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蔣介石在大陸的情況及活動

1949年10月1日，正當晌午。

廣州東山梅花村32號，陳濟棠公館里，氣氛壓抑得讓人喘不過氣。

那刺耳的電話鈴聲，又一次在屋里炸響了。

話筒被蔣介石一把抓起。

聽筒那頭傳來的，是國民黨空軍司令周至柔的聲音。

這已經是周至柔打來的不知第幾通電話了。

他的嗓門里透著火急火燎的焦躁，甚至帶著幾分哀求的味道。

原因無他：要是再不讓飛機升空，就趕不上北京那邊的吉時了。

其實，周至柔那邊的弓早就拉滿了。

當年的國民黨空軍，仗著美國人的家底，比起解放軍來那是占據了絕對的上風。

周至柔手里捏著一份把每一個細節都摳過的空襲方案，準星早已鎖定了那個即將舉行大典的廣場。

只要蔣介石嘴唇動一動，點頭應允，掛滿炸彈的機群就會呼嘯而去，把天安門變成一片火海。

可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握著話筒的蔣介石，又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

這之前，每次周至柔火急火燎地請示“動手時間”，蔣介石嘴里吐出來的永遠是溫吞吞的三個字：“再等等。”

眼下，最后的時間窗口眼看就要關上了。

實在是耗不起了。

誰知道，蔣介石憋了半天，最后蹦出來的指令，直接讓周至柔當場傻眼：

任務取消。

這道命令，乍一聽簡直不可理喻。

得知道，這一天對蔣介石而言，恐怕是這輩子最難熬的關口。

想當年他自詡“天之驕子”，不可一世，如今卻要眼睜睜看著老對手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宣告新時代的來臨。

