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里·哈希姆,翻譯/鯨生】
2022年俄羅斯進攻烏克蘭時,全球除軍界之外的絕大多數人從未聽說過伊朗的“見證者”(Shahed)無人機。世人真正認識它,是要通過社交媒體視頻里那陣低沉的嗡鳴聲——以及成群結隊的廉價無人機掠過烏克蘭戰場上空的畫面。這種無人機精度不高,技術也談不上先進,但其優勢就在于一點點地消耗對手的防空系統。烏克蘭官員稱其為“惱人的飛蟲”,是一種意在拖垮防御方而非一擊制勝的武器。
對西方各國首都——尤其是華盛頓而言,伊朗決定向俄羅斯提供數千架此類無人機,標志著其大戰略的一次轉折點。2022年維也納的核談判期間,幾位西方外交官曾私下對筆者透露,德黑蘭已經跨過一條“無形的紅線”,展示出其準備好在遠離自身邊界的沖突中塑造局勢的意圖。
但對伊朗而言,這場戰爭帶來的結果卻截然不同。烏克蘭成為一個試驗場。俄羅斯在戰場上通過艱苦作戰積累的改進經驗,反過來提升了這款無人機的作戰效能,擴大了其打擊范圍和影響力。
這傳遞出一個清晰的信號:伊朗已經開始打一場全新的戰爭——側重于耐力,而非掌控。過去數年來伊朗與以色列的多次對抗中,這一思路已經被證明行之有效。伊朗通過無人機和精度較低的導彈淹沒了以色列的多層防空攔截系統,使得威力更大的導彈能夠擊中目標。
如今,隨著美國在伊朗周邊增加軍事存在的同時,又釋放出試探性的外交信號,這一經驗教訓顯得前所未有的重要。當前危機正迅速升級,局勢已越來越像2025年6月之前的那幾周——當時,在華盛頓與德黑蘭即將展開新一輪核談判之際,以色列突然發動了最新一輪對伊戰爭。
彼時,伊朗的談判策略相當清晰:可以接受“零核武”,但若對方要求“零鈾濃縮”,協議就無從談起。而美國則抱著截然相反的前提坐上談判桌:“零濃縮”才是真正通往確保“零核武”的唯一可接受路徑。這種分歧不僅是技術或意識形態層面的爭論,而是雙方對“穩定”的定義本就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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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2月22日,伊朗外長阿拉格齊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節目專訪時強調,若美國發動襲擊,伊朗作出回應是合法之舉。 視頻截圖
自那時起,情況幾乎未曾改變。伊朗仍在日益加劇的軍事壓力下進行談判。伊朗領導人不斷重申,外交可以避免戰爭爆發——正是2025年6月空襲開始前他們掛在嘴邊的話。與此同時,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不斷警告伊朗,他們僅剩幾天時間達成協議,否則軍事行動將隨時啟動。
在華盛頓,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質疑:一次“有限打擊”能否在不引發更大規模戰爭的情況下迫使伊朗做出讓步。但這種想法或許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假設之上。戰爭從來不會完全按事前計劃推進;只有當交戰雙方都有意控制沖突規模時,戰爭才會是有限的。而眼下,這種共同利益似乎已經不復存在。
近期,伊朗最高領袖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已經擯棄過去的“戰術克制”,開始使用“透過卡爾巴拉的視角進行對抗”的措辭。這指的是什葉派的核心典故——伊瑪目侯賽因寧愿殉道也不肯屈從于暴君的故事。
對于外部受眾而言,這類引用可能僅具有象征意義。但在什葉派的政治意識當中,卡爾巴拉代表一種道德和政治準則。它意味著在面對生存威脅時,選擇抵抗而非妥協,并將此神圣化。“寧可站著死,絕不跪著生”的觀念,挑戰了美國基于等比例回應和強迫性外交的邏輯。
通過影射歷史上的暴君,如葉齊德、寧錄和埃及法老,伊朗最高領袖明確表示,這個伊斯蘭共和國的合法性日益建立在抵抗而非屈服之上。從這個角度看,美國的一次有限軍事打擊不會被視作實力的展示。相反,它會被認定是一次攻擊,必須通過予以回應來維護道德上的正當性。并且,與以往的襲擊不同,這次旨在挽回顏面的回應將使局勢更加惡化,尤其是在其后接續一場失衡談判的情況下。
在華盛頓看來,軍事施壓是一種外交籌碼;而在德黑蘭眼中,沖突越來越被視為一場關乎意識形態存續的挑戰。雙方或許根本不在同一套戰略語言體系中對話。
