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刻工月入1.5兩，宋版《漢書》賣200兩：古人買書到底有多難？

一、在明清時期讀書是什么的體驗？

在明清時期讀書，絕不是今天我們隨手翻開電子書、網購一本新書那樣輕松。那時的書，是用木頭雕版、手工刷印、匠人裝訂的“奢侈品”，價格從幾分銀子到幾百兩不等，背后藏著時代的經濟、階層與文化密碼。

萬歷年間，一個普通刻工每月能掙1.5兩銀子，折合成當時的米價，大約是255斤米。而一本《月露音》要0.8兩，相當于刻工大半個月的工錢；一部180卷的《弇州山人四部稿》要7.04兩，夠一個刻工不吃不喝干近五個月。更夸張的是，一部宋版《漢書》在萬歷年間能賣到200兩，相當于刻工干133個月，差不多要干11年才能買得起。

這意味著，在明清，買書不僅是消費，更是身份和實力的象征。普通秀才能買得起幾本啟蒙讀物和四書五經就不錯了，而像潘允端這樣的豪富，才能在日記里一筆一劃記下“宋刻通鑒八十兩”“宋版《漢書》二百兩”這樣的大手筆。

二、從幾分到百兩：書價背后的“貧富差距”

明清的書價，呈現出一種極端的兩極分化：有的書便宜到幾錢銀子，有的書貴到讓人咋舌，這種差距，恰恰是書籍屬性和稀缺性的直接體現。

先看“親民款”。萬歷年間，《萬寶全書》只賣0.1兩，《新調萬曲長春》三冊才0.12兩，《鶴林玉露》四冊0.2兩，《集古印正》六冊0.3兩。按當時的米價折算，0.1兩銀子大約能買17斤米，也就是說，一本《萬寶全書》差不多是一個普通家庭兩三天的口糧，對小康之家來說，完全負擔得起。

這些便宜書，大多是實用類、啟蒙類或通俗讀物。比如《萬寶全書》是生活百科，教人看日子、算吉兇、識草木；《新調萬曲長春》是戲曲唱本，供人消遣娛樂；《月露音》是詩文集，一冊才1錢，相當于小半只鵝的價錢。小作坊最愛印這類書，一套雕版能用好多年，印數大、成本低，自然賣得便宜。

再看“天價款”。同樣是萬歷年間，一部宋版《漢書》要200兩，宋刻《通鑒》160本要80兩，宋版《周易正義》14卷要120兩，平均每卷8.5兩。這些書之所以貴，一是因為年代久遠，存世稀少，屬于“古董”；二是因為宋版書刻印精良，紙墨考究，是藏書家眼中的“神品”。

比如那部200兩的宋版《漢書》，還是趙孟頫的舊物，書前還有他的自畫像，堪稱“書中極品”。王世貞甚至用一座庭院換過同款書，可見其價值連城。到了明末，宋版書的價格更是水漲船高，平均每卷要4.5兩，比明當代刻本每卷0.18兩的價格高出了整整25倍。

還有一類書，價格介于兩者之間，比如《大明一統志》3兩，《漢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35冊3兩，《本草》十冊4.9兩，《明世宗實錄》4兩。這些書要么卷帙浩繁，要么內容專業，是士大夫階層的“剛需”，但又不像宋版善本那樣稀缺，所以價格適中，是中產讀書人能踮踮腳夠到的選擇。

到了清代，書價的兩極分化更加明顯。晚清時，一套《廿四史》白紙本要160兩，黃紙本140兩，連裝箱都要200兩以上；《通志堂經解》一部價200兩，《全唐文》200余本價銀百元，“皇朝三通”一部價銀百兩。根據統計，買兩套《廿四史》（連裝箱）或四部“皇朝三通”的錢，就可以在廣州繁華商業區購買一處鋪屋。即便是富家子弟，也對三四十金一套的《佩文韻府》望而卻步，可見其價格之高。

三、雕版與稀缺：為什么書價會天差地別？

明清書價的懸殊，本質上是由生產方式和流通渠道決定的。

首先，古代出書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從雕版到印刷，再到裝訂，全靠手工完成。一塊版子要刻幾十上百頁，一頁錯字就得重刻，成本極高。而且印數有限，印一次賣不完，就只能毀版，這就導致很多書成了絕版。

其次，流通渠道極度閉塞。那時沒有全國性的書店網絡，一本書大多是當地作坊印刷、當地流通，山東人很難看到北京的書，南方人也很難買到北方的刻本。這種地域壁壘，讓很多冷門書成了“獨一份”，價格自然就被炒了上去。

再者，書籍的“附加價值”也會推高價格。比如宋版書，不僅是書，更是文物；名家舊藏的書，比如趙孟頫的《漢書》，因為有了名人背書，身價倍增；還有一些書是私人定制的，比如高官退休后自己寫、自己印的集子，只印幾套收藏，外人想買都買不到，價格自然高得離譜。

