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率9個師撤退，陳賡急令周希漢不許追擊：不要忘了前車之鑒

1949年5月中旬的武漢，長江水勢已漲，江面迷霧翻涌，城內卻是一片惶惶之氣。城樓上的旗幟剛剛換過不久，負責“坐鎮”的人，卻已經開始打算退路。就在這樣一個略顯悶熱的下午，白崇禧登上飛機，離開了他原本準備經營成“中原屏障”的城市。

這一幕，當時并不算驚人。三大戰役已經結束，國民黨政權的崩潰幾成定局，從華北到華東，大片地區易幟。不過，有意思的是，面對白崇禧的倉促南撤，北平方面的判斷并不是“可以松口氣了”，而是更謹慎。原因很簡單：撤得越快，越說明他還想留下籌碼。

在那一階段，戰場上的局面是一邊倒的。我軍渡江戰役勝利結束，隨后先后解放南京、杭州，一路南下，氣勢很猛。然而，華中、華南這一大片地區，看似松散，骨頭卻還在——李宗仁、白崇禧掌握的桂系主力基本完好。真正的硬仗，顯然還在后面。

一

桂系在國民黨內部，不只是一個地方勢力的概念，而是一個獨立性極強的集團。蔣介石與李宗仁、白崇禧之間的爭斗，差不多貫穿了整個民國后期。表面上，桂系接受“中央”編制，進入國民政府系統；骨子里他們始終保持相對獨立，尤其是在軍事上，既要資源，又不愿完全受制于人。

這種微妙關系，在淮海戰役中暴露得非常明顯。蔣介石急調白崇禧華中“剿總”部隊北上支援徐蚌戰場，電報催了一封又一封，桂系方面卻拖拖拉拉，不愿真正投入。除了戰場判斷，這里面也摻雜了復雜的權力盤算——誰傷筋動骨，誰坐收漁利，一清二楚。

戰后局勢驟變。1949年初，三大戰役結束，蔣介石的嫡系兵團傷亡慘重，被迫“下野”，由李宗仁出任代總統。桂系走到了臺前，看似是“全面掌權”的機會。但從實力分布來看，這種掌權是帶著巨大危機的：北方丟得太快，東南岌岌可危，桂系真正能依靠的，還是自己那幾支老底子部隊。

桂系的核心武裝，以第七軍為主干。這支部隊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時期北伐軍最初的幾個軍番號，算得上國民黨軍隊中資格極老的一支。隨著時間推移，其他不少部隊的番號被統一、改編，逐步納入蔣系嫡系體系，第七軍卻始終保持著較強的“廣西味道”。

關于這支軍隊，當時在我軍內部也有一個流傳很廣的說法，形容各路軍閥部隊的戰斗作風，其中就提到“廣西猴子是桂軍，猛如老虎惡如狼”這樣的評價。說得雖然有點粗糙，但也抓到了關鍵一點：桂系部隊作戰兇悍、敢打硬仗。

更值得注意的是，桂系軍隊的裝備整體不算一流。哪怕到了解放戰爭后期，在武器供應上，他們很難和中央軍嫡系相比，可在戰場上的頑強程度，卻絲毫不弱。有些戰役中，他們不被列入“五大主力”，但真正交手的指揮員都明白，這幾支部隊絕不能輕視。

粟裕在回憶作戰經驗時，就專門提到，桂系部隊狡猾、頑強，與他們作戰，往往難以達到那種“成建制大量俘虜”的理想效果，更像是一場硬消耗。這種判斷，使得我軍在制定對桂系作戰的方案時格外謹慎。

于是，到了1949年5月，當白崇禧將桂系主力和附屬部隊，擺開在湘贛地區時，戰場的難度瞬間提高了一檔。

二

當時的部署大致是這樣：白崇禧以第三、第十兵團為骨干，共7個軍、約15萬人，布防在長沙、岳陽以及萍鄉、宜春、上高一線。他試圖依托湘贛交界處復雜的山地和水系，拖住我軍繼續南下的步伐，甚至尋找機會，來一次出其不意的反擊。

