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丨兩位詩人之間閃耀的友誼

“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

（Thomas Transtr?mer）

與羅伯特·布萊

（Robert Bly）

的友情，就是從這樣一次會面開始。…… 正是在多重意義上的黑暗年代，要求詩人具有看清事物的能力。但是他和羅伯特·布萊的友誼依然不變。友誼的紐帶正好在這最恰當的時刻及時地連接起來。”

——圖爾比雍·史密特

▲ 特朗斯特羅姆（左）與布萊（右）

01

人生某些時刻的會面極具意義，這種意義可以不言自明。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與羅伯特·布萊的友情，就是從這樣一次會面開始。

1964年冬，特朗斯特羅默已經作為心理學家在洛克斯圖納[2]青少年管教所工作了四年。管教所位于林雪平[3]市北邊，自然環境非常優美。最初幾年，時常有來自斯德哥爾摩的作家朋友到這里訪問，有些還在管教所轄區內寬敞的工作人員宿舍住較長的一段時間。人們或許可以猜想到，是這里的鄉野氣息和世外桃源的感覺讓客人人流連忘返。1963年春，特朗斯特羅默這種與世隔絕的狀態終于打破，到非洲核心地帶做了一次旅行:在四個星期里穿越了肯尼亞、坦桑尼亞、烏干達、扎伊爾、剛果、乍得和中非共和國。

而此時到了冬天，東約塔平原已經封凍，道路就如燈光下的油脂那樣閃耀滑膩。

林雪平。市立圖書館一直訂有英語期刊《倫敦雜志》[4]。在1963年12月號那期里，特朗斯特羅默讀到介紹”六十年代出版社”[5]的一篇文章。這是羅伯特·布萊在美國明尼蘇達州麥迪遜縣創辦的出版社，還出版同名雜志。這篇文章是從一個英國式的角度來寫的，本身帶有點酸溜溜的調子。但讓特朗斯特羅默感興趣的不是這種調子，而是文章摘引了布萊的一個朋友詹姆斯·賴特[6]的幾首詩，其中包括一首涉及艾森豪威爾總統訪問佛朗哥的詩。特朗斯特羅默有意翻譯這些詩歌，因此寫信給賴特，而請六十年代出版社收轉——這是輕而易舉的事，因為出版社地址就包含在這篇文章里。

在同一時間點，布萊也聽說有個名叫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的年輕瑞典詩人，可能值得他做進一步研究。布萊從他的農場驅車到明尼阿波利斯市，向明尼蘇達大學圖書館借《半完成的天空》，來回距離是五百公里。布萊回到家時，特朗斯特羅默的信也正好到了。

▲ 年輕的特朗斯特羅姆（右一）與家人。

布萊也能讀瑞典語，或者更準確地說，能讀挪威語。他的曾祖父是1855年從挪威移民到美國的，先落腳伊利諾伊州，后來搬到明尼蘇達州。一百年后，布萊回到挪威老家尋根，還學習了老家的語言。他還找到了留在老家的親戚。他們住在挪威內陸哈爾當格峽灣南部布萊地區——其實他的美國家族姓氏就是由此而來的。布萊也在這里找到了其他東西，他事先未能料想到的東西。在奧斯陸市立圖書館他讀到了幾位歐洲和拉美詩人的詩歌，而當時在美國還很少提到這些詩人的名字:巴勃羅·聶魯達和塞薩爾·巴列霍[7]，格奧爾格·特拉克爾[8]和貢納爾·艾克洛夫[9]。布萊從挪威回到美國后和威廉·達菲在1985年創辦《五十年代》雜志，后來又改名為《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其宗旨就是要把美國詩歌從對英語詩歌傳統過分單向的依賴中解放出來。

▲ 年輕的布萊（右一）與家人。

布萊的詩歌改革運動依仗了詩歌翻譯的支持，它們構成了這份雜志的大部分內容，所翻譯的詩人就扮演了美國新詩典范的角色:針對美國詩歌那種已被沖淡的思想性，耽于自我的饒舌和啰嗦，布萊提倡的詩歌具有密度，嚴肅而又深刻，是有一種自身閃光的形象語言。特朗斯特羅默的詩歌正符合布萊的這種詩學理想。也許他把這位瑞典詩人看作來自遙遠國度的一個信使，而那個國度的詩歌創作仍然結合著魔術之奇和童稚之爽直。