反觀那些便宜書，大多是“大路貨”。四書五經、黃歷、千字文、小說，這些書需求大、印數多，一套雕版能用十幾年，成本被攤薄了，價格自然就下來了。比如黃歷，是每個識字家庭的“剛需”，一年一買，小作坊印得最多，也賣得最便宜。

清末藏書家葉德輝在《書林清話》中提到，古代書籍的定價不包含知識產權費用，主要由紙張、油墨、雕版、工錢等成本構成。南宋時，象山縣學刊刻的《漢雋》二冊，售價600文，其中就包括紙張、賃板、工墨裝背等費用；淳熙三年刊刻的《大易粹言》二十冊，售價八貫，同樣涵蓋了紙墨、工錢和伙食開支。這也說明，書價的高低，本質上是生產成本和稀缺性的直接反映。

四、豪富的藏書樓：潘允端的購書日記

明代上海豫園的主人潘允端，是個不折不扣的藏書豪富。他的《玉華堂日記》，詳細記錄了萬歷十四年到二十九年的購書經歷，為我們還原了一個頂級藏書家的“剁手日常”。

萬歷十四年十二月，他花80兩買了一部宋刻《通鑒》，160本，平均每本0.5兩；同年，他又花6兩買了一部《兩漢書》；萬歷十九年五月，他花200兩買了一部宋版《漢書》，這部書后來還被王鳳雛三番五次贖回，最后又加了11兩4錢才成交；萬歷二十五年六月，他花3兩6錢買了一部蘇文；萬歷二十八年三月，他花4兩買了《世宗實錄》。

這些數字背后，是驚人的財富。80兩銀子，相當于一個刻工近54個月的工錢；200兩，相當于刻工干11年。潘允端買一本書，就花掉了普通人幾年甚至十幾年的收入，這在今天看來，就像有人隨手買了一套一線城市的學區房。

但潘允端的藏書，也不是為了“炫富”。他是真的愛書，宋版《漢書》是趙孟頫的舊物，他珍藏了多年，后來因為手頭緊才忍痛割愛，賣書時的心情，就像李后主亡國時“揮淚對宮娥”一樣凄涼。這種對書的執念，是明清藏書家的共同底色。

到了清代，像潘允端這樣的藏書家更是層出不窮。他們不僅花重金買書，還會自己刊刻書籍，比如杜鳳治在宦粵時，就逼迫潘仕成租借書版印刷了一批《佩文韻府》，回到紹興后送給女婿一套，讓女婿“大喜過望，踴躍歡忻”。這些藏書家的行為，不僅推動了書籍的傳播，也讓書價的兩極分化更加明顯。

五、普通人的讀書路：抄書與借書

對普通人來說，買書太貴，怎么辦？那就抄書、借書。

明清的秀才們，大多靠抄書度日。孔乙己偷丁舉人的書，就是因為那本書是絕版，買不到，只有丁舉人家有。丁舉人打斷他的腿，也是因為那本書太珍貴，被偷了等于被搶了家產。

還有些讀書人，會上門求書。比如當地有個高官退休后寫了一套集子，秀才們就會上門拜訪，要么花錢買，要么請求手抄謄錄，主人一般也會答應，還會留他們住下，談文論道，甚至收為弟子。這種“以書會友”，是明清讀書人的社交方式，也是他們獲取知識的重要途徑。

即便是到了民國，好書依然是硬通貨。1931年，學者唐蘭就用手校影印的《百川學海》抵借了80金，而當時一盤帶御璽的散氏盤拓本也才80元，可見這部書在當時的分量。這也說明，即便是到了印刷技術相對發達的民國，好書依然是稀缺資源，價格依然不菲。

六、從“買書難”到“藏書榮”：明清的文化階層

明清的書價，本質上是一道階層的分水嶺。

能買得起宋版善本、私人定制集子的，大多是高官、富商、大地主，他們的藏書樓，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比如潘允端的豫園，藏書萬卷，不僅是知識的寶庫，更是社交的名片，當地的讀書人都以能上門借書為榮。

而普通秀才、教書先生，只能買幾本啟蒙讀物，或者靠抄書、借書度日。他們的讀書路，充滿了艱辛，但也正是這種艱辛，讓知識顯得更加珍貴，讓“讀書改變命運”的信念更加堅定。

這種“買書難”的現狀，也催生了明清獨特的藏書文化。藏書家們不僅是買書，更是在守護文化。他們花重金買宋版書，不是為了投資，而是為了讓這些珍貴的典籍不至于失傳；他們建藏書樓，不是為了炫富，而是為了讓后人能讀到這些書。

到了清代，這種藏書文化更加盛行。葉德輝作為清末著名的藏書家，不僅收藏了大量古籍，還刊刻了不少書籍，他在《書林清話》中詳細記錄了宋代的書價和刊刻成本，為我們研究古代書籍出版提供了重要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