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張震將軍請邱會作在國防大學餐廳吃飯，秘書勸阻：不吃為好

1992年的一個午后，北京西郊細雨初停。國防大學里樹葉發著新芽，校園卻一如往常般安靜。就在這時，一個名字出現在來訪登記表上，讓不少人心里微微一震——邱會作。

接到秘書報告時，時任國防大學校長的張震已經七十五歲。聽到邱會作三個字，他只是略一點頭，沒有顯出驚訝，反而淡淡地說了一句：“老同學來了，總要見一見。”語氣很平常，但這句“老同學”，穿過了整整半個世紀的風雨。

這次見面，本可以安排在辦公室，簡單談談就算寒暄，卻偏偏牽出了國防大學餐廳里的那頓飯，也把一段從抗戰年代延續至九十年代初的情分，再一次擺在了人前。

有意思的是，要理解那頓飯的意味，還得從幾十年前張震在南京軍事學院讀書和辦學的經歷講起。

一、從普通學員到軍校院長：把“將軍架子”放下

1954年12月，三十九歲的張震，脫下了久經戰火的行軍服，成了南京軍事學院戰役系的一名普通學員。按資歷說，他早已是老紅軍、老指揮員，可在那一刻，他的身份只有一個——學員。

戰役系的同學來頭都不小，多數是參加過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指揮員，有的已經是軍職干部，胸前的軍功章不少。1955年授銜后，不少學員都掛上了將星，軍銜還高過不少教員。

問題隨即出現：在部隊里，高軍銜向低軍銜行禮不合規矩；在課堂上，學員又該向教員致敬。規矩碰上規矩，一時間讓不少人下不來臺。

南京軍事學院院長劉伯承看得很清楚，他的態度很干脆：學員進了學校，就是學生，軍銜再高，也要尊師重教。面對這種安排，有人心里多少有些別扭，張震卻站在劉伯承這一邊。

他不僅這么想，也這么做。那段時間，有一位教員格外拘謹——此人當年是張震手下的一名譯電員。每次在路上碰到張震，總要脫口而出一句“老首長”，上課時更是緊張，說話生硬。

張震看在眼里，心里明白。有一天，他單獨對這位教員說：“你就按學院規矩辦，大膽教。別總記著過去那點關系。”這話不長，卻有分量。既是給教員吃“定心丸”，也是提醒自己，要把“老首長”的影子徹底收起來。

為了讓這種態度落到實處，他在課堂上對其他學員也一再提醒，要尊重教員，按規矩來。不得不說，這樣的姿態，對于一名久經戰陣的將領來說并不容易，但張震很認真。他知道，只有真把自己當學員，才談得上系統學習現代戰爭和科技知識。

從1954年到1957年，他幾乎把所有精力壓在學習上，對教材、作戰理論、前沿科技一點一點啃。1957年畢業后，他沒有馬上離開學校，而是留任南京軍事學院副院長，開始從“學習的人”變成“辦學的人”。

二、三年困難時期的農場與講臺：從保障糧食到改革教學

副院長的工作，并不光是坐在辦公室里批文件。尤其是在三年困難時期，學校的壓力陡然增大，吃飯問題成了擺在眼前的硬骨頭。南京軍事學院名義上有兩個農場，但規模小，產量有限，根本難以滿足學院教職員工和學員的糧食需求。

張震這時沒有選擇“等、靠、要”。他帶著學院領導和后勤干部一頭扎進農場，幾乎每隔兩三天就要親自跑一趟。從種菜、打農藥，到養豬、配飼料，許多細碎的小事，他都要問、要看、要跟著研究。

在農場的地頭，常常能看到這樣一幕：一位副院長穿著打著補丁的工作服，蹲在地里看菜苗，和技術員討論產量問題。有人勸他：“院長，這些事交給下面做就行了。”他擺擺手，只說：“吃飯是大事，心里要有數。”

農場面積有限，產量追不上需求，他又帶著人去開荒。學校周邊凡是還能動手整理的荒地，都被一點點翻了起來。張震還在自己家門前屋后種上蔬菜，能多一棵算一棵。那幾年，南京軍事學院的自給能力明顯提高，許多老教員后來回憶起這段經歷，都記得張震在菜地、豬圈里忙碌的身影。

走出三年困難時期后，學院擺在面前的另一個課題，是如何跟上戰爭形態變化。1962年，張震升任南京軍事學院院長，手里的責任更重了。他開始抓教材編寫、抓教員隊伍建設，也不斷推進教學改革。

那幾年，國際形勢復雜，武器裝備更新很快。為了讓教學內容不落后，張震反復強調要從實戰需要出發，既講傳統戰役，又看現代條件下的作戰樣式。他推動組織教員到部隊調研，回校后再結合國內外資料修訂教材，使學院課程更貼近未來戰場。

有的老同志習慣老一套教學方式，對改革有些猶豫。張震不會當面給人難堪，但在會上總愛這么說一句：“打仗不會等我們把書翻完，教學也不能守著老黃歷。”這句話，既是提醒，也是壓力。