賴特給特朗斯特羅默的回信四個月之后才姍姍而來；信的口氣是友好的，但多少帶有自我中心主義的味道，幾乎沒有愿意進一步接觸的表示。相對而言，倒是布萊給特朗斯特羅默更熱烈的回應。兩人的信件來往很快開始。起先雙方寫得還很拘禮謹慎，但這種拘謹很快就被一掃而光，被信任和親切取代，而且幾乎總是帶著傾心交談的愉快語調。彼此之間出自直覺的理解從一開始就已存在——這可以證明，他們聚合到一起絕非偶然！這些信件向讀者展示出讓人一目了然的真實共性，一種由友誼的真誠愿望加熱溫暖起來的一致性。詩人間的良好關系在他們見面之前就已建立起來了。

1965年春天，特朗斯特羅默做了首次訪美之旅，在四所美國大學朗誦他的詩歌。但這次旅行他沒能見到布萊，因為當時布萊去了歐洲。他們兩人首次見面是那年夏天在瑞典，地點是緊靠云加侖湖邊的色德曼蘭郡貝特納[10]郊外。羅伯特·布萊正在幫助他翻譯艾克洛夫詩歌的克里斯緹娜·比拉特[11]家里做客。

特朗斯特羅默是個瘦高個子，讓布萊覺得有點像瑟仁·克爾凱廓爾[12]: 鼻子前沖，看上去模樣精神抖擻而求知欲旺盛。布萊沒想到特朗斯特羅默還能背誦他和賴特的好幾首詩，在談話過程中還能憑記憶引用他們的詩句。在7月8日給詹姆斯·賴特的一封信里，布萊講述了他訪問瑞典時的一段插曲:

有一天他(特朗斯特羅默)帶著我開車整整一小時，穿過瑞典的森林到一個秘而不宣的目的地去。我們在一個農場停下來——他找人要來了某種鑰匙——我們到了一個巨大的紅色庫房前面，他用那把巨大的鐵鑰匙將牲口圈的大門打開——里面稱得上是一個北歐駝鹿博物館！那里有一個完整的駝鹿骨架、上百件鹿角和鹿牙等出售，整個建筑里一切都屬于駝鹿。這大概是瑞典唯一一座完全塞滿駝鹿和駝鹿制品的房子。

第一次會面之后過了三年他們才重逢，而這一次是在斯德哥爾摩群島中的仁瑪爾島[13]上。時間是1968年7月底。此后又過了幾年，特朗斯特羅默在70年代初再次到美國訪問，兩人再次見面。在那些年里兩人的友誼已經更加穩固，幾乎完全是靠通信來交往。碰巧這也是瑞典的文學氛圍明顯改變的年代，經常要求作家表明清楚的意識形態立場，排斥那些不能達到這種要求的作家，而這種排斥有時也像法律判決那樣嚴厲而不可調和。1966年10月間，在針對詩集《音色與軌跡》的幾篇書評里，特朗斯特羅默受到冷酷的批評。

他的詩歌讀者，很可能是占大多數的讀者，依然欣賞他的詩歌，而且是非常欣賞的，但這沒有用——讓他難過的是那種出于意識形態的動機而對他的詩歌提出的質疑。而更讓他難過的是，那種說他對當代問題欠關注的批評從根本上說是不公正的。至少在他的信件中可以看出，特朗斯特羅默一直以清醒和敏銳的良知跟蹤時代的步伐。在一首題為《在自然中》的詩中，對當代事務的感受已和其他層次結合在一起，構成多重意義和復雜內涵，這和模棱兩可完全不是一碼事。

《音色與足跡》和下一部詩集《夜視力》 （1970）之間的那幾年很可能是特朗斯特羅默在瑞典最不順心的時期。幾乎可以這么說，他在這種情況下采取的不快但警覺地保持防衛的姿態，多少導致后一本詩集的名稱歸結成了一個唯一的詞”夜視力”。正是在多重意義上的黑暗年代，要求詩人具有看清事物的能力。但是他和羅伯特·布萊的友誼依然不變。友誼的紐帶正好在這最恰當的時刻及時地連接起來。

