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年孔曉講述：爺爺孔憲權離隊當瓦泥匠，50年曾給3位將軍寫信

2006年夏末的一個下午，遵義城里突然下起了瓢潑大雨。紀念館大門口，幾位外地來的老兵站在雨檐下躲雨，望著院子里那棟灰墻青瓦的老樓，沉默了很久。其中一位頭發花白的老人低聲說了一句：“那年，要不是那個跛腿的瓦匠，還真認不出老地方了。”這一句看似隨口的話，牽出了半個多世紀的因緣，也牽出了一位曾在戰火中“消失”，又從泥瓦堆里走回歷史視野的紅軍老兵——孔憲權。

那一年，孔曉剛剛在遵義會議紀念館上崗，成為一名正式講解員。她站在展廳里，一遍遍向游客介紹“遵義會議”的來龍去脈，講毛主席“以少勝多”的用兵之道，講紅軍“四渡赤水”的機動與靈活。聽的人很多，問題也不少，卻極少有人知道，站在展柜前的這個年輕女孩，和玻璃櫥窗里許多泛黃的名字，有著說不清道不明的聯系。

有意思的是，最早提醒她“應該講一講家庭淵源”的，反而是同事。“你要是把自己的身世說出來，游客肯定更愿意聽。”同事這樣勸她。可她還是搖頭。原因很簡單，在她心里，那個在記憶中總是拄著拐杖、沉默寡言的老人，遠遠不只是“故事的點綴”，也不是她可以隨便拿出來“增色”的標簽。

一、從龍崗到婁山關：一個農家子的狠命與糊涂

時間往前推回去近一個世紀。1911年2月，湖南瀏陽，一個普通農戶家里多了個男孩，這個孩子后來取名叫孔憲權。那個時代，貧困不是形容詞，是日常。家里窮到什么程度？連換季的衣裳都成問題，青黃不接時，連樹皮都要刮下來煮著吃。對許多人來說，活下去，本身就是一種“理想”。

正是在這樣的環境里，年輕的孔憲權被逼著早熟。身強力壯是他的唯一資本。當地人后來回憶，說他干活時眼神很倔，話不多，只是咬牙往前頂。20世紀20年代末，革命的風吹到了瀏陽，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傳開，窮人第一次聽說，有一支隊伍打仗不是為了升官發財，而是為了讓農民能吃上飽飯。彭德懷在湘贛一帶的隊伍，就這么進入了他的視野。

為了活命，也為了那一點“說不清道不明的希望”，他加入了彭總的隊伍。從此，田埂上那個背著鋤頭的農家子，成了紅軍戰士。那時的部隊條件極苦，但在他看來，能管飽，能抬頭走路，已經值了。

1930年前后，他19歲，隨著部隊參加了名聲很大的“龍崗之戰”。這場戰斗的結果，后來寫進了史書——俘虜了國民黨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當時的孔憲權，只是成千上萬紅軍戰士中的一員，可他在火線上敢沖敢拼，冒著密集的彈雨往前爬，讓上級記住了這個“不要命的小子”。

不久之后，經黃克誠介紹，他在21歲那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對于一個沒念過幾天書的湘東農村青年來說，這個選擇說不上多么“理論自覺”，更多是一種樸素的認同：這支隊伍到底為誰打仗，他已經在一仗又一仗中看得很清楚。

從第一次反“圍剿”到第五次反“圍剿”，江西蘇區的每一次浴血防線，都有他的身影。時間一長，身上的傷口也越攢越多。后來家里人回憶，他身上從前胸到后背，打穿身體的傷疤就有十幾處。戰友們半開玩笑地叫他“打不死的程咬金”，黃克誠等人也對他這個“死磕到底”的作風印象很深。

不過，命硬歸命硬，文化水平低在戰場上也會闖禍。有一回，部隊在前線激戰，上面派傳令兵冒著槍林彈雨送來一道命令。紙條上只有一個字——“撤”。傳令兵氣喘吁吁地把條子交給連長孔憲權，又急著轉身往回跑。孔憲權盯著紙上的那個字，看了半天，愣是沒認出來。識字少，他誤以為是要自己“拼死死守”，索性一聲不吭，繼續帶著戰士頑強抵抗。

