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世友晚年三次自殺，用毛巾勒脖子，拔掉靜脈插管，醫生：何苦啊

1985年10月20日的南京，秋意已經很重。中山陵腳下的8號院里，燈光連日不熄，醫療小組和工作人員進進出出，走廊里始終彌漫著一股緊繃的氣息。誰都明白，這位一生在槍林彈雨中打拼的上將，正在經歷一場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戰斗”——敵人不是日軍、不是國民黨軍，而是潛伏在體內的肝癌和日夜侵蝕他的劇痛。

在生命的最后幾個月里，許世友做出過三次令人心驚的舉動：用頭猛撞墻，用毛巾勒住自己的脖子，甚至在眾人防范最嚴密的時候，突然拔掉維持生命的深靜脈插管。那一刻，醫生忍不住低聲嘆道：“何苦啊……”這一聲感慨，不僅是對病人的惋惜，也是對一代悍將晚景的復雜心情。

一、從“身體好得很”到“基本確診肝癌”

時間往前推到1985年春節前后。那時的許世友，虛歲七十七歲，外人看來仍舊精神硬朗。他自認身體好得很，腦子清楚，眼神也不花，手腳照樣利索。別說走路、爬山，就連打獵、練幾下少林拳，他都興致勃勃。

有意思的是，腹部隱隱的脹痛已經悄悄出現。疼起來時，他只是皺皺眉，忍一忍，痛過去也就不放在心上。在同齡人里，他對自己的身體幾乎有一種“盲目自信”：“我打仗這么多年，吃過多少苦、負過多少傷，都過來了。現在這點小毛病，算什么？”在他看來，真要說體格，身邊那些三四十歲的年輕人，未必比得過他。

按照工作人員的安排，3月初，他被“半哄半請”地送到了上海華東醫院做全面檢查。那天清早，他連早飯都沒吃，就進了檢查室。許世友以為，這不過是例行體檢，很快就能回去打獵、散步。可體檢結果出來后，醫生們的眉頭卻越皺越緊。

血液檢查中，甲胎蛋白的數值異常驚人，遠遠超過正常值的幾十倍。對當時的醫學來說，這一指標高度提示肝癌的可能性。問題在于，許世友長期飲酒，又有肝硬化病史，判斷起來格外棘手。華東醫院的醫生不敢草率下結論，只能召開會診，給出的意見是：嚴密觀察，定期復查。

隨后幾天，身邊工作人員選擇了隱瞞。他們只說檢查結果“還行”，沒有什么大問題，囑咐他注意休息。許世友也就真的當自己沒事，繼續照常打獵、爬山，逢人還會拍著大腿說：“我身體好得很。”

4月到5月，腹部疼痛的次數漸漸增多。痛得厲害時，他偶爾也會低聲說一句：“是不是老了，身體不如以前了？”不過一旦疼痛緩解，又恢復到那副“啥事沒有”的模樣。周圍人看在眼里，卻一點都輕松不起來。

兩個月后，南京軍區總醫院又給他做了一次體檢。影像學檢查的結論是：“有肝硬化現象，未見明確占位性病變。”換句話說，沒有發現腫塊。這一度讓身邊人松了口氣，畢竟“沒發現癌灶”，聽上去比任何安慰都管用。

問題在于，甲胎蛋白的數值依舊高得嚇人。7月5日，南京軍區總醫院再次化驗血樣；7月19日，又復查了一次。三次結果前后一致，都遠超正常水平。這樣一來，僥幸心理徹底被打破，醫生們不得不承認：惡性病變的可能性極大。

就在許世友毫不知情地堅持打獵、練功時，一份《許世友同志健康情況報告》在南京軍區內部悄然流轉。報告以總醫院名義上報，結論很清楚——基本確診為肝癌。文件上那幾行字，像重石一樣壓在領導和工作人員心頭。

他們的難題是：這位以脾氣倔、主意正著稱的老首長，要怎么才肯配合后續治療？

二、“我不去北京”：倔將軍與病痛的拉鋸

考慮到情況嚴重，軍區黨委希望把他盡快送往北京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進一步檢查和治療。那里的設備、專家力量，無疑更全面。商量之后，組織上決定派一位他最信任的老部下——聶鳳智，出面勸說。