為應對這一集團，中央決定組織湘贛戰役。主力由第四野戰軍承擔，調集第12兵團、第15兵團，加上中原野戰軍配屬的第四兵團，總共10個軍，約43萬人，準備向湘贛地區展開大規模進攻。

1949年5月17日，根據中央軍委的統一部署，第四野戰軍對各兵團下達了明確指示：第12兵團由武漢一帶沿粵漢路南下，直指長沙；第13兵團在宜昌、沙市渡江，進占澧縣、常德，準備向寶慶方向發展；第14兵團主力跟進至長沙、衡陽地區，對桂系主力形成正面壓力；第15兵團則一部配屬陳賡指揮，從南潯鐵路一線向南昌方向突進。

陳賡所部中原第四兵團，任務相當關鍵。他不僅要配合四野多路推進，還要隨時準備抓住戰機，給白崇禧一記狠的。當時，他命令第13軍、第14軍渡過贛江，意圖在江南地區就地追殲退卻之敵。

敵我雙方布局之下，一場看似普通的追擊戰，很快演變成一次極為兇險的圍殲與反圍殲較量。白崇禧在這時，嗅到了一個機會；而陳賡，則從中看到了另一種危險。

三

贛江一帶江面寬闊，水流不算特別湍急，但對大部隊行動而言，一旦渡過江面，就意味著補給線和退路都需要重新考慮。第13軍在軍長周希漢率領下，率先有兩個師強渡贛江，很快在南岸站穩，繼續向前推進。

白崇禧那邊很快得到了情報。他判斷，第13軍這兩個師孤軍在外，是一個可以下口的“缺口”。于是他調集桂系9個師的兵力，準備圍著這支我軍前出部隊打一口“硬仗”。

在四兵團指揮部，參謀長郭天民看到敵情報告后，頗為焦慮。對比兵力，13軍南岸不過兩個師，敵方卻準備壓上9個師，怎么看都像是我軍要吃虧的局面。指揮機構里好幾位干部也犯嘀咕：會不會太冒險？

但陳賡的反應，與周圍人的緊張截然不同。他不急著下命令，而是蹲在地圖前來回比量地形和兵力部署，反復琢磨敵方可能的企圖。過了一會，他在地圖上圈了幾道線，慢慢把自己的判斷說了出來。

在他的推演中，雖然白崇禧調動了9個師，但受地形限制，真正能在正面展開的兵力不會太多。道路寬度、陣地縱深、火力配置等因素疊加起來，最多也就擺出4個師的正面。按照桂系的慣常打法，這4個師還要分成兩個梯隊，前出與預備距離拉開。這樣一來，實實在在投入到激烈交鋒中、壓在第13軍面前的，也就是2個師的兵力。

兩個師，對兩個師，表面上敵人恐怕還占不到什么便宜。況且，第13軍是老部隊，戰斗素質很硬。要靠正面攻擊迅速全殲他們，用陳賡的話說，“談何容易”。

戰場上的消息，印證了這一判斷。第13軍很快發回電報：已經擊潰正面之敵，俘獲數百人，繳獲十多門火炮，敵部隊出現明顯混亂，有向后潰退的跡象。周希漢在報告中表示，正準備乘勝追擊，擴大戰果。

圍在指揮所里的干部們，聽到這個消息后心情頓時一松。敵人打不穿13軍的防線，反被擊退，說明當初渡江的決斷沒錯。有人立刻提出，要不要趁勢壓上，爭取多吃點敵人，甚至試圖包住白崇禧的主力。

在當時的氛圍下，這樣的建議看上去很順理成章。敵人在退，我軍在追，似乎只要加一把勁，戰局就會出現一個漂亮的突破口。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陳賡卻突然變了臉色。他立刻命令電臺與前線聯絡，下達了一條態度極為堅決的指示。

四

“周希漢注意，立即停止追擊，全部撤回！明天拂曉前，在贛江西岸不能留下一個人。”