在自然中

[瑞典] 特朗斯特羅默

萬之 譯

1

晚秋的迷宮。

森林入口有個被扔掉的空瓶。

只有少許幾種聲音：好像有人用一把小鑷子小心地撥動枝杈

或是個鉸鏈在一個粗樹根里微弱地嗚咽。

蘑菇上呼出了白霜，它們已經干癟。

像是失落后重新找回的衣物。

現在黃昏到來。需要趕緊出去

再看到那些地形標志：田地里生銹的農具

湖那邊的房子，棕紅色四方塊如湯料骰子一樣結實。

“一封來自美國的信件讓我行動，把我趕出去

郊外小鎮空蕩街道上一個六月的明亮夜晚

沒有記憶的新生小區中間，如藍圖一樣涼爽。

2

信在衣袋里。不被保佑的狂走，那是一種禱告求情。

在你們那里惡與善確實有著容貌。

在我們這里最多的是根、數字和日光之間的爭斗。

那些干死亡勾當的并不羞見白日的光亮。

他們從玻璃樓層操縱。他們在陽光中成群如蟻。

他們向前俯身越過柜臺，扭動頭頸。

到了遠處我偶爾停步在一座新樓房前面。

許多窗戶移到一起變成了唯一的窗戶。

夜空的光芒被捕捉進那里，在行走的樹冠中。

無波無浪湖水如鏡，直立在這夏夜。

短暫的片刻中

感到暴力不真實。

3

太陽燃燒。飛機在低空滑行

投下巨大的十字形黑影，在地面上向前沖闖。

有個人坐在田野里翻掘撥弄。

黑影襲來。

有一剎那間他處在十字架中間。

我看見過掛在清冷教堂拱頂內的十字架。

它有時像是一張瞬間拍下的圖片

迅疾動作中的某種事物。

02

特朗斯特羅默翻譯布萊的第一首詩是選自《雪原中的沉默》（1962）中的《午后的落雪》。對瑞典讀者來說這首詩肯定凸顯真正的特朗斯特羅默風格；這不僅指他的譯作如此，而且在同樣程度上也指布萊的美式英語原作就如此。當特朗斯特羅默選擇在他的詩集《曲徑》（1976）中同時發表多首他翻譯的布萊詩作（還有匈牙利詩人皮林斯基[14]的詩作），他解釋其動機說，這些詩歌和他自己如此接近，感覺就像是他自己的詩作一樣——而他用這樣典型的一語中的的話做結語:

到底是我們誰寫的， 其實從一開始就無所謂。

有關布萊翻譯的他的詩歌，特朗斯特羅默在1974年2月13日的一封信中寫道:

你的翻譯最好的地方是我總能從中找回我當初開始寫這些詩時的感覺。其他譯者提供的不過是原詩的一種(蒼白的)臨摹，而你卻把我帶回到起始的經驗。

他們就是如此相像，詩歌基因密碼在互相交流之前就已經一致。人們很容易用傳統方式來解釋其相似性，把它看作雙方互相影響的結果，而且這多少也算符合實際，在他們后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借用對方手法的地方，或者有意的暗示。但這種解釋其實并不能站住腳，因為他們之間引人注目的相似性多半在兩位詩人知道對方存在之前寫的詩歌中就已出現。如果把相似性解釋為雙方有共同的楷模，例如都借鑒法國的超現實主義詩人，也不足以服人，因為有那么多作家都把同樣的楷模當作自己的引路人，卻沒有因此都在特別重大的創作內容上具有共同的特點。布萊和特朗斯特羅默之間的相似性主要不在于運用某些技巧或能熟練地仿照某種模式的能力。相關要點其實在更深的層面，在構思詩作之前。然而，這種相似性就足以解釋他們之間友誼的增長嗎？

▲ 布萊翻譯的特朗斯特羅姆詩集（英譯本）。

其實不需要讀很多信就能發現，兩人雖然有一種詩歌上的一致性，但本質上又非常不同。特朗斯特羅默幾乎沒有或者極少表現出布萊那種好斗，那種急躁，那種張揚……布萊用詞自由，經常會到純然粗魯的程度；相反，特朗斯特羅默好像是居高臨下在天上俯視，帶有溫和的嘲諷，有時帶點慍怒，卻總是溫文爾雅。布萊不怕與人分享臨時寫就的詩作，分享突然異想天開和信手拈來的詩句；而特朗斯特羅默照例總是先要自己認可滿意，才把詩作交給別人看。特朗斯特羅默是一個心理學家，兢兢業業；而布萊總是不斷編造出新理論，常常自相矛盾，既能橫掃一切，又能擊中目標。在他們通信的書寫筆跡里就能充分看出兩人的鮮明對比——特朗斯特羅默字體是工整而清晰的，而布萊的筆跡潦草，充滿任性的連筆字，未經訓練的人簡直難以辨認，很像是一份中世紀的手稿。

