劇,電視編導,資深媒體人,成都文學院簽約作家。四川省作家協會、四川省電影家協會、四川省電視藝術家協會、四川省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曾任新華社四川分社《蜀報》、四川有線電視臺、成都電視臺責任編輯、記者,多部新聞、文學作品獲全國、省、市各類政府獎項。

拍攝的紀錄片《降初拉姆》獲“國際山地紀錄片節”提名獎;擔任電影《劉倫堂》《情定紅海灘》《成都故事2021》策劃;擔任電影《風起秋浦河》《亭亭鳳凰臺》總編劇,創作的電影劇本《國旗飄飄》獲中國電影家協會“根親中國”最佳劇本大獎。

特別提示

轉載請注明:“來源:方志四川”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作者:易旭東 蔣光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