這種被人踩在腳下的恥辱，比拿刀子剜他的心還難受。

他做夢都想把這場慶典給攪黃了。

這時候，他手里明明握著空中優勢這張王牌，炸彈都掛在機翼底下了，就差臨門一腳。

為何在最后關頭，他卻把伸出去要殺人的手，硬生生地縮了回來？

這背后，哪是什么慈悲心腸，分明是一筆讓人頭皮發麻的政治賬。

要想搞懂這個急剎車般的決定，咱們得先翻翻蔣介石當時兜里還剩下幾枚籌碼。

把日歷翻回到這一年的1月21日。

面子上看，他是告老還鄉了，甚至還陪著宋美齡過了三個多月看似閑云野鶴的日子，連年都是在老家過的。

但這不過是做給外人看的一出皮影戲。

實際上，這會兒的蔣介石心里簡直像是在油鍋里滾。

局勢爛成什么樣，他心里跟明鏡似的——國民黨大軍在戰場上那是兵敗如山倒，根本止不住。

所謂的“下野”，說白了就是以退為進的幌子。

那個坐在南京總統府里的代總統李宗仁，充其量就是個擺在臺面上的泥菩薩。

國民黨里那些大大小小的軍政頭目，腿腳還是不聽使喚地往奉化溪口跑，排著長隊給蔣介石報信，等著他拿主意。

在奉化蹲著的那陣子，蔣介石在家里架起了好幾部大功率電臺。

一道道看不見的電波從這個江南小鎮飛向四面八方，遙控著全國那些殘兵敗將。

他心里那個“宏圖大業”的念想，那是一刻都沒斷過。

等南京一丟，這出“遙控指揮”的戲碼徹底演砸了。

蔣介石只好卷鋪蓋離開奉化，先是飛了一趟臺灣，緊接著轉道廣州，這才住進了現在的陳濟棠公館。

他原先還做著美夢，想著靠華南這半壁江山，搞個“東山再起”。

可沒過幾個月，前線的戰報就像雪片一樣飛來，里頭寫滿了一個字：敗，敗，還是敗。

熬到1949年10月，攤開中國地圖一瞧，還沒插上紅旗的省份，也就剩下廣東、廣西、海南、西康、云南、貴州、西藏和臺灣這八個犄角旮旯了。

就是在這種眼看就要徹底玩完的背景下，北京那邊傳來了消息：10月1日，新中國要成立了。

這消息傳到廣州，蔣介石心里的滋味，哪怕是用五味雜陳來形容都顯得太輕描淡寫。

他腦瓜子里轉悠的，依然是怎么給共產黨使絆子。

于是，那個代號絕密的空襲計劃就這么出爐了。

既然正面戰場打不贏，那就搞偷襲、搞破壞。

這似乎是當時最解氣、最直接的一招。

那天一大早，蔣介石就爬起來了。

他在屋里轉圈圈，等著那個最終拍板的時刻。

可隨著墻上的掛鐘一分一秒地走，他心里這筆賬，越算越覺得不是個滋味。

要是真下令炸了，好處只有一個：出氣。

或許能讓現場亂成一鍋粥，甚至傷到中共的高層。

可壞處呢？

那簡直是鋪天蓋地。

頭一個，就是對手的防備。

共產黨既然敢在這個點、這個地兒搞這么大的陣仗，怎么可能不防著他這一手？

情報顯示，北京周邊早就把防空網撒下去了。

雖說國軍飛機多，但也做不到如入無人之境。

這一把要是偷雞不成蝕把米，把空軍這點僅存的家底折進去，往后的仗還怎么打？

再一個，是美國人的臉色。

這是蔣介石最忌憚的一點。

當時的白宮，對蔣介石政權早就失望透頂，覺得他就是個“扶不起的阿斗”，甚至只把他當個棋子。

美國方面早就把話說死了：不支持這種針對老百姓和政治儀式的狂轟濫炸。

要是沒了美國的援助，蔣介石在廣州恐怕連一個月都撐不住。

為了圖一時痛快，徹底得罪了背后的金主，這買賣實在是劃不來。

還有最要命的一點，那就是輿論和歷史的評價。

開國大典那天，天安門廣場上可是擠滿了30多萬人。

這不光是共產黨的隊伍，還有大把的工人、農民、老師、學生，以及各路民主人士。

更棘手的是，現場還坐著一堆受邀觀禮的外國朋友和外交使節。

炸彈要是真扔下去，那可就是一場針對平民的屠殺。

這在國際法上，那是板上釘釘的戰爭罪行。

一旦這么干了，全世界的唾沫星子都能把蔣介石給淹死。

他本來就搖搖欲墜的國際形象，立馬就會崩塌得連渣都不剩。

除此之外，作為一個傳統的中國人，蔣介石內心深處還有個過不去的坎兒——故宮。

天安門緊挨著故宮。

那是中華民族好幾百年的寶貝疙瘩，是皇權的象征，也是老祖宗留下的見證。

要是這個節骨眼上，因為轟炸天安門把故宮給誤炸了，把老祖宗的東西給毀了，他蔣介石就不再僅僅是政治上的敗寇，而會變成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這口黑鍋，太沉了，他背不動。

一邊是恨得牙癢癢的死對頭，一邊是可能遺臭萬年的深坑。

這就是為什么周至柔一遍遍催命似的打電話，蔣介石卻跟個復讀機似的說“再等等”。

他在博弈，在掙扎，在天平的兩頭反復掂量。

一直熬到中午，最后時刻逼到了眼前。

蔣介石終于把這筆賬算明白了：這一炸，毀不掉新中國，但鐵定會把蔣介石最后的政治退路給炸斷。

于是，電話一掛，計劃作廢。

那么，既然不炸了，在這個改朝換代的歷史性時刻，蔣介石在干嘛呢？

諷刺得很，他和當時千千萬萬個中國老百姓干著同樣的事：守在收音機旁，聽廣播。

下午三點，那個讓他既熟悉又痛恨的湖南口音，順著電波飄到了廣州東山梅花村。

對于天安門廣場上的那30萬人來說，這是歡呼雀躍的高光時刻。

可對于關在房里的蔣介石來說，這簡直就是上刑。

他一邊聽，一邊嘴里不干不凈地罵。

特別是廣播里念到出席大典的名單時，一個個熟悉的名字鉆進耳朵——那些曾經是他手下的國軍將領，如今卻站在了天安門城樓上。

“娘希匹！”

這句招牌式的罵人話，在空蕩蕩的房間里回蕩。

他罵這幫人是“白眼狼”，罵他們背主求榮。

這一罵，就罵到了天黑。

這天晚上，廣州的夜色沉得像墨。

蔣介石躺在床上，像烙餅一樣翻來覆去，怎么都睡不著。

他又一次擰開收音機，想聽聽外頭的動靜。

結果，廣播里傳來的不是啥好消息，而是國民黨特務被一窩端的報道。

連搞破壞的特務都被收拾干凈了。

他氣得一把關上收音機，緊接著又是一通污言穢語。

這一天，對于蔣介石來說，上午是在糾結中煎熬，下午和晚上則是在憤怒與無奈的叫罵中度過。

但他留在廣州罵街的日子，也屈指可數了。

歷史的車輪轟隆隆向前滾，根本不在意某個人的憤怒。

僅僅過了不到半個月，1949年10月14日，解放軍的大旗插上了廣州城頭。

蔣介石狼狽撤退，先是縮到重慶，后來又退到成都，妄想著在西南的大山里繼續負隅頑抗。

可這會兒解放軍那是勢如破竹，國軍卻是兵敗如山倒，根本擋不住。

1949年12月10日，成都機場。

一架孤零零的飛機在陰霾中沖上云霄。

蔣介石最后一次離開了中國大陸，飛往那個海島。

這一走，他就再也沒能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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