這句話的口氣，異常嚴厲。為了避免產生誤解，陳賡又補充說明，要確保所有部隊撤到贛江東岸來，特別強調必須保護好渡口。指令發出時，不少人都愣了一下：剛才還是打得順風順水，怎么說撤就撤？

有戰役值班的參謀小聲嘀咕：“敵人現在都亂了，再咬一口不好嗎？”類似的困惑，在場的很多人都有。先前擔心第13軍被圍時，陳賡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如今敵人轉身撤退，他反而比誰都緊張，好像生怕前方追得太快。

看著眾人疑惑的表情，他很平靜地解釋了自己的理由。

在陳賡看來，白崇禧絕不會只圖在正面打一場硬碰硬，然后就心滿意足地后退。這位桂系出身的指揮員，早在抗戰、內戰各階段，就以“滑不溜手”著稱。戰役一旦不利，就會考慮如何給對手設一道陷阱，至少要找機會挖個坑。

他分析說，如果第13軍繼續大張旗鼓追擊，那么隊形勢必拉長，前衛、中堅、后續部隊之間距離拉開，側翼和背后的贛江渡口，一定會暴露出薄弱點。白崇禧完全可能安排一支快速部隊，突然撲向渡口，一旦渡口被毀或被封鎖，第13軍在贛江西岸就會變成“進退失據”的孤立部隊。

屆時，桂系9個師再調頭猛撲，第13軍很可能被截成幾段，各個擊破。一旦形成這種局面，四野主力尚未全部南下，中原方面也很難迅速組織有力支援，救援上的時間差，足以讓敵人完成一次極其危險的反擊。

不得不說，這種設想聽上去有點殘酷，但從戰史上看，并不是空穴來風。河川兩岸的追擊戰，一旦忽視渡口安全，吃大虧的例子太多了。陳賡之所以如此敏感，有一個重要原因，正是他自己不久前經歷過的一次失敗教訓。

“不要忘了前車之鑒。”他在指揮所里說了這句話，語氣平靜，卻帶著明顯的自我警醒。

五

時間往前撥一年。1948年5月，中原戰場風云突變。粟裕向中央提出留在中原，依托既有基礎再打幾仗的設想，獲得了同意。他率華東野戰軍主力南渡黃河，計劃對魯西南一帶的邱清泉整編第五軍實施打擊，牽制和削弱敵方機動兵團。

在這一布局中，中原野戰軍由劉伯承、鄧小平指揮，承擔起掩護和配合的任務。他們要吸引胡璉兵團（整編第十八軍）南下，減輕華野正面壓力。根據當時的判斷，胡璉兵團作戰能力很強，硬拼并不劃算，于是劉鄧決定從整編第二十八師身上做文章，預備通過打擊這支部隊來引蛇出洞。

戰役發起后，發展基本符合預期。胡璉兵團自鄢陵南下，企圖支援被打擊的部隊，中原野戰軍的戰略目的已經達到。不過，有意思的是，一支原本不在重點打擊序列里的力量——張軫兵團，卻在這個節骨眼上成為新的目標。

當時，張軫兵團自信陽一帶經南陽東進，準備配合胡璉兵團解確山之圍。劉鄧認為，這是難得的機會，如果能在南陽—確山之間將其吃掉，對整個戰局都會產生重要影響。于是，他們決定圍繞張軫兵團重新設計戰斗。

1948年5月28日，張軫兵團所屬三個師已經抵達社旗以南的苗店、興隆一線。劉伯承、鄧小平當即命令陳賡統一指揮第二縱隊、第四縱隊以及華野第十縱隊、桐柏第二十八旅等部隊，對張軫兵團實施合圍。這一次的設想，從兵力到地形，都顯得比較周全，原本被認為“十拿九穩”。

然而，計劃之外的變數很快出現了。張軫雖然不是桂系出身，但早在抗戰時期的臺兒莊戰役中，就與李宗仁、白崇禧建立了深厚交情。到了解放戰爭后期，他又曾參與逼迫蔣介石下臺的政治行動，與桂系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這些關系，使他對戰場局勢的敏感程度，比一般國民黨將領要強得多。