中顧委會議期間，兩位老戰友見面，氣氛起初很輕松，聊戰場，聊部隊，聊老同志。說到身體狀況時，許世友習慣性地擺擺手：“好，很好。”這一套說法，他已經不知重復了多少次。

聶鳳智只好慢慢把話題往“看病”上引。他挑了個相對緩和的說法：“南京這邊檢查結果出來了，肝上可能有點問題，可能是肝硬化。去北京再看看，更保險一些。”許世友聽完，沒馬上發火，只是點了點頭。看上去好像在思考，實際上態度已經很明確。

沒過多久，他就直接表態：“不去！”聲音不高，卻透著篤定。聶鳳智了解他的脾氣，也知道這聲“不要”，背后其實是頑固的自我判斷——他始終相信自己扛得住，也不愿給任何人添麻煩。

勸說并沒有馬上結束。聶鳳智又從治療條件、家屬便利、領導關心等各方面做工作，還請來了自己當醫生的愛人何鳴，從專業角度解釋肝病的兇險和治療時機的重要。結果很無奈，對上許世友只有兩個字：“不去。”

這種堅持，并不是一時情緒。此后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無論是中顧委的同志，還是南京軍區的領導，輪番規勸，得到的幾乎都是同樣的回答。許世友一句：“我不去北京，不去301醫院。”像是給事情畫了句號。

等到病情明顯加重，301醫院方面干脆主動派人南下會診。政治委員劉軒亭帶著兩位專家來到南京，希望現場了解情況。他曾在許世友手下工作，對這位老首長的脾性再清楚不過。看著病床上的許世友，他終究還是忍不住問出心里的疑問：“首長，您轉到北京去，多方便啊。”

許世友的回答，頗有幾分意味深長：“我不去北京。”

劉軒亭追問：“為什么？北京條件要更好一些。”

許世友淡淡來了一句：“北京路太窄。”

這話聽上去好像不講道理，劉軒亭也有些納悶：“北京路很寬啊。”許世友又補了一句：“人多啊，我吵架吵不過他們。”這句半真半玩笑的話，點到為止。他嘴里沒提具體是哪些“人”，但在場的人都心里有數，只是不方便多問。

不去北京是一回事，就留在南京好好住院，總該能接受吧？偏偏他又極不愿意長時間待在醫院里。中山陵8號，是他熟悉的環境，也是他內心真正的“根據地”。在他看來，病再重，也要待在自己熟悉的地方，醫院那套嚴格管理，他從骨子里就不喜歡。

戰爭年代，他負傷不少，卻慣于用土法子、偏方解決，能扛就扛，很少正規住院。建國后條件改善，他的習慣沒改，照樣能不去醫院就不去。醫生形容他“過于相信自己的意志力”，并非夸張。他真心覺得，只要意志夠硬，許多病都能挺過去。

有位參與會診的醫生曾感慨：“他堅信自己不會被病痛擊倒，甚至對自己的身體狀況形成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幻覺。”這種心理，在普通人身上也不少見，只不過落在一位久經沙場的上將身上，后果更明顯一些。

隨著病情發展，痛苦越來越重，許世友的抗拒心理卻并未完全消退。他不愿輕易接受手術或侵入性檢查，經常跟醫生“頂牛”，甚至習慣性一句：“醫生自己能把自己的病看好？要真行，還會有這么多醫生生病嗎？”

這種近乎“拗脾氣”的邏輯，讓醫療小組相當頭疼。最后，組織上只好退一步：既然人不肯離開中山陵，那就把醫療力量搬過去。南京軍區總醫院抽調了骨干醫生，組成專門的醫療小組，進駐8號院，對他實行全天候的看護和治療。形式上，他仍然待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實質上，已經被“半強制”納入重癥管理。

三、三次自殺：一個悍將被疼痛逼到絕境

盡管布置如此周密，任何人都沒想到，真正的危險并不是來自突發并發癥，而是許世友自己。

某天午飯后，他說要去衛生間，要求不讓醫護人員跟著。在大家印象里，他向來講究一點個人尊嚴，愿意獨自解決這類事情，所以也沒多想。過了很久，里面沒有動靜，外面的人心里發慌，推門一看，幾乎都愣住了——許世友正用頭，狠狠往墻上撞。