在這些通信中，兩位詩人在有些地方的分歧特別明顯。在詩選《戰爭與沉默》（1969）的前言里，布萊寫到越南戰爭，推測美國人有深藏內心的殺戮沖動，一種和19世紀消滅印第安人有關的對亞洲人的仇視。特朗斯特羅默在翻譯該前言時回信說，瑞典讀者是不會這樣理解的——

我們最好能把整段刪掉，行嗎？

雙方都提出了妥協建議，可沒有及時改好，因為書稿已經送到印刷廠了。

八年之后，同樣的故事幾乎重演；這次是涉及布萊為詩集《散文詩》（1977）而寫的前言。在鳥的歌唱和散文詩形式的文學創新之間的一種平行對比，引起了特朗斯特羅默的抗議，這是他內在的一個科學家的立場站到了對立面，很可能是他覺得這種類比過分松散。布萊則堅持保留這段話，但是在受到批評之后也在某種程度上做了調整。

我們可以繼續這樣把兩位詩人對立起來分析，直到他們本人也開始變得像漫畫人物，但這并不能因此讓人更好地理解他們。如果把他們的友誼看作一種不同性之間的互動，而不是相同性的證明，也許倒更有幫助。

形式嚴格，對表達手段控制完美有度……特朗斯特羅默很早就明白了簡潔主義的價值，懂得了用詞越少而詩歌就越有表現力的道理。情緒狂放不羈，傾斜失衡，從來不是他的特點。然而，難道在他內心不深藏著另一種類型的個性嗎？難道不是狂野多于溫和，豐富充盈多于藝術家的節制，難道不正是詩中的那些聲音，想象出的或暗示的聲音，使得用詞簡潔的詩歌充滿音調？這樣一種像影子般存在的詩人個性可以持續存在乃至有自己獨立的生命。差不多就像特朗斯特羅默自己想當但從來沒有當成的作曲家，通過與類似個性的藝術家會面而獲得營養。有一位這樣的表面看上去極不相同而實際上卻讓特朗斯特羅默很感興趣的作家——比利耶·舍貝里耶[15]。而我相信，和布萊的友誼也可以在這種背景下去理解。

在1988年獲得”飛行員文學獎”[16]時的答謝詞中，特朗斯特羅默引用了杰克·倫敦小說《馬丁·伊登》中的一段話。這段話在他的少年時代就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個遭受挫折的天才布利森頓，為書中人物馬丁朗誦了一段他本人從內衣口袋里拿出來的手稿:

那是一首長達六七百行的詩歌，精彩絕倫，讓人驚奇，超凡脫俗。……這首詩歌以雄偉的節奏， 描述我們太陽系外之斗爭的寒冷騷亂， 在黑暗的太空中， 耀眼奪目的隊伍滾滾向前， 熄滅而冷卻的太陽和星云升騰的火焰廝殺成一團。……馬丁在最后終于可以說話贊嘆: “在文學中這真是無與倫比。這太美妙了……太美妙了！”

這樣的句子，很容易被人看作過分雕飾辭藻，華而不實，但是其感情的強烈表現會引起一種回應，而這種回應可以是真實的，不是矯揉造作的。如果人們能在這種言外之意詞外之辭中去理解友誼，那么完全可以想象布萊那種反對美國對越南戰爭的、感情強烈的詩作《牙齒媽媽最終脫光了衣服》[17] ，也會對特朗斯特羅默的詩歌產生影響——雖然不可能有什么證據證明——這首詩在他的書里沒有留下任何痕跡。（需要說明的是特朗斯特羅默提出異議的也不是這首詩本身而只是標題。）重要的已經不再是兩人的相同性，而恰恰是兩人的不同性……值得重視的也不再是書面上的詞句，而是完整的友誼——這種友誼是不能在詩作中研究出來的，而只有在信件中才能得以充分表現。

兩位摯友之間的相互影響，并不意味著布萊會變得越來越像特朗斯特羅默，或者特朗斯特羅默會變得越來越像布萊，而是兩人自身的獨特個性反而越來越突出，越像他們自己。相互的影響不在于移植對方的風格特色，或是對方的個性特點，而是喚醒了自身個性中本來沉睡的方面。這在兩人的突破時期尤其重要，這時兩人的藝術身份需要尋求新的表達方式。而他們創作中的所有時期其實都是這種突破時期。