在確山一帶作戰時，他通過偵察、情報對比，察覺出一個蹊蹺之處：中原野戰軍在某些方向上的攻勢，并不像表面看起來那么猛烈，反而給人一種“留有余地”的感覺。這種異常，引發了他對“四周是否有口袋陣”的疑慮。

5月29日晚，張軫從駐守信陽的副手朱其平那里收到消息，說劉伯承主力有在東面集結、準備在確山一線布設“合圍圈”的跡象。聽完匯報后，他很快意識到，繼續東進風險極大，于是萌生退回南陽的念頭。

但是，想退，就要退得干凈，還不能讓對方輕易看出意圖。為此，張軫耍了一個相當老辣的手段。他對外電臺，依照慣例用中文報告，聲稱兵團仍將按原定計劃繼續東進，并且將有關動向逐級上報到華中“剿總”。與此同時，他又通過另一條保密渠道，用日語向白崇禧說明，實際打算是盡快撤回南陽，以避免陷入中原野戰軍的包圍圈。

白崇禧接到這份用日語發來的電文時，立刻意識到事情不簡單。他很清楚，自家電臺早已被對手監聽已久。公開電報說的內容，很可能已經被對方拿去研究，因此必須另起一條暗線，告訴真正的意圖。于是，他一方面在表面上順水推舟，裝作同意張軫繼續南進，另一方面暗中表示支持其撤退方案。

兩人心照不宣，配合得頗為默契。通過這種“明一套、暗一套”的電臺聯絡，他們向我軍放了一團煙霧，營造出張軫兵團仍在前壓、沒有后撤打算的假象。正是這團煙霧，讓我方對戰機的判斷出現偏差。

陳賡當時在西線負責指揮，對信息的掌握受制于情報渠道。面對電臺截獲的記錄，難免對敵人“繼續前進”的公開通報產生信任。在這種理解下，他對張軫兵團可能突然掉頭撤退的警惕不夠。

5月31日，張軫兵團突然向西轉向，開始迅速回撤南陽。我軍事先規劃好的合圍部署，一下落空，只能在后面跟著追，卻再難形成“合圍并殲”的有利局面。這一戰，從結果看，既沒有造成預期的大戰果，又暴露出在判讀敵人意圖方面的疏漏。

戰后，劉伯承對這次行動表示不滿，對陳賡率領的西兵團提出了嚴肅批評。陳賡本人也深感懊悔，在總結中反復反思，對“敵人會不會說一套做一套”的可能性，記得格外牢。

正因為有過這樣一次“吃虧”，到了1949年贛江南岸的那場追擊，他對類似的險象，敏感度遠比旁人高。

六

回到1949年的贛江邊。陳賡指出，白崇禧這次放出來的“潰退”跡象，很可能也帶著試探甚至誘敵成分。他并不懷疑前線部隊的戰斗力，而擔心的是，一旦追擊形成大縱深穿插，一旦渡口被敵特或突擊隊摧毀，整個局面就會瞬間反轉。

很多時候，戰場勝敗就在幾條道路、幾個渡口的取舍之間。看起來是“再咬一口”，實際上可能是推著自己走進別人準備好的圈套。陳賡選擇“剎車”，并不代表不想打，而是在更大的戰役構想下，寧肯放棄一時戰機，也不能給對手制造“可趁之機”。

周希漢接到命令后，很快執行，把已經展開的追擊部隊陸續收攏，向贛江東岸回撤。拂曉前，江西一側的第13軍，干脆利落地撤回了原先的出發地帶，渡口守得很嚴，沒給敵人留下任何可鉆的空子。

這一收一放之間，表面上是“放走敵人一部分”，實質上則避免了一場可能釀成嚴重后果的失誤。值得一提的是，從后續敵軍調動看，白崇禧確實有在贛江一線尋找機會、尋思反擊的打算。只不過，在我軍保持穩健節奏的情況下，這個計劃沒能真正展開。

