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土地稅四年漲19%，業主收入4%填窟窿，市長福利誰買單？

無論這些社會或經濟方案的愿景多么宏大，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底色：給本就脆弱的市鎮財政預算平衡帶來巨大壓力。為了填補資金缺口，一個最顯而易見的“提款機”再次被擺上桌面——建成房屋土地稅。作為市鎮財政的第一大收入來源，該稅種在2020年至2024年間已累計上漲19%。

面對未來六年的任期，土地稅還能像過去那樣被無限榨取嗎？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需要澄清的是，這里討論的僅是“建成房屋土地稅”。盡管這聽起來有些違背直覺，但它其實只占你稅單首屏應付總額的一部分。除此之外，稅單通常還捆綁了生活垃圾清運稅、旨在資助水域管理和防洪的專項稅，以及特定的設備專項稅等。

具體到土地稅的計算邏輯，其實非常簡單：它是計稅基數（即不動產價值的估值）與稅率的乘積。決定這兩者每年變動方向的權力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分擔：

首先是計稅基數（行政術語為“地籍租賃價值”）。每年根據修訂指數波動。過去該指數由國會議員在財政法案中投票決定，如今則已趨向自動化。

其次是稅率。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稅率由接收該稅款的地方當局（現為市鎮及市鎮聯合體）決定，通常在每年通過原始預算時同步投票產生。

2025年，土地稅計稅基數的普遍掛鉤調整率為1.7%，預計2026年這一數字將降至0.8%。這標志著一個相對緩和期的到來。此前，基數曾經歷過大幅飆升：2022年上漲3.4%，2023年更是達到7.1%。回顧2005年至2015年間，年均增幅僅為1.6%。顯然，2020至2026年這一任期見證了計稅基數的劇烈膨脹。

為什么議員們沒能守住公民的購買力？

過去，國會議員在確定年度調整指數時，雖然名義上是“參考租金變化”，但實際上會根據經濟和社會背景進行政治裁量。在2017年的財政法案中，為了追求某種“實證主義”和去政治化，議員們決定將漲幅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掛鉤。

這種自動化機制在當時無法預見2020至2026年間的惡性通脹。結果，議員們在無意中放棄了這一歷史上屬于他們的、本可用于宏觀調控的重要職權。

按理說，如果計稅基數已經隨通脹上漲，土地稅率理應保持穩定。但現實并非如此，主要有以下三點原因：

其一，國家補助縮水：市鎮及其聯合體的其他運營收入增長遠低于通脹。國家撥付的補助金在經歷了數年的下降（地方政府為控制公共財政做出的貢獻）后，目前僅維持在穩定水平。

其二，稅種消失后的杠桿缺失：隨著居住稅的消失（十年前職業稅也已停征），盡管國家對地方預算進行了補償，但并未賦予地方政府新的稅收手段。由于缺乏其他稅收杠桿，地方行政長官在尋求預算增量時，幾乎只剩下提高土地稅這一唯一選項。

其三，被動承壓與生態轉型：在“不惜一切代價”的疫情救助政策后，地方政府需恢復預算平衡，吸收國家強加的預算支出（如公務員工資上漲），并尋找資金應對生態轉型。

雖然從整體數據看，即將結束的任期內全國平均稅率漲幅僅為7%，但部分大城市選擇了以前所未有的比例動用這一稅收杠桿。對于這些地區而言，在2026年后繼續以此空間作為騰挪手段，已幾乎不再可能。

除了數額的爆發式增長，目前的土地稅體系還面臨著深刻的公平性拷問，例如：

背離納稅能力：房屋價值并非衡量個人貢獻能力的最佳指標。根據法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對于最貧困的20%業主而言，土地稅占其可用收入的比重已超過4%。

地籍估值過時：行政部門目前使用的房屋估值標準制定于20世紀70年代初，早已與房地產市場現實脫節。但稅法改革的一個悖論是：情況越不公平，糾偏就越困難。“無代表權的納稅”與“無稅收的代表權”：居住稅取消后，稅收壓力高度集中于業主，其中部分是不居住在該市鎮、沒有投票權的非居民業主。具有投票權的租戶幾乎不承擔任何地方財政責任。這種失衡從長遠來看，極大地挑戰了地方民主的穩定性。

展望2026至2032年的任期，理論上“稅務節制”應當成為主旋律。考慮到各派候選人提出的雄心勃勃的施政方案，賬單在未來幾年繼續加重的可能性依然很大。這不僅將對公共財政產生余波，更深遠的影響可能在于地方民主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