子彈越打越密，戰壕里的身影一排一排倒下，等到天色將暗，只剩他和兩名戰士還在陣地邊緣苦撐。戰斗結束后，情況一查才知道，上級原本打算保存有生力量，他這一“死扛”，差點把整連人都搭進去。組織上做出處理，把他從連長位置一擼到底，成了普通戰士。不得不說，這一筆賬算得并不輕。

但在紅軍這樣一支隊伍里，看人從來不只看一件事。很快，他又因為勇敢和熟悉地形，被調去擔任師偵察參謀。這個任命，既是信任，也是試探。一個文化程度有限的基層指揮員，能不能在更高層面承擔責任，組織要用一段時間來觀察。

二、赤水河畔負重傷：被“留下”的那個人

1935年2月，中央紅軍一渡赤水，擺脫被動，向西進入云南扎西地區整編，撤銷師一級建制。孔憲權從師偵察參謀，下到紅12團任作戰參謀。表面看職務有調整，實際卻是更貼近火線的崗位。也是在這段時間里，他走到了人生的一個岔路口。

為了甩開在川黔邊境窮追不舍的川軍，中央提出再次渡赤水，之后北上貴州，奪婁山關、打遵義城。這一系列機動，后來成了軍事史上的經典案例。中央軍委把奪取婁山關的主攻任務交給紅三軍團，軍團又讓紅12團、紅13團打先鋒。簡單說，就是最硬的骨頭，要靠這些團最先去啃。

戰斗打響后，山谷里槍炮聲連成一片。孔憲權在突擊隊里，看著一個個熟悉的身影在身旁倒下，火氣壓在胸口，越憋越狠。有戰士拉他：“參謀，注意隱蔽！”他一把奪過機槍，端著就往敵人火力點掃過去。密集的子彈呼嘯而出，山坡上的敵人被壓得抬不起頭來，就在這時，他突然覺得腿上一麻，整個人重重摔倒在地。

鮮血很快浸濕了褲管。戰友沖上來要抬他，他咬著牙說：“不要管我，繼續打。”這并不是漂亮話，而是當時許多紅軍傷員共同的選擇——戰況緊急時，誰都知道抬走一個重傷員意味著減少好幾個槍口。政委鐘赤兵俯下身，在他耳邊說：“放心，部隊已經追上去，敵人扛不住了。”這才按住他，讓衛生員給他簡單包扎，轉運到后方。

這一槍打在右腿，傷得不輕。對一個長征路上的步兵來說，腿是命根子。走不了路，就意味著跟不上大部隊。組織很清楚這一點，為了他的生命安全，只能暫時把他留下，安排在遵義附近的一個村子里養傷。

當時孔憲權的職務不低，組織給他留下了兩個負責生活、治療的醫護人員，還留下了300塊大洋作生活費。在1930年代的西南鄉村，這可是一筆不小的數目。紅軍走前，把他安頓在當地一戶姓宋的地主家里。

在這戶人家門前，紅軍軍代表特意做了一番“鋪排”。他們把宋家叫到堂屋，語氣很重地交代：“這個人要保好，他要是出了事，算你的。”說完，一個紅軍從背包里掏出“照相機”，對著院子里里外外比劃，把宋家和孔憲權“拍”進鏡頭。“留個證據，部隊以后要來查的。”這番陣仗，把宋家嚇得直點頭。

后人回憶，那部所謂的照相機，其實是個“空殼”。那時候，紅軍真正能用來拍照的相機，就在耿飚那里。可這場“心理戰”用得十分巧妙。不得不說，在敵后環境里，能用的招數都用了，只要能保證戰士安全，就是值得。也正是這番陣勢，讓這位被迫“留下”的紅軍干部，多了一道看不見的防護網。

傷筋動骨，恢復極慢。孔憲權在床上一躺，就是一年多。后來家里人口口相傳，說他躺了六百多天，才勉強能拄著拐杖挪幾步。期間，留下的大洋一點點花出去，看著錢袋子越來越扁，他明白，不能再這樣耗下去。