近年來,美國的軍事策略強調“可控武力”與“懲罰性打擊”,目標是在不升級沖突的前提下恢復威懾效力。此前在委內瑞拉和敘利亞的軍事行動強化了華盛頓方面的信心,即通過精準打擊與信號傳遞可以管控沖突升級的節奏。
然而,伊朗所面臨的戰略環境截然不同。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曾形容,戰爭本質上是一場充滿摩擦的活動,不確定性逐漸積累,令簡單的軍事計劃變得復雜且面臨難以預測的事件。一旦以“生存威脅”為理由啟動沖突升級,升級的邊界就會愈發模糊。
伊朗并非可以通過一次打擊就“斬首”的非國家行為體。它是一個幅員遼闊、軍事能力分散部署的國家,這使得沖突升級難以被外部力量完全掌控。其不斷擴充的武器庫正是圍繞這一理念打造的。“見證者”無人機項目體現的正是一種依靠持續消耗而非精確打擊的戰爭策略。除彈道導彈與巡航導彈之外,伊朗還擁有網絡戰能力、對波斯灣海上要害施壓的手段,以及遍布地區的盟友網絡。伊朗的威懾體系強調“橫向升級”——戰事在多個戰區擴散,而不是沿著單一軸線不斷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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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2月17日,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海軍軍演的主要階段在霍爾木茲海峽展開。 IC Photo
真正的問題并非沖突是否會升級,而是升級會從哪里開始。很明顯,伊朗的地區伙伴實力遭到了削弱。在2024年與以色列的戰爭中,黎巴嫩的真主黨損失慘重;伊拉克的什葉派民兵組織正面臨日益加劇的內部壓力。地區環境的變化也限制了伊朗升級沖突的靈活性。
在華盛頓看來,這種削弱或許意味著風險降低。但被削弱的威懾體系并不一定更安全。相反,在感受到威脅時,對方可能愈發不受約束。2024年的沖突中,真主黨及其他伊朗代理人力量在回應以色列攻擊時仍然謹慎權衡,一方面是出于不情愿,另一方面也寄希望于外交手段能阻止局勢失控。然而,一旦德黑蘭出現“政權更迭”的生存威脅式預期,這套計算邏輯將被徹底打破。
真主黨與伊斯蘭革命意識形態緊密相連,若伊朗的政權遭到顛覆,其自身也將面臨重大威脅。在那種情況下,克制可能轉化為全面抵抗——不僅為謀求生存,更為捍衛其存在的正當性。伊拉克的“真主黨旅”(Kataib Hezbollah)等組織也可能出現類似變化。也門的胡塞武裝有其自身目標,但在加沙戰爭期間的行動表明,他們愿意以意識形態團結為名,通過發動海上襲擊令沖突進一步外溢。這種局面更可能導致“橫向升級”——即在多條戰線上同時爆發一系列半獨立式的對抗,而非一場統一協調的地區大戰。
那么,如果美軍的一次性打擊導致德黑蘭出現領導層更迭呢?西方觀察者往往將伊朗的強硬立場歸結于哈梅內伊本人以及伊斯蘭革命衛隊。然而,伊斯蘭共和國的力量根植于更廣泛的一系列制度架構之中,而非依賴某個個體。負責遴選最高領袖的憲法機構——專家會議的內部,一個意識形態立場高度一致的群體,多年來一直在為權力交接做準備。從神職人員到高度警惕外部勢力的政治機構,忠于現政權的團體遍布各處。
如果華盛頓認為軍事施壓能夠擊潰伊朗領導層,那么它可能忽視了一個事實:最高領袖的繼任方案早已在考慮到沖突的預期下設計,并在2025年6月的戰爭之后加速推進。一場本意在削弱伊朗強硬派的打擊,反而可能促成其領導層在“戰時心態”下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這樣的結果將會極具諷刺意味:一次企圖強行迫使伊朗發生變革的行動,反而可能會催生一個比現任領導層更僵化、更不可預測的后哈梅內伊時代體制。
偉大的克勞塞維茨曾寫下名言:“戰爭中的一切都很簡單,但最簡單的事情往往最困難。”在華盛頓的戰略規劃圖上,打擊一處導彈基地或許只是一次可控的信號傳遞行為。然而,在中東的政治與意識形態語境下,一旦沖突升級啟動,其界線便開始迅速消融。當戰爭以這種方式開啟時,它很少會長期地保持“有限”。
(原文發布在美國“外交政策”評論網站,原標題:美國正危險地誤讀伊朗。譯文僅供讀者參考,不代表觀察者網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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