冬日獨居

[美] 羅伯特·布萊

西川 譯

1

四點左右，幾片雪花。

我把殘茶潑到雪地上，

感到清新的寒冷中一絲愉快。

入夜

時分，風刮起來，

南窗上的窗紗緩緩飄動。

2

我有兩所房子；但我只用一間。

燈光落在我的椅子、桌子上

而我卻飛入我的一首詩——

我不能告訴你在哪兒——

象我隨處出現，如今，

在潮濕的田野中，冬雪降著。

3

每一天都有更多的父親死亡。

這是兒子們的時辰。

稀薄的黑暗聚攏在他們身邊。

那黑暗好似光的碎片。

4

荒涼有如黑色的泥巴！

我坐在這黑暗里，唱著歌，

我說不出這喜悅是來自

肉體，還是靈魂，還是來自什么別的地方。

5

這樂曲中有人生存，

耶穌、耶和華或眾靈之王之類的稱謂

不能準確的將那人描摹。

6

我醒來又降新雪。

我是一個人，但另有一個人和我

一起喝咖啡，一起眺望雪野。

03

在特朗斯特羅默的詩歌中尋找以書信及書信寫作為母題的人，會找到不止一首而是很多首，而不僅僅是為本書提供了書名的那一首詩。那么他的書信在本人的創作中有什么地位呢？是否可以說，這些書信填補了所出版詩集之間的空白？不，那樣看是不對的——那就會給人暗示，好像詩人的創作要用另一種方式看待，而不是用現有的方式，好像所出版的十一本詩集和自傳《記憶看著我》本身就不足了。（思維試驗: 將每一頁都乘以該頁能經得起閱讀的次數。）但是，不考慮書信并非詩作，也不是因為出版等等理所當然的因素，人們還是可以把這些書信看作其創作的一部分。書信是一直在進行中的寫作的一部分。或者用特朗斯特羅默本人在1973年接受某次采訪時所說的話:

有些詩作是在很短時間內完成的，幾乎好像是下意識地寫下來的；也有些詩作是在長時間的并且頗費周折的過程中寫下來的；還有些詩作從來沒完成而只是大題小作的嘗試，但也很難知道人們說的寫作到底是什么，因為寫作可以在一個人的內心里一直進行著，并不需要落實在紙上才算。

這些書信也有助于我們更輕松地識別其詩人作品中某些典型的特色。至少是特朗斯特羅默信中的語調，能再現他的聲音。它和那種言語不同，是一種具有說出的語言之不在場性的語言。它給人日常談話般親切和口語化的強烈印象，以致于我們一開始不會注意到那種敏銳和豐富的技巧，它超越了人們在一般日常談話中感受到的語言。而這種特點是會在他的詩歌中立即展現出來的。他的新書通常能給讀者留下強烈的印象，但往往不在于這些詩作的藝術完整性，而在于它們是日常現實中的奇跡。日常性在其感染效果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

在寫作時保持自然而不做作的狀態是不容易的——就和在照片上顯得自然放松一樣難。盡管特朗斯特羅默和布萊一直不斷地講述自己，也涉及他們的內心困惑和遇到的挫折，但這些信里沒有自怨自艾的色彩。兩個人都一直是在自己的語言中——他們在語言中的在場感就如優秀演員在舞臺上的在場感一樣。和演員不同的是，演員表演角色，而他們表演自己。他們不是只讓巧智來經營對話，同時也讓感覺麻木遲鈍，心不在焉，好像通過窗戶往外看。

04

羅伯特·布萊和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兩人都高度地忠實于使自己賴以為人的那些條件。布萊直到五十歲都住在明尼蘇達州的一個農場，從不遠離自己的成長環境，而特朗斯特羅默則一直保留著在斯德哥爾摩群島中仁瑪爾島上的藍房子，他在那里和外祖父、外祖母以及母親海爾米度過童年時的夏天，這座房子那時對他來說就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可能至今依然如是。