醫護人員終究還是要回部隊，戰事起落，他再想追上原來的部隊，已經幾乎不可能。試想一下，當年紅軍在西南一帶穿行，轉戰數省，哪怕腿完好，都不一定能追上，更何況一個拄著拐杖的傷員。在這種情況下，他不得不面對現實：離開隊伍，在當地謀一條生路。

他從宋家出來，帶著不多的盤纏，一路輾轉，到遵義縣楓香壩街上找活干。憑著一身苦力，他學起了泥瓦匠的營生。從屋基到墻體，從煙囪到瓦面，一錘一鏟，慢慢摸索。因為走路一瘸一拐，街坊們喊他“跛子瓦匠”。這個外號，既是調侃，也是記認。

在腳手架和磚堆之間，他漸漸融入當地生活。日子雖然辛苦，卻比打仗時多了一點安穩。也是在干活的過程中，他認識了后來一起過日子的女人。兩人結婚成家，有了孩子，屋里多了鍋碗瓢盆的碰撞聲，生活仿佛走上了另一條軌道。

三、跛子瓦匠的沉默：從家門口到報紙上的名字

時間來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遵義老城，窄窄的巷子，石板路被踩得發亮。對于鄰居們來說，院子里的那個老頭，是個愛喝小酒的瓦匠，脾氣不算好，話也不多。下工回來，拐杖一擱，酒碗一端，很快就臉上發紅。奶奶常念叨他：“你那條腿都那樣了，還整天喝！”他卻只是擺擺手，悄悄把酒喝完。

在孫輩眼里，這個爺爺形象很固定：不茍言笑、沉默、腳有殘疾、離不開拐杖。孔曉小時候一直跟著爺爺奶奶生活，直到上小學才被父母接走。在她的記憶里，家里是普通工薪人家的樣子，老家具、舊器皿，連爺爺的拐杖，都是一再修補后繼續用。

值得一提的是，家里并沒有刻意講“戰功”。爺爺從不主動跟小輩講當年的槍林彈雨，更不會拿傷疤嚇唬孩子。有人問起，他總是輕輕帶過。孔曉后來回憶：“只知道他參加過紅軍，具體干啥，從來沒聽他講過。”這種刻意的淡化，在那個年代并不算個例。很多經歷過生死考驗的人，回到日常生活后，選擇把痛苦和血腥壓在心底。

然而，酒桌上的沉默，背后往往藏著不少心事。孔憲權那條傷腿，不只影響走路，更意味著他在那場偉大的長征中，被迫“掉隊”，沒能走完全程。這一點，說嚴重也不為過，是他心里一直過不去的一道坎。酒，成為一種排遣方式。每當喝得有些迷糊，他眼神會飄遠，像是看見了什么，又像是什么都沒看見。

時間走到1949年前后，新中國成立，戰火逐漸停息。對于許多曾經上過戰場的人來說，這意味著另外一種生活的開始。1950年，一件偶然的小事，讓這個埋在磚瓦堆里的名字，再次和革命隊伍扯上了聯系。

那天，他像往常一樣回到家，看到鄰居家借來的報紙隨手放在桌上，便拿起來翻。文化底子不厚，看報紙不算輕松，但標題上的大字，他還是認得出來。一個個姓名從眼前掠過：楊勇、蘇振華……看到這里，他手微微一抖。那是過去一起在部隊里摸爬滾打過的戰友，如今已經在人民軍隊中擔任重要職務。

“他們都還在啊。”這種突然涌上的情緒，很難用幾個詞概括。那一刻，他決定寫信。信紙上，他用有些生疏卻認真的筆畫寫下自己的近況，報上姓名，簡單回憶當年的戰斗經歷：“某年某地同部作戰，曾任某職。”這些細節，是雙方共同的印記。

很長時間里，他都以為這封信未必會有回音。對方的工作多忙，位置多高，他心里有數。出人意料的是，不久之后，回信來了。信中有一句話，讓他看得半天說不出話：“孫憲權，沒想到你還活著啊！”這不是客套話，而是戰友真正的驚訝。許多當年在婁山關一線負傷、被迫留下的人，再也沒有消息。很多同志被默認為已經犧牲。如今，一位舊部突然從遵義一帶“冒出來”，怎能不讓人激動。

