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9年，莫斯科。
一家頂級的眼科診室里，靜得連針掉地上都能聽見。
大夫把手里的儀器擱在一旁，盯著面前這個32歲的中國小伙子，沒說話，只是嘆了口氣。
病床上這人叫黃乃。
這一瞬間，燈滅了，他的世界徹底被關(guān)進了黑屋子。
這不光是眼睛看不見的事兒，更是前程塌方。
那會兒新中國剛掛牌，百廢待興，正是用人的節(jié)骨眼。
作為早年就奔赴延安、在《解放日報》和新華社摸爬滾打多年的老資格，只要眼睛好使，哪怕稍微差點，以后在政壇上也是不可限量的。
再說了，他頭上還頂著個巨大的光環(huán)——黃興的小兒子。
那可是跟孫中山齊名、號稱“孫黃”的辛亥元勛。
身為他的后人，仿佛生來就注定要干一番驚天動地的大業(yè)。
可老天爺偏偏給他開了個天大的玩笑：剛過三十，正如日中天的時候，讓他徹底廢了。
換個一般人，這輩子基本就交代了。
要么領(lǐng)著國家的撫恤金混日子，要么把自己關(guān)在屋里抑郁到死。
黃乃躺在那兒，沒掉一滴淚，也沒歇斯底里。
他在心里琢磨著另一盤棋。
他突然問了大夫一句沒頭沒腦的話：“你們蘇聯(lián)的瞎子，平常怎么過活？”
大夫領(lǐng)著他去了趟當(dāng)?shù)氐拿と藢W(xué)校。
那一剎那，手指肚上傳來的那些小疙瘩，像電流一樣穿過全身。
他猛地醒過味兒來：原來自己這輩子雖然“折”了，但另一扇門才剛剛推開。
這條道，以前在中國沒人走過，更別提走通了。
在那之前，中國的盲人想要活命，路窄得只剩下兩條：要不去算卦，要不去要飯。
因為沒字兒，盲人讀不了書，自然也就沒法像健全人那樣去上班干活。
黃乃當(dāng)場拍板，做出了這輩子最重的一個決定：扔掉原本那條金光閃閃的從政大路，去當(dāng)個沒人搭理的“教書匠”。
這個狠勁兒，得追溯到他17歲那年。
那會兒，他也就是個頂著“黃興之子”名頭的毛頭小子。
雖說他這輩子都沒見過親爹——他在父親過世后三個月才呱呱墜地——但“黃興”這倆字，既是臉面，也是一副沉甸甸的枷鎖。
他娘廖淡如雖是個女流之輩，骨頭卻硬得很。
黃興走了，家里也沒剩下金山銀山，日子過得緊緊巴巴，甚至得靠當(dāng)首飾過日子。
可母親從小就給他灌輸：“你爹那是為了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才把命都搭進去的。”
17歲那年，踢球時出了個意外，右眼被踢瞎了。
視網(wǎng)膜脫落，擱在那年頭的醫(yī)療水平下，這就等于判了死刑。
一只眼瞎了，書還念不念？
念。
那時候黃乃心里這筆賬算得門兒清：要是為了只眼睛就趴下了，那就不配當(dāng)黃興的種。
他開始拿剩下那只左眼死磕。
燈光暗，看不清，他就把臉貼到離煤油燈只有一寸的地方瞅，眉毛頭發(fā)經(jīng)常被火苗燎焦，鼻頭熏得黑乎乎的。
同學(xué)起哄叫他“獨眼龍”，他只當(dāng)耳旁風(fēng)。
1936年，聽說留日學(xué)生在搞救亡運動，他二話不說又要去日本。
母親急得直抹眼淚，攔著門：“你是個獨眼，到了那邊受了欺負咋整？”
他回了一句：“去學(xué)本事，回來要把鬼子趕跑。”
這一趟，他不光考進了東京大學(xué)，還混成了留學(xué)生圈子里的主心骨。
不過代價來得也快——日本憲兵隊把他給摁住了。
在大牢里蹲了半拉月，最后還是動用了父親當(dāng)年的老關(guān)系，才算把他撈出來。
回國后，1937年抗戰(zhàn)全面打響。
他又做了一次選擇：投奔延安。
在延安，大伙都叫他“獨目主編”。
在《解放日報》和新華社國際部，因為只有一只眼，又是高度近視，他干活付出的代價是別人的好幾倍。
那會兒沒電燈，晚上全靠熬油燈，左眼早就超負荷運轉(zhuǎn)了。
戰(zhàn)友們勸他悠著點，他咧嘴一笑：“沒事，心里頭亮堂著呢。”
這話聽著提氣，其實是在透支身體。
到了1949年，透支的惡果終于來了——左眼視網(wǎng)膜也脫落了。
周恩來總理特批條子送他去蘇聯(lián)急救，可還是沒能挽回局面。
視線拉回到1949年那個至暗時刻。
從蘇聯(lián)回來以后，黃乃跟換了個人似的。
以前那個想在政壇上大干一場的熱血青年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整天悶頭琢磨“小圓點”的中年盲人。
1952年，他主動打報告調(diào)進教育部，專門管盲聾啞人的教育這攤子事。
這簡直就是一片未開墾的荒地。
黃乃要干的活兒，是給全中國的盲人“造字”。
這事兒有多難？
你想想，他看不見，只能讓助手在旁邊念，自己在腦子里搭模型。
勁兒使大了，手指肚磨破了皮，結(jié)了痂；再磨破，再結(jié)痂。
到最后，手指頭上全是厚厚的老繭，像樹皮一樣。
除了身上的疼，還得受生活里的罪。
黃乃這輩子結(jié)過四次婚。
前頭三次，老婆都離他而去了。
倒不是感情上有什么大仇，實在是日子太難熬。
當(dāng)媳婦的既要上班掙錢養(yǎng)家，又要拉扯孩子，還得給他當(dāng)保姆兼秘書。
這種高壓鍋一樣的日子，一年兩年還能咬牙挺，十年八年誰受得了？
對于前三任妻子的離開，黃乃一句怨言都沒有。
他心里跟明鏡似的，自己選的這條道，注定就是獨木橋，沒人能陪著走到頭。
但他沒停下腳。
這套方案一拿出來，毛澤東主席看了都豎大拇指，夸獎道：“黃乃同志很有創(chuàng)造性。”
緊接著，他又張羅辦起了新中國第一份《盲人月刊》。
從“算命要飯”到“自食其力”，黃乃用那雙雖然看不見卻無比深邃的眼睛，給中國幾代盲人鋪出了一條金光大道。
面對這個高帽子，他只淡淡地說了一句：“我也就是想幫盲人朋友多看看這個世界。”
1991年，國家評選有特殊貢獻的專家，發(fā)政府津貼。
在那份金燦燦的名單里，黃乃是唯一的一個殘疾人。
回過頭來看黃乃這一輩子，哪怕有一個環(huán)節(jié)走岔了，結(jié)果都不一樣。
要是17歲那年他沒咬牙堅持念書，他也就是個普普通通的殘疾人；
要是1937年他沒去延安，也就是個躲在父輩樹蔭底下的闊少爺；
他活了一輩子，連父親黃興的一面都沒見過。
可他干的事兒，跟父親其實是一個路數(shù)。
黃興是端著槍桿子，把舊世界給掀翻了，想讓老百姓在身體上站直了；
這兩父子，路不同，魂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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