也正因為回撤及時，第四兵團得以保持完整戰斗力，在后續行動中繼續承擔重要任務，不至于在湘贛地區被迫卷入一場被動硬仗。這種看似“退一步”的選擇，背后其實是對整個戰區態勢的更大考量。

七

然而，湘贛戰役的進程，并不順利。白崇禧布下的，是一整條縱深防線，而不是某一處“死守點”。在長沙、岳陽一線，他依托湘江、洞庭湖水系，拉開陣勢；在萍鄉、宜春、上高一帶，又利用山地丘陵的復雜地形，構筑縱深據點。對他來說，這里的目的不是決戰，而是拖住時間、伺機轉進兩廣。

當時，第四野戰軍的南下主力面臨不少現實困難。一路向南，糧食供應變得緊張起來，一些地帶交通困難，運輸壓力很大。同時，部隊干部戰士多來自東北，長期在寒冷地帶作戰，突然進入南方酷熱潮濕地帶，再趕上夏季瘴癘流行，各類疾病大面積出現，非戰斗減員迅速增加。

在這種狀況下，原先設想的“快速推進、連續殲滅”模式，很難照搬。部隊需要休整，體力、裝備、后勤都得緩一緩。按照中央指示，四野主力不得不集中整訓，大約用了兩個月時間調整狀態。

與此同時，白崇禧并沒有閑著。他不斷變換防線，試探我軍南下節奏，一旦發現有可能被側擊或包圍，就迅速收縮，在鐵路、公路沿線尋找退路。湘贛這塊地盤，對他來說，更像是一塊用來“機動”的跳板。

到1949年7月8日，湘贛戰役才按照最初構想再度鋪開。第十五兵團按計劃向奉新、高安一線急進，準備先咬住突出在那里的第176師，再利用“打一點、動一片”的辦法，誘使桂系其他部隊前來救援，從而形成戰役級別的包圍戰。

遺憾的是，等第十五兵團趕到，目標部隊已經撤離。當我軍開始跟蹤追擊時，白崇禧敏銳察覺到我軍主力正在向他兩翼側后延伸，蘊含著大包抄的意圖，于是下令各部全線后撤，整體脫離戰斗。

這一來一回之間，戰役的主導權看似仍掌握在我軍手中，卻始終未能找到那個“合攏口”。兵力壓上去，敵人已經退了；預備合圍，敵人又不肯站住。白崇禧不再圖硬拼，而是以機動保存為主調，憑借各條交通線的靈活掌握，把大部隊一路往西南方向帶。

整個湘贛戰役打下來，我軍投入兵力龐大，出動多個兵團，付出了不小的行動消耗，卻只殲敵四千余人。這組數字與此前遼沈、淮海戰役那種“成建制殲滅”的結果相比，落差相當明顯。很難不說是一場失利。

八

戰役的結果，自然引發了高層的深思。敵人已經全面走向崩潰，卻仍憑借地形、交通線，頑強保持一定機動能力。以往那種依靠快速穿插、求一戰而定乾坤的作戰方式，在南方廣闊而復雜的縱深地帶，顯然不再那么奏效。

特別是在湘贛戰役中，白崇禧幾次利用“提前撤離”“機動退卻”，讓我軍的合圍企圖落空。這種打法，說明他已經徹底放棄了在中原、華中地區打決戰的幻想，把主要精力放在爭取將兵力安全轉移至兩廣、云貴一帶。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央開始重新審視追擊桂系的總體思路。與其在狹小地區里強行組織一次又一次合圍，不如在更大范圍內展開布局，用大范圍機動和迂回，去切斷桂系的退路，讓他們失去向南、西南方向轉進的通道。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從左右兩翼向兩廣、云貴展開大包抄”的設想，并不是戰后才出現的靈感，而是在戰役進行過程中，已經在部分指揮員心里成形。陳賡在1949年6月4日的日記中，就寫下了一個頗具前瞻性的構想：集中第二野戰軍、第四野戰軍全部兵力，從兩側同時進軍兩廣、云貴，封鎖白崇禧退路。