不只楊勇、蘇振華，黃克誠等老上級得知消息后，心情同樣復雜。戰火歲月里，戰友之間常常是生死一線。誰犧牲在陣地上，誰倒在轉移途中，很多時候都難以完全核實。如今幾十年過去，一位當年被迫告別隊伍的老兵還活著，而且一直在紅軍曾經戰斗過的地方拉著磚、和著泥，這樣的情形，本身就帶著一種說不出的意味。

四、重回遵義城：從瓦匠到館長的“第二生”

戰友重逢不只停留在情感層面。對革命事業有貢獻的人，組織不會輕易忘記。有關部門核實情況后，很快對孔憲權的歷史進行了認定和安置。就這樣，這個在楓香壩當了多年“跛子瓦匠”的人，重新被組織“看見”，也重新走回了他曾經離開的那條路。

1955年2月，遵義會議紀念館正式成立。這個紀念館的意義不言自明——1935年的遵義會議，直接關系到紅軍和中國革命的生死轉折。館里需要一位既熟悉那段歷史，又了解當地情況的人來主持工作。經反復考慮，組織把這個重任交給了孔憲權，他成了遵義會議紀念館的首任館長。

對于一個泥瓦匠出身的老兵來說，館長這個頭銜聽起來有些“懸”。但細細琢磨，這個安排其實十分貼切。一方面，他親歷過紅軍在貴州的轉戰，對路線、戰斗環境有切身體驗；另一方面，這些年他在當地生活，對山水民情也非常熟悉。兩條線交織在一起，恰好形成他獨特的優勢。

上任之后，他很快意識到，紀念館不能只靠幾張照片和幾段文字就算完事，要有實物，有見證。于是，一場規模不小的征集之旅開始了。他帶著同事，沿著當年紅軍在貴州的行軍路線，一縣一鄉地跑。賬面上留下的數字，是“10個半月”“44個縣市”“川南、滇東北5縣”，背后則是無數次翻山越嶺、摸黑趕路。

在各地老百姓家中，他們耐心打聽，尋找當年留下的軍裝、槍械、標語、舊屋。一些老人牽著他們走進偏僻山坳，指著破舊的墻根說：“當年紅軍就在這里住過一夜。”有的物件早已朽壞，只剩殘片，他也要小心翼翼地收好，記錄來源。在他看來，這些東西再普通，對那段歷史來說，都是不可替代的見證。

不得不說，這種工作既枯燥又耗力，但他卻不以為苦。和當年長征路上的槍林彈雨相比，這點風吹日曬算不了什么。更何況，他很清楚一個事實：如果不趁著親歷者還在，把線索抓緊收集，許多東西一旦錯過，就再也找不回來了。

1958年11月，鄧公來到遵義會議紀念館視察。看完展陳，對紀念館的工作給予肯定，當面對孔憲權說了一句：“你是紀念館館長的最佳人選。”這句話，既是肯定，也是理解。旁人只看到一個跛腿老兵成了“館長”，卻不一定知道，他為讓這座紀念館立得更穩，付出了多少耐心和勞力。

在他的逐步推動下，紀念館的影響力越來越大。1964年11月，毛主席為遵義會議紀念館題寫了“遵義會議會址”六個字。按后來一些研究者的說法，這是他在新中國成立后，為革命紀念館題寫的唯一題詞。這六個字掛上去之后，已經不只是牌匾，更是對那段歷史、對這座城市的一種莊嚴確認。

有意思的是，在建館之初，孔憲權不僅是館長，還是“兼職講解員”。來參觀的人不多時，他會親自帶隊，從一間展室走到另一間。有人問起當年在婁山關、赤水河一帶的戰斗，他會根據記憶一點一點講清楚。語氣平穩，不夸張，不渲染，卻足夠讓人沉下心來聽。

后來，他對孫女點明過自己的心思：“要讓更多人了解紅軍的事跡。”這句話不算高調，但聽得出其中的執著。對于一個曾經負傷掉隊、在泥瓦堆里默默度過十幾年的老兵來說，能在有生之年把經歷過的那段歷史整理、陳列出來，讓后來人有機會走進那座老屋、看見這些舊物，本身就是另一種“繼續戰斗”。