這種自傷方式，對一個長期臥床、體力已經下降的七旬老人來說，其實并不“高明”，卻足夠讓人后背發涼。小護士當場嚇哭，慌忙撲上去抱住他。幾個工作人員趕緊上前拉住，場面一度非常混亂。

被制止后，他只是用鼻子重重哼了一聲，沒多辯解，轉身回了房間。周圍人誰都不愿把這件事直接稱作“自殺”，嘴上只說“情緒不好”“一時想不開”，但心里都明白，這已經不是一般的發脾氣。

沒過幾天，第二次危險出現了。那是一個深夜，病房很安靜，只有儀器的滴答聲。值班護士突然聽見微弱的異響，趕緊推門進去，眼前的一幕讓她幾乎驚呆——許世友把毛巾繞在自己脖子上，用盡全力勒緊，臉憋得發紫，泛出一種恐怖的暗紅色。

來不及多想，護士撲過去扯毛巾，其他人聞聲而至，一起把他按住。好在搶救及時，才把命保住。等到危險稍稍過去，病房里的所有人幾乎同時意識到：事情已經遠遠超出一般的情緒波動，必須按“自殺傾向”來處理了。

經過一番討論，醫護人員被迫“退居二線”，由他最信任的家屬和老部下加強看守。病房里的尖銳物品全部清理，能拆的都拆了，麻醉藥、毒性藥物統一集中管理，連普通注射器也要登記造冊。24小時輪流值守，又增派了保衛干部，幾乎形成了一個小小“警戒圈”。

就在大家以為防范已經“滴水不漏”時，一件出乎意料的事發生了。某次整理床鋪時，一名護士在他枕頭下面摸到了一支手槍。這個發現，讓所有參與看護的人都深感震驚。沒人弄得清，這支槍是什么時候、通過什么途徑落到他手里的，也不敢去細想他準備在什么時候扣動扳機。

可以肯定的是，在那一刻，他已經對自己的處境有了判斷，也做出過極端的準備。

考慮到他已經明顯喪失自我控制能力，組織上最終決定將他轉入南京軍區總醫院，由重癥監護病房統一管理。那時的許世友，早已不是當年那個身手敏捷、七上八下敢死隊、在槍林彈雨中趟出血路的猛將。十七八歲參加革命，幾十年征戰，到了晚年卻只能昏迷在病床上，大小便都要人用便盆接著。

疼痛襲來時，他極少出聲，連呻吟都盡量壓在喉嚨里。身邊人回憶，他有一次要打止痛針，針還沒扎下去，突然擺手拒絕，硬生生咬牙扛過去。更特別的是，他不愿意讓別人看到自己痛得不成樣子，一疼起來就要求清場，房間里只留他一個人。哪怕是兒子、兒媳，也只能守在外面干著急。

身體不斷走下坡路，他卻依舊不肯輕易認輸。有一回，他躺在床上口齒含糊地說著什么，聲音很低，聽不清。值班護士湊過去聽了好一會兒，才明白他的意思——他想“活動活動”。

從醫學角度看，這個請求不現實。高度危重病人，本該絕對臥床，何況他已經連續躺了幾個月，因為全身水腫，體重大大增加，超過二百斤。讓他起身活動，風險極高。可問題是，了解他性格的人都預感到：越不答應，他越可能想辦法“自己來”，到時反而更危險。

大家七嘴八舌商量，最后決定折中一下：不讓他下地，但可以搬到沙發上坐一坐。于是，七八個小伙子合力，把他連人帶被輕輕抬到病房里的沙發上。等他坐穩了，他又提出新的要求——“走動走動”。

沒辦法，工作人員只好推著連人帶沙發，在病房里一圈圈“遛彎”。樓下病房的病人聽見上面“轟隆轟隆”的動靜，還跑上來打聽：“你們在干什么，跟打雷一樣。”沒人告訴他們，這里坐著的是許世友。