遺憾的是，這段扎扎實實的辦學經歷，后來被一道突如其來的命令打斷。張震被下放到武漢鋼鐵公司機械總廠參加勞動，離開了他一手熟悉的校園環境，脫下的是院長的肩章，換上的是工裝和工具。

那段時間，他在車間里干活、學習工藝，一干就是多年。直到1970年，形勢變化，他被重新啟用，出任武漢軍區副司令員，這才結束了工廠里的勞動生活。

時間軸在這里發生了明顯轉折：從軍校到工廠，再回到軍區，張震的經歷變得愈發復雜。也正是這些曲折，為后來的工作打下了另一種基礎。

三、總后、總參與國防大學：從撥亂反正到“退休夢”擱置

1975年1月5日，鄧小平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開始對各方面進行整頓。總后勤部的情況不容樂觀，需要一位既懂軍事、又有組織能力的人來扭轉局面。鄧小平點名讓張震擔任總后黨委副書記，進入總后領導班子。

面對總后的復雜情況，張震沒有急著下指示，而是花了很大精力做調查研究。他與干部頻繁談話，跑倉庫、跑單位，了解物資管理、基層保障等方面存在的問題。與此同時，他加緊與總后各級干部建立溝通渠道，逐步摸清底數。

1977年12月，他給鄧小平寫了一封詳盡的信，匯報總后存在的弊端，提出改進意見，包括管理制度、干部隊伍建設、物資分配等方面。這封信內容務實，也帶著一定的銳度。鄧小平看后十分重視，對這些建議給予肯定。

1978年2月，張震被任命為總后勤部部長，與政委王平搭檔主持總后工作。一段時間內，他們配合整頓管理、清理問題、理順體制，總后混亂局面逐漸平穩下來，各項工作重回正軌。

同年11月，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在東北小組會上，張震談到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錯誤問題時，講得比較開。他指出，毛澤東不是沒有缺點和錯誤，不能要求每一條指示都完全正確。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當毛澤東發現某些決定與實際情況不符合時，也能夠及時調整，這樣的例子并不少。

這番發言，經簡報送到鄧小平那里。鄧小平方評說了一句：“懂得在思想路線上進行撥亂反正，這個部長懂政治！看來，總后的思想路線也對頭了！”這話既是對張震個人的肯定，也是對總后整體工作的認可。

1980年，張震又接到新的任命——出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分管作戰訓練。他開始系統抓全軍訓練，推動部隊適應現代化戰爭的要求。那幾年，他經常深入部隊一線調研，對于訓練內容、作戰預案提出了不少具體意見。

1985年3月，總參領導班子調整，張震被免去副總參謀長職務。按照當時的情況，他已經七十歲上下，離休退休本屬順理成章。得知這項決定后，他心里很平靜，夫人馬齡松甚至打趣說：“以前你忙得腳不沾地，以后我們終于有時間了。”

原本的打算，是花三個月左右時間辦理交接，然后安靜地回到家里，結束幾十年的忙碌。誰料剛過不久，情況再生變化。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找到張震，談起籌建國防大學的設想，并把這個重任交到了他手上。

張震對辦學并不陌生，他在南京軍事學院工作的十二年已經積累了深厚經驗。但經歷過被下放的曲折，他心里難免有些“陰影”，不愿再回到類似的崗位。不過，對組織決定，他沒有遲疑，還是爽快地答應了。

圍繞國防大學的構想，張震提出建議：整合資源，將軍事學院、政治學院和后勤學院三大院校合并，組成新的最高軍事學府。中央軍委批準這一設想后，張震牽頭，與三大院校及三總部有關領導組成籌備小組，具體負責國防大學的籌建工作。

從那時起，他又一次進入“連軸轉”的狀態。辦公地點在變，對象在變，節奏卻依舊緊張。他一方面研究辦學定位，一方面協調干部、教師和機構調整，對課程體系、培訓對象、教學方式進行了整體設計。

大半年的緊張籌備之后，1985年12月24日，國防大學在北京正式掛牌成立。張震被任命為首任校長，“退休夢”自然無從談起。他本人也心知肚明，這是一項關系長遠的大事，難度不小，卻意義重大。

在國防大學的日子里，張震延續了當年南京軍事學院時期“重規矩、重學問”的作風。他親自參與制定許多校內規章制度，對學員管理、教員選拔、課程設置都提出嚴格要求。這些規矩后來逐漸沉淀下來，成了國防大學廣為傳頌的一段“老傳統”，也被視作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1992年那場看似平常的會面，才有了更深的意味。

四、老同學、老戰友與那頓“該不該吃”的飯

1992年的某一天，一則來訪信息傳到秘書處——邱會作要來拜訪張震。這位曾在戰爭年代一起學習、在共和國早期擔任過重要職務、后來又經歷重大波折的人物，此時已經恢復自由，在社會上多以“原總后負責人”的身份被提起。

通知報告到張震那里，他只是點了點頭，吩咐按常規接待。等見面時間臨近時，他忽然提出一個安排：把這次接待放在國防大學餐廳，讓邱會作在學校吃頓飯。

這個提議一出，秘書心里有些打鼓。邱會作的經歷比較特殊，長期以來輿論復雜，在不少人印象中仍帶著沉重烙印。國防大學是軍隊最高學府，校長身份顯眼，兩人公開在餐廳一起吃飯，很容易引人議論。