五、血脈相承的選擇：從臨時工講解員到家族記憶

時間推到21世紀初，時代的節奏已截然不同，遵義城的街道越修越寬，紀念館里游客越來越多。紅軍故事對于年輕一代而言，更多時候是教科書上的章節，是影視劇里的畫面。真正能靜下心來聽一位講解員細細講完全部脈絡的人，并不算多。

2002年，孔曉考入遵義醫學院，學的是高級護理專業。按一般軌跡，她未來很可能會在醫院里穿著白大褂，在病房和辦公室之間穿梭。那時候，她對醫學有興趣，對爺爺的過去，卻仍知之有限。家里對于戰火年代的記憶，依舊表達得很節制。

2006年，她大學畢業。恰在這個節點，遵義會議紀念館發布消息，要招聘一批講解員。這個消息傳來時，她心里很難說沒有波動。兒時的記憶里，祖父拄著拐杖的背影、家里偶爾提到的“紅軍”“紀念館”這些詞，一下子有了新的連接。

她報了名。填報名表的時候，有人悄悄提醒，她完全可以把自己是孔憲權孫女的身份寫上，對爭取崗位很有幫助。但她沒有這么做。她清楚，這個紀念館里需要的，不是“某某后代”的光環，而是能把歷史講清、講準、講到心里的講解員。

考試、試講、面試，一切按程序進行。她順利通過了考核，卻拿到的是一份“臨時工”的身份。沒有編制，待遇有限，很多人會覺得這份工作前景不算亮堂。她自己倒看得很開，在被問到“值不值”的時候，她說了一句：“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足以了。憑良心把話講好，就夠了。”

站在展廳里，她講的內容，與爺爺當年在戰壕里經歷的那些情形，有著天然的聯系。更巧的是，2006年10月，她正式上崗的時間點，距離孔憲權1955年出任紀念館首任館長，剛好跨過半個世紀多一點。兩個世代，在同一棟老房子里，以不同的方式延續著和這段歷史的緣分。

同事曾勸她：“你可以一開講就說自己是誰的孫女，游客肯定更有興趣。”她笑笑，并未照做。對她而言，家族記憶當然重要，但真正應該放在第一位的，還是遵義會議本身、是當年那些走過雪山草地的普通戰士。身份可以是注腳，卻不該成主角。

不得不說，這樣的選擇，多少帶著一點家風的影子。孔憲權當年從泥瓦工地回到紀念館，并沒有大張旗鼓地強調自己的功勞，只是在崗位上默默跑縣城、收實物、做講解。到了孫女這一代，面對職業與身份之間的取舍，也有一份相似的克制。

從1930年代的龍崗之戰，到1935年的婁山關、赤水河，再到1950年那封跨越時空的來信，再到1955年組建紀念館、1964年主席題寫館名，一條時間軸已經拉得很清楚。那些年，戰火逼人，抉擇艱難，許多人的姓名停留在犧牲名冊上。孔憲權算是幸運，他負傷脫隊，又在人生的后半段，重新回到了和紅軍歷史緊緊相連的位置。

如果只看榮譽，他有館長的職務，有老首長的贊許，有后世研究者的記述；如果從個人生活去看，他也有陰影：終身殘疾，長期貧困，長時間的心結，難以釋懷。歷史的復雜之處，就在于此。功與名、傷與痛、輝煌與沉寂，往往交織在同一個人身上。

在遵義會議紀念館那幢老樓里，游客在展柜間穿行，聽講解員講那一場會議如何扭轉了紅軍的命運，講主攻部隊如何在山谷里拼出一條血路，也許并不知道：走廊盡頭某一幅黑白照片中的跛腿老人，曾經躺在病床上六百多天，也曾在街頭打一輩子瓦，后來又跑遍貴州、川南、滇東北，為那一段別人書寫的“歷史”，添上許多原本可能失散的細節。

這種命運的曲折，并不罕見，卻足夠耐人尋味。對于熟悉那段歷史的人來說，一個叫孔憲權的名字，既代表著戰場上的悍勇，也代表著戰后多年深藏功名的沉默。對后來走進紀念館的每一位參觀者而言，了解他，只是了解那段漫長歲月的一個切口；而通過這個切口看到的，是無數普通紅軍戰士，在國家和個人命運交織中留下的深深刻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