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場漫游，孕育新型公共生活形式

當代城市生活中，“獨處”“獨居”“獨身”等詞被頻繁用以描繪個體的生活乃至生存狀態，似乎預示著原子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趨勢。然而，在習慣于此種表述的同時，有必要進一步思考：這種看似自主的原子化狀態，在多大程度上源于個體的真實意愿？又是否必然成為現代化過程中的結構性現象？對于上述詰問，如果嘗試調轉視角，不再“苛責”個體，而是將目光轉向與之相對的公共生活維度，或許能夠提供一種解釋。

商場，作為城市生活的重要公共空間，在過去數十年中經歷了明顯轉型——從功能單一的傳統百貨到萬達、合生匯等“體驗式”巨型綜合體，核心變化在于從純粹的經濟場域發展為滿足復合需求的平臺，其典型、復雜性足以作為公共生活的一個觀測點。這種集娛樂、餐飲、文化等活動于一體的“一站式”形態，讓人聯想到中世紀歐洲的市集廣場（如英國約克），它不僅作為商品交換的經濟中心，也承載著節日慶典、行會活動、街頭戲劇表演等多種公共功能。二者雖時空迥異，卻共享著同樣的空間邏輯，即通過功能的聚集，將異質的社會行為納入同一樞紐，為個體提供停留、彼此相遇與互動的可能，并由此形成連接與認同。

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存在的大型商場中，“人”究竟占據什么樣的位置？從不同學科角度進行分析，得到的答案或許不盡相同。建筑學者于雷在《空間公共性研究》一書中指出，隨著大型購物綜合體的建立，“在商業廣場的行為與商業行為愈發等同，人們受到商家逐利的目的導向機制作用，不知不覺中受到規訓，從本質上來說，其真正意義上的公共性已逐漸瓦解”。換言之，人在商場中淪為經濟系統的附庸。這其中隱含著兩個邏輯，即市場處于高度的主導地位，并對舊有的、類似于傳統集市的文化進行了近乎絕對的切割。但市場真的如此“密不透風”嗎？對此，我們可以追溯到中國現代城市書寫的代表作——茅盾的《子夜》（1932年），其中“老太爺進城”的描寫曾被學界重點關注和分析，這部作品在1981年被桑弧、傅敬恭導演拍成了電影，經電影鏡頭進行視覺呈現更能產生一種直接的感受：隨著車輛的移動，物以壓倒性的姿態向人涌來，而靜止不動、雙眼圓睜的人是被壓迫的、喪失主體性的承受者，吳老太爺和物構成了對立的二元關系，中間沒有他者，視野中唯一出現的也是與物同謀、在物的擠壓下“變形”的他者。

《子夜》反映的時代過去了已近百年，而城市中人與物、人與人的互動關系是否變得更豐富多元，起碼人在面對商場中涌來的物時能不能做到更加“從容”？以人為主體，就其在商場中主要承擔的消費、觀看、閑逛幾類行為而言：消費是策略性的，而觀看和閑逛卻形成了另一種互動。“逛”指無目的散步、消磨空間或在某地逗留，觀看則包含于其中，包含著人與人之間的互相觀看和自我展示。作為一個在任何日常時間（指周一到周日，早晨到晚上）都曾經去過商場的人，我發現商場無論何時都會有或許可以稱為“閑逛”的人。本雅明所說“都市漫游者”的游蕩，是一種觀察、思考并與城市現代性經驗對話的方式，而當下的“閑逛”則可以看作“漫游”以某種變體為形式的復現。許多人走入商場并非有明確的購買目標，而是將其作為打發時間、觀景觀人、感受氛圍或單純“出來走走”的場所。在這一過程中，人與人之間形成了另一種基本的互動，即非功利性的、偶發性的交往。這種交往可能短暫和淺層，例如擦肩而過時眼神交匯、對他人衣著或行為的無聲觀察、公共座椅上短暫并肩等，即便如此，這類弱聯系的、瞬間的互動，也構成了韓炳哲描繪“倦怠社會”中過度關注自我績效之外的另一種“松弛的共在”。

目下現代商場早已不滿足于僅僅容納各位商店，而是積極引入并整合各種功能。以上海楊浦區五角場的活動為例，其舉辦的活動包括但不限于小型主題藝術展、圍繞特定IP的推廣、入駐品牌品鑒會、社群聚會、主題快閃等。這類活動的特征在于它開始以興趣、文化或體驗為紐帶，而非將消費作為唯一目的。費孝通所說基于地緣、血緣為紐帶的傳統強連接在高度原子化的現代都市已明顯減弱，而基于共同興趣、品味和生活方式而產生的“趣緣”認同正日益重要。一個人來商場參加快閃活動，首先是出于對某類事物或某種潮流的興趣，即使可能發生消費行為，或主辦方舉行這一活動的根本目的是為拉動、刺激消費，但驅動力與實際達成的目的中包含的興趣與互動也已無法忽略。參與商場公共活動的優點在于，個人得以暫時懸置在私人領域、甚至可以（有意識擱置）在經濟領域中的功能性角色，從而進入一種以趣味、共識為導向的交往活動，在這樣的情景中，不僅能維系和鞏固人與人之間建立在相似興趣上既已存在的共同意識，又能激發個體的特殊經驗、差異性視點與情感體驗，使人在潛移默化中被影響和改變、走出和打開。此外，如果能進一步加入理性的吸納、轉化、總結，這些交往中便可能產生新的共同觀念，由此形成既包容差異又存在動態整合的理想公共空間。現代商場的社群活動、集市活動正滿足了人通過物的連接與陌生人交往的愿望，并如社會人類學教授項飆在《你好，陌生人》中所說，與陌生人交往“交往的是你自己對原來生命經歷的調動，交往的是更具體的場景，是對這個場景更深入的閱讀”，從這個層面上看，物賦予了人與人交往和調動生命經歷的動力，也使無意識的、非學術的小的共同體的建立成為可能。這提示著我們，公共生活的重建并不一定要在消費空間之外“另起爐灶”，而是也可以在認識到其局限性的前提下策略性地加以利用、調整，激發出這些現有空間內的交往潛能。

將話題收束回商場和公共空間。從人的閑逛、觀看、偶遇中衍生的淺層交往，到各類集群、活動中構建的“趣緣”連接，可見，商場作為城市中的重要一隅，其公共性作用發揮的深遠可能之一，正在于從為陌生人提供同一空間下共處的場所，發展或生發出促成基于趣緣而聚集的平臺，這或許正是其能夠保存中國鄉村或中世紀西方傳統集市某類功能，并超越其散漫交往，孕育新型公共生活形式的潛能所在。這也暗示我們，公共空間的活力，并不一定在于當下現存怎樣理想的“烏托邦”，而更在于如何能在已存在的、甚至是逐步發展壯大的、占據了優勢地位的空間中實踐出新的、富有力量和生機的交往形式。

（作者系同濟大學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