同時，兩人都保持明顯獨立的天性。他們和一般作家們的成功之路保持著距離。他們并不將詩歌和其他寫作結合，例如結合文學批評。特朗斯特羅默選擇當心理學家，并從事這個職業多年，特別是從事青少年犯罪心理學方面的工作。羅伯特·布萊1950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哈佛，但并不繼續深造。與很多其他美國作家不同——這些人往往是在一所大學的外殼里終其一生——布萊在紐約孤獨而沉默地住了幾年，作為自己的創作生涯做好準備，然后就回到鄉下去了。

兩人身上都具有毫不畏懼探索、熱衷發現的精神，而發現之旅是去非洲還是去奧斯陸的市立圖書館并無多少意義上的區別。可以把他們看作兩個科學考察旅行家，一個來自美洲大陸，一個來自歐洲大陸——特朗斯特羅默是從一個古老的世界走向新世界，而布萊方向相反，是從一個新世界走向一個古老的世界。沒有這種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兩人就絕不會追蹤到對方的存在。

布萊對歐洲文化懷有深厚的敬意，即使他自己不那么熱誠虔敬地表達。有許多年，他都在忙于將里爾克的詩歌翻譯成美式英語。他也翻譯過歌德最著名的詩作《在所有山巔上》（一譯《游子夜歌》），譯筆優美。布萊曾說過，他欣賞特朗斯特羅默的地方，包括這位瑞典詩人對歷史人物和狀況的深切體驗，例如詩歌《公民》中的丹東和法國革命，或者詩歌《巴拉基列夫的夢(1905)》中的作曲家巴拉基列夫和俄國革命。

以對等的方式，特朗斯特羅默接受美國文化的啟迪，接受那種民主和多元性及知識分子的言論自由，而這種自由精神又令人吃驚地與最深的偏見在美國并存。1965年首次訪問美國之后，他在一封給自己的出版商雅拉德·博涅什[18]的信中寫道:

很可能是春天的美國之旅給了我動力，膽敢接受在維斯特羅斯這里的半職工作聘書。我在美國四所大學朗誦過(沒想到我的詩歌在那里有數量如此之多的翻譯)，而能感受到這么多的贊賞，大大增強了我的自信心。

和美國的接觸對特朗斯特羅默的生活有決定性的意義，這么說或許并不為過。首次美國之旅可以看作是后來70和80年代中發生的事情的前兆，那些年里他在全美大陸的朗誦旅行可以說一個接一個連續不斷。回到瑞典之后他在信件中表達的感受常常也是大致相同。起初他很受鼓舞，興高采烈，輕松愉快——好像一個氣球飄動在日常生活之上。這種成功之感后來逐漸減弱，氣球慢慢地但也是安全地降落，最后落到地面，落入官僚機構的文牘工作中，落入養家糊口的窘迫境地中，落入瑞典文化生活的自負自滿中……

但通信還在繼續，信件在空中以快得令人驚嘆的速度傳遞著。根據信件日期可以算出，在情況順利時，一封信三天就可到達。在兩位信友最迫切希望交流的時候，他們好像是面對面交談，不等前信的回復到來就會寄出下一封信。1970年11月，在《夜視力》詩作的翻譯過程中，兩人的通信達到高潮。緊接著，在12月份，特朗斯特羅默接到通知，根據匹茲堡國際詩歌論壇的提議，一項平行的翻譯計劃也開展起來。所以在其后大約一年中，連續有三個英譯本在美國問世:《詩二十首》(1970) ——雖然印刷到1971年才完成——和《夜間的視力 》 (1971) ,這兩本都是羅伯特·布萊翻譯，以及《窗戶和石頭》(1972) ，譯者為梅·斯文森[19]和萊伊夫·舍拜里耶[20]。很多布萊翻譯的詩作也在60與70年代之交無數較小型的文學雜志上刊登。

70年代初，特朗斯特羅默很可能獲得一種感覺，覺得自己能當一個雙語寫作的作家。或者用不同方式來表達這種狀態：他在兩個國家都有一個重要的讀者群。美國公眾對他的接受是開放的，他們熱情歡迎他，一點都不小氣。這既包括他的一般讀者和詩歌朗誦的聽眾，也包括很有影響力的文學批評家，如《紐約時報》的海倫·凡德勒[21]。在評論布萊翻譯的包括艾克洛夫、馬丁松和特朗斯特羅默詩作的《朋友，你們喝掉了一些黑暗》（1975）的書評中，她特別強調，特朗斯特羅默是美國詩人最值得學習的典范。特朗斯特羅默在美國的頻頻成功就像有一種內在動力在推動。順便說一下，這也導致布萊隨時間的推移不得不和越來越多的譯者分享這種空間。與此同時，人們也注意到在瑞典的有關特朗斯特羅默的書評中，70年代乃至80年代中期那種非常明顯持保留態度的語調，最后也幾乎完全消失了。

