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26國通報打擊電詐決心，但柬埔寨政府已經對電詐經濟上癮了！

2月18日，柬埔寨國務大臣柴西納列向26國駐柬使節通報打擊電信詐騙進展，用“查處200宗案件、驅逐8000余名外籍涉案人員、超21萬人自行離境”的硬核數據，重申“零容忍”的國家戰略立場。然而，國際社會的疑慮并未消散——為何高壓整治之下，電詐窩點仍有“打一槍換一地”的蹤跡，甚至出現“明處攻堅、暗處滋生”的亂象？這并非柬埔寨政府“偷偷摸摸搞新電詐”，而是跨境電詐的頑固性、治理體系的短板與利益鏈條的復雜性，共同釀成的“整治成效與反彈風險并存”的現實困境。

柬埔寨此次通報的成果，絕非外交層面的表面文章，而是第七屆王國政府以國家意志推進的硬仗。為破解整治碎片化難題，柬埔寨建立了由首相洪瑪奈親自掛帥的國家級打詐機制，將打詐納入核心國家戰略，而非階段性行動。過去8個月，執法部門清查2500處涉案地點，查扣1萬余臺電腦、3.6萬余部手機，查封200余處違法場所，更對陳志犯罪集團等500余起案件提起訴訟，通過國際司法協作追查犯罪資金鏈。立法層面，《反電信網絡詐騙法》已進入跨部門審議階段，試圖從制度層面實現長效治理；執法層面，不僅對涉詐場所業主處以最高1000美元罰款，更立下“4月底前全面清零”的軍令狀，對失職官員嚴肅追責。這些舉措清晰表明，柬埔寨中央政府的打詐決心真實且堅定，所謂“主動搞新電詐”的說法，與官方持續加碼的整治行動完全相悖。

但現實中，“通報攻堅”與“暗流涌動”的反差客觀存在，其核心原因在于跨境電詐的“遷徙性”與柬埔寨治理的“末梢短板”。隨著緬北妙瓦底等核心窩點被中緬泰聯合清剿，部分電詐集團利用東南亞國家邊境管控薄弱的漏洞，向柬埔寨回流滲透。這些犯罪團伙不再固守大型園區，而是轉向“化整為零”的隱蔽模式：將閑置賭場改造為封閉窩點，藏身于柬泰邊境偏遠村落，或利用城市高層公寓分散作案，以“家庭作坊”式運作規避清查。更關鍵的是，柬埔寨基層治理能力存在明顯短板，部分地方官員與犯罪集團存在利益勾連，形成“保護傘”；邊境省份的執法資源不足，難以實現“全覆蓋、無死角”的監管，讓電詐分子有了“鉆空子”的空間。這種“中央強、地方弱”的治理失衡，使得表面的整治成果難以完全遏制底層的暗流。

此外，經濟利益的驅動與產業轉型的滯后，為電詐反彈提供了土壤。對于柬埔寨部分欠發達地區而言，電詐集團帶來的“租金收入”“就業假象”，曾是當地經濟的“畸形補充”。盡管中央政府強力整治，但部分基層群體仍存在“僥幸心理”，默許甚至配合電詐窩點的隱蔽運作。同時，電詐集團的運作模式不斷升級，不再局限于傳統的“殺豬盤”“刷單詐騙”，而是結合虛擬貨幣、跨境賭博等新型業態，形成“詐騙+洗錢+偷渡”的完整產業鏈，其隱蔽性、專業性大幅提升，給柬埔寨的執法整治帶來更大挑戰。這種“經濟誘因+模式升級”的雙重疊加，讓打詐工作陷入“整治—反彈—再整治”的持久戰。

柬埔寨的打詐困局，本質上是整個東南亞跨境電詐治理的縮影。將“暗流涌動”歸咎于柬埔寨政府“偷偷搞新電詐”，既不符合事實，也忽視了跨境犯罪的治理難度。對于柬埔寨而言，要破解這一困局，既需要持續強化中央執法力度，刀刃向內清除“保護傘”，加快立法進程筑牢制度防線；更需要深化國際協作，與中、泰、緬等國建立常態化情報共享、聯合執法機制，斬斷電詐集團的跨境遷徙通道與資金鏈條。

跨境電詐治理從來不是單一國家的“獨角戲”，而是需要全球協作的“攻堅戰”。柬埔寨的通報，是向國際社會釋放的合作信號；而暗流涌動的亂象，是亟待各國攜手破解的治理難題。唯有摒棄“有罪推定”的偏見，以務實合作凝聚合力，才能真正擠壓電詐分子的生存空間，讓“零容忍”從外交承諾轉化為落地實效，守護好各國民眾的財產安全與地區的和平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