秘書思量再三，終究還是走上前，小聲提醒：“首長，這頓飯……不吃為好。”話說得很委婉，意思卻挺直白。他擔心的，是可能帶來的政治風險和不必要的猜測。

張震聽完，沒有馬上回應，只是略微沉吟了一下。過了片刻，他緩緩開口：“功是功，過是過，既然已經自由了，沒什么不能見的。”這句話不重，卻把他的態度講得清清楚楚。

對秘書來說，這回答有點出乎意料。可仔細想想，又在情理之中。張震和邱會作并非泛泛之交，兩人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就在抗日軍政大學同窗，算是真正的老同學、老戰友。

抗日軍政大學創辦于1936年，是當時培養軍事政治干部的重要學校。張震和邱會作在那里同學習、同訓練，住的是大通鋪，吃的是粗糧飯。抗戰時期的同窗之誼，往往帶著生死與共的意味，那種感情很難被歲月完全沖淡。

后來，兩人被分配到不同部隊工作，戰場、崗位各異，接觸機會少了，聯系漸漸稀薄。但在人生的記憶深處，那段在延河邊、在窯洞里的青蔥歲月，還始終存在。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這段往事已經跨過半個世紀，卻仍然能在一次見面中被輕易喚起。

這次到國防大學來，邱會作的身份，既是來訪者，也是舊日同學。張震選擇在餐廳吃飯，而不是在辦公室擺茶聊天，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種坦蕩：他沒有刻意躲避，也不愿把這段情分藏在角落里悄悄處理。

飯局并沒有排場。地點是國防大學普通餐廳，菜式也只是家常水準，沒有刻意張羅。坐定之后，兩位年過七旬的老人，并沒有對過去的是非繞圈子，更沒有高談闊論時局，而是從最熟悉的事情聊起——當年的抗大生活、戰場上的伙伴、早年在總后工作的點滴。

有人回憶說，兩人席間有一段對話，帶著一點歲月后的淡然。邱會作感慨：“這些年，變化太大了。”張震只是淡淡回應一句：“人還在，就挺好。”不多解釋，也不細說，話短意長。

更值得一提的是，這頓飯并不是兩人交往的起點，而像是之前一段默默關心的延續。

邱會作回到北京后，生活上并非事事順利。有一回，他家里在轉業待遇方面遇到難題，涉及他妻子的實際待遇落實。問題一時卡殼，無人出面協調，事情拖延下來。張震得知情況后，主動幫忙溝通有關部門，很快推動問題解決。

后來，邱會作生病住院，在床位、費用以及相關手續方面又遇到些實際困難。每一個環節，看起來都不算“驚天動地”，卻實實在在影響日常生活。幾次關鍵節點，都是張震出面打招呼、幫忙協調，讓事情一步步走順。

這些事情，多數沒被公開提起，但在相關人心里，卻記得很清楚。于是，當1992年那頓飯安排在國防大學餐廳時，張震對秘書說“沒什么不能見”，并不是臨時起意，而是在多年相處基礎上的自然選擇。

席間，兩人邊吃邊聊，語氣平和，不見當年戰場上的火熱，但有一種歷經波折后的沉靜。談到共同認識的老戰友，有人已離世，有人身體欠佳，不免感嘆一聲“時間不饒人”。說到當年的抗大課堂、前線指揮部，不時也會笑一笑，回憶年輕時的魯莽和沖勁。

飯后，兩人在餐廳門口告別。張震特意叮囑一句：“保重好身體。”這話在普通場景里也許顯得尋常，可在了解兩人經歷的人耳中，卻顯得格外扎實——經歷了功名起伏、風雨沉浮，到了耄耋之年，能說出這樣的叮囑，本身就是一種態度。

一旁的秘書，看著兩位老人從容而淡定的背影，心里的顧慮慢慢消散。他先前擔憂的是“會不會有影響”，親眼看到的卻是另一面：戰爭年代、建設年代的老一輩軍人，對人與事的判斷，往往有自己的尺子。

張震在那頓飯后，沒有向外界主動提起這件事，更沒有刻意解釋什么。對他來說，把“功是功，過是過”這句話說在前頭，把對老同學的牽掛落在實際行動上，已經足夠。

時間往后推，國防大學繼續在他早年立下的規矩中發展壯大，許多慣例流傳下來，成了后來人眼中的“老校風”。而1992年那頓不算起眼的飯局，也在一些知情人口中被輕聲提到，成了一段頗耐人尋味的小插曲。

如果把張震的一生展開看，從1954年在南京軍事學院做普通學員，到1962年出任院長，從三年困難時期在農場地頭忙碌，到總后整頓、總參抓訓練，再到1985年再度投身國防大學籌建，同一條線索始終貫穿其中：對組織負責，對教學認真，對戰友講情義。

92年這場在國防大學餐廳的相聚，不過是這條線上的一個節點，卻恰好把這些特質都集中呈現出來。對熟悉那段歷史的人來說，這頓飯吃得平靜，卻記得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