當人們現在讀這些來自詩人聲譽日隆的年代的信件，很容易聯想到那種老派的成功故事，故事里總有一個瑞典發明家獲得世界聲譽——比如造出了一個活動扳手，或是創造了一個隱喻。這個發明家既有權利自豪，又不難保持謙虛。在本書信選集收尾的信（也是現存信件中的最后一封）中，特朗斯特羅默剛獲知他又得了一個文學大獎——鈕什塔特獎[22] ，他寫道：

我吃驚得臉色發灰……瞻望前景， 我這一年剩下的時間大概不得不周游各地， 去向大家道歉， “對不起，我拿的獎太多了……”

05

知己的朋友， 不需要很多話就能互相理解。而且應該記住，當通信在后來幾年稀疏下來的時候，兩位詩人見面也越來越頻繁了。特朗斯特羅默幾乎每年都會去美國旅行，而布萊也不時訪問歐洲。有時，特別是在布萊寫于70年代中期的一些信件中，人們可能看出某些不安的跡象，布萊擔心生活立場的改變或新的興趣可能讓兩個朋友分道揚鑣。但這種情況從未發生。友誼的前提改變了，但友誼保持不變。

特朗斯特羅默在給布萊的信中寫道：

有時我在內心和你對話，給你講述我的故事，提問題，還會大笑。

兩位摯友經常在各自的思想中出現。但是內心的對話沒有文獻記錄，自然也不可能記錄。也許，事實會證明，正是這一版的——因此也是難以捕捉的——友誼的內涵，才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能有一個朋友讀自己正在寫作的詩， 能理解——而且不僅是理解，也是欣賞、詮釋、翻譯，發自內心地回應——這是具有巨大意義的一種無形因素。它賦予那個老掉牙的問題新的意義：一個作家到底是為誰寫作？ 有時，就是這樣一個知己，為作家提供了復活更新自己所需要的有決定性的足夠勇氣。

特朗斯特羅默和布萊的通信本來都是只寫給對方看而不出示他人的，而現在這些書信發表的時候，他們就有了一個新的收信人。兩位作家在如此漫長的歲月中寄送給對方的鼓勵和安慰，也留給了我們，留給了本書的讀者。

致防線背后的朋友　

[瑞典] 特朗斯特羅姆

李笠 譯

1

我的信寫得如此貧乏。而我不能寫的

如古老的飛船膨脹，膨脹

最后滑行著穿過夜空消失

2

信落在檢查官手上。他打開燈

燈光下，我的詞語像柵欄上的猴子飛躥

抖動身子，靜靜站立，露出牙齒

3

請讀句外的詞語。我們將在二百年后相會

那時旅館墻上的高音喇叭已被遺忘，

我們終于得以安睡，化成正長石

▲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瑞典語：Tomas G?sta Transtr?mer，1931年4月15日—2015年3月26日），詩人，心理學家和翻譯家，晚年中風。1954年出版第一本詩集《17首詩》，以后陸續出版詩集《途中的秘密》（1958）、《音色與足跡》（1966）、《看見黑暗》（1970）、《真理的障礙》（1978）、《為生者與死者》（1989）、《哀傷貢多拉》（1996）等。曾多次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2011年獲獎，“因為經過他那簡練、透通的意象，讓我們用嶄新的方式來體驗現實世界”。

▲ 羅伯特·布萊，一譯羅伯特·勃萊（英語：Robert Bly，1926年12月23日—2021年11月21日），美國詩人、作家、活動家。詩歌集《沉默在雪地》（1962）樸素、意象主義的風格相當大地影響了接下來20年的美國詩歌。1966年與人共同創立“美國作家反越戰”組織，1968年簽署“作家與編輯的反戰爭稅”承諾，誓言在抗議反戰中拒絕納稅。他還幫助了印度加爾各答孟加拉人中“饑餓的一代”反建制運動中的詩人。