從時間節點來看，這一思路產生得并不晚，比中央在7月中旬發出兩封重要電文提出類似構想，還要早一些。一個兵團司令，能夠在戰役尚未結束時，站在更大空間上考慮整體戰略，是相當難得的。這種目光，已經超出了單一兵團作戰層面的范疇。

有意思的是，這一構想后來與中央的總體決策高度契合。隨著湘贛戰役的教訓被認真總結，中央對桂系的作戰方針逐步調整，強調要在華南更廣的空間內展開合圍，而不再把希望寄托于在某個局部短時間里抓住“全部主力”的機會。

在這個轉變過程中，像“贛江追擊剎車”這樣的決定，反而顯得更有分量。它避免了因急功近利而造成的重大損失，也為后續更大范圍的機動作戰保留了完整的基礎力量。

九

白崇禧的強項，在于把握部隊的機動和空間上的變化。他善于利用地形、交通線，時而擺出硬頂架勢，時而伺機脫離戰斗，用機動換時間。這種做法，在遼沈、淮海那種以鐵路樞紐為主戰場的大殲滅中并不多見，卻在南方復雜地形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另一方面，陳賡的性格里有一種鮮明的特點：敢打，也肯認錯。苗店、興隆一役中，因對敵人誤判而沒能完成既定任務，他在總結時并沒有回避自己的責任，這段經歷也成為他后來反復提醒自己的“警鐘”。贛江一線，他寧肯被前線誤解為“過于謹慎”，也不愿冒那一步險。

試想一下，如果當時第13軍貿然深入，真的在江南腹地被切斷退路，湘贛戰役的性質很可能發生根本變化。那將不再是一場我軍主動尋找戰機的行動，而變成一場被迫營救被圍部隊的艱難戰斗。這種被動局面，一旦形成，很難在短時間內扭轉。

從這個角度看，“前車之鑒”并不是一句空洞的話，而是切切實實寫在戰史中的經驗。戰場上的“謹慎”，往往被一些人誤讀為“猶豫”，但真正懂行的人都明白，該停的時候停得住，比一味猛沖更考驗指揮員的功力。

十

隨著時間推移，湘贛戰役的失利逐漸被后續的廣東、廣西戰役所掩蓋。人們更多記住的是桂系主力最終在華南一帶被逐步擊潰，白崇禧倉促逃往海外，而不是湘贛一線那場“失之交臂”的較量。

但從整個解放戰爭末期的格局來看，那段插曲并不應該被忽略。它提醒人們，哪怕在大勢已定的階段，局部戰場仍然可能出現不順，敵人也仍然會利用自身特長和地形優勢，制造麻煩。輕敵、急躁、貪功，隨時可能把勝勢拖成一場意外。

湘贛戰役之后，中央在研究華南作戰方案時，對桂系特點的認識明顯更深。對這支“猛如虎、滑如狐”的部隊，不再求“一網打盡式”的大捷，而是在更大空間中，以穩定、穩妥的推進，逐步收緊包圍圈。這種調整，既有戰略上的考量，也包含著對已有教訓的認真吸收。

在這種過程中，個體指揮員的經驗與中央的總體判斷，相互呼應。陳賡從1948年的挫折，到1949年贛江一線的果斷收縮，再到提出“左右兩翼進軍兩廣、云貴”的設想，都折射出一種趨勢：個人戰場感受，逐漸升華為更宏觀的戰略思路。

與其說這是某一位將領的“高明”，不如說，這是長期實戰磨礪之下，一個集體逐步形成的共同經驗。在這一經驗面前，任何“以一時戰果為先”的沖動，都顯得單薄。

從武漢到長沙，從贛江到湘贛交界，這一系列動作背后，既有白崇禧的撤退與盤算，也有陳賡的警覺與判斷。戰事的勝負，往往并不只看某一次交鋒，而要看在關鍵節點上，誰能記住教訓，誰敢于在該收的時候收，這一點，到了1949年，已經越來越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