注釋丨

[1] 圖爾比雍·史密特（Torbj?rn Schmidt，1955—），瑞典詩人、文學編輯。曾出版詩集《黑土》（Svarta jord）。1982年至1993年間擔任瑞典詩歌雜志《抒情詩之友》（Lyrikv?nnen）的編輯并且編輯《人物圖錄》雜志社（FIB）的抒情詩俱樂部叢書，介紹瑞典和國外詩歌。他對特朗斯特羅默與布萊的詩歌創作和友誼做過多年的深入研究，搜集了豐富資料，而《航空信》就是他整理編輯的成果。

[2] 洛克斯圖納（Roxtuna）為特朗斯特羅默工作過的少年管教所所在地。

[3] 林雪平（Link?ping）為瑞典中部工業城市。

[4] 《倫敦雜志》（London Magazine），英語文化雜志。

[5] 六十年代出版社（Sixties Press）是布萊夫婦和達菲（Willian Duffy）于1958年創辦的出版社，并隨年代更名。

[6] 詹姆斯·賴特（James Wright，1927—1980）是美國詩人，本書中亦用昵稱吉姆·賴特（Jim Wright）。

[7] 塞薩爾·巴列霍（César Vallejo，1892—1938）是秘魯詩人，死于巴黎。

[8] 格奧爾格·特拉克爾（Georg Trakl，1887—1914），奧地利詩人，死于波蘭。

[9] 貢納爾·艾克洛夫（Gunnar Ekel?f，1907—1968）是著名瑞典詩人，1958年起至逝世為瑞典學院院士。

[10] 云加侖湖（Yngaren）是瑞典南部大湖；色德曼蘭郡（S?dermanland）為瑞典中部省份；貝特納（Bettna）是該省的一個城市。

[11] “克里斯蒂娜·布拉特·帕爾斯通（Christina Bratt Paulston，1933—）是瑞典出生的編輯兼英語翻譯家，語言學教授，曾經協助布萊將瑞典詩歌翻譯成英語。

[12] 瑟倫·克爾愷郭爾（S?ren Kierkegaard，1813—1855）是著名丹麥哲學家，存在主義哲學的先驅人物。

[13] 仁瑪爾島（Runmar?）是位于斯德哥爾摩東部群島中的一個海島。特朗斯特羅默的外祖父母在此島上擁有一棟夏季別墅，因油漆成藍色而被稱為”藍房子”。

[14] 亞諾斯·皮林斯基（János Pilinszky，1921—1981）是匈牙利著名詩人。特朗斯特羅默和廷斯合作翻譯過他的詩歌。皮林斯基去世后，特朗斯特羅默曾在瑞典詩刊《抒情詩之友》1987年第四期上發表紀念他的文章《回憶亞諾斯·皮林斯基》（”Minnen av János Pilinszky”）。

[15] 比利耶·舍拜里耶（Birger Sj?berg，1885—1929 ）為瑞典著名詩人。

[16] “飛行員文學獎”（Pilotpriset）為日本”飛行員牌”鉛筆制造公司（Pilot Corporation）從1985年開始頒發的年度文學獎，表彰用瑞典語創作的優秀作家，獎金15萬克朗。1999年后終止。

[17] 《牙齒媽媽最終脫光了衣服》（The Teeth-Mother Naked at Last）是布萊1970出版的詩集。

[18] 雅拉德·博涅什（Gerard Bonniers，1917—1987）曾是瑞典最大的出版社博涅什出版社的社長。該出版社也是大多數特朗斯特羅默詩集和這本《航空信》的出版社。

[19] 梅·斯文森（May Swenson，1932—1998）是在美國的瑞典移民后代，文學編輯、詩人兼翻譯家。

[20] 萊伊夫·舍拜里耶（Leif Sj?berg，1925—2000）為瑞典文學翻譯家，曾將很多瑞典著名作品翻譯成英文。

[21] 海倫·凡德勒（Helen Vendler，1933—）是著名美國文學批評家，經常為《紐約時報》副刊寫書評。

[22] 鈕什塔特獎全稱是”鈕什塔特國際文學獎”（Neustadt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Literature），為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及其出版的《今日世界文學》（World Literature Today）頒發的雙年獎，具有相當高的國際聲譽。

文字 丨 選自《航空信 》，[瑞典]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美]羅伯特·布萊，《航空信》，萬之 譯，譯林出版社， 2012

圖片 丨 攝影 Olivier Lei，Viktor Balaguer

編輯丨 小蟲子

來源丨楚塵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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