推了幾圈，大家氣喘吁吁，滿頭大汗，才又把他小心翼翼抬回床上。醫護人員重新把導管、監護線一一接好，他終于露出一點難得的笑容，閉眼睡去。這一幕，說不上悲壯，卻帶著一種說不出的辛酸——一個習慣在野外奔跑的軍人，到頭來，只能靠“推沙發”來滿足活動的欲望。

幾天后，類似的要求又出現。這一次，他說自己要大便，堅持要下床去衛生間，拒絕使用便盆。面對他的堅持，沒人敢太強硬，只好再度七手八腳把他扶起來。就在這短短幾秒間，他突然動作極快地扯掉了右下腔深靜脈插管。

那根粗大的靜脈插管，是維持他生命的關鍵通路。一拔出來，鮮血立刻噴涌而出，場面觸目驚心。醫生和護士當即沖上前搶救，迅速壓迫止血，再次進行插管。忙亂中，有醫生忍不住喃喃道：“唉，何苦呢……”

這一句“何苦”，道破了一層殘酷的現實：在劇烈的疼痛和漫長的折磨面前，這位向來不怕死的將軍，寧愿用極端方式結束一切。三次自殺行為，從撞墻、勒脖子到拔管，每一次都把周圍人嚇出一身冷汗，也讓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他晚年的精神狀態。

在連續的打擊下，他的病情很快滑向無法挽回的邊緣。心、肝、腎等重要器官相繼出現嚴重衰竭。10月20日，醫療小組發出了“緊急警告”，從全國各地請來專家，會診、搶救，能用的辦法幾乎都用上了，但肝癌晚期的進程，并沒有因為這些努力而停止。

10月22日這天，他已經昏迷了兩天兩夜。下午，心電監護儀上的綠色波形逐漸變平，最后變成一條直線。搶救持續了一段時間，生命被勉強延長了幾十分鐘。16點57分，許世友停止了呼吸，結束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

四、告別禮堂：風雨一場，悼念一人

10月31日，南京軍區禮堂。吊唁廳里的白花、挽聯擺得滿滿當當，哀樂緩慢而沉重。按慣例，大軍區副職以上首長的遺體告別儀式，一般會安排在華山飯店會議室。以許世友的職務，他完全可以在條件更好的地方舉行告別。

但最終，場地還是選在了軍區禮堂。原因其實很簡單：這里承載了太多往事。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劉伯承、陳毅、葉劍英等老一輩國家領導人，都曾在這個禮堂發表過重要講話。對南京軍區的老干部而言，這里不僅是開會的地方，更是見證無數歷史瞬間的舞臺。

要在禮堂舉行遺體告別，并不輕松。樓下中間區域的座椅必須拆掉，用來空出一大片平地。看上去不過是螺絲和木板的問題，真干起來才發現，很多座椅的螺絲早已銹死，根本擰不動。為此，警衛營、工程隊等多個單位被緊急調來，忙活了很久，才算把座椅一排排拆開，搭出一片寬敞的吊唁空間。

布置好的吊唁廳里，最醒目的，是正中央那幅遺像。照片上的許世友佩戴紅五星、紅領章，臉色黝黑結實，眉毛短而濃，嘴唇緊抿，神情堅毅。遺體停放在遺像正前方，身上覆蓋著鮮紅的中國共產黨黨旗，一束柔和的燈光打在他臉上，看上去就像沉沉睡去。

大廳里，大大小小的花圈鋪天蓋地，層層疊疊。有意思的是，治喪辦公室臨時統計他生前好友名單，僅僅“拼湊”一下，就有八百多人。名字太多，不得不篩選。負責審核的，正是田普和聶鳳智等人。反復斟酌后，最終確定為七百三十八位，這已經是慎之又慎的結果，卻仍然引來一些“怎么沒把某某算進去”的議論。

花圈數量龐大，擺放也是個不小的工程。地面擺滿之后，墻上又掛了一圈，甚至加了不少撐桿，把花圈架高，錯落擺放。即便如此，還是有相當一部分花圈只能放在禮堂門廳，好在位置也算醒目，聊勝于無。

告別儀式正式開始前，家屬已泣不成聲。下午三點整，軍樂隊奏起哀樂，從北京趕來的多位領導同志緩緩走入，依次在遺體前鞠躬致意，隨后轉身慰問家屬。這個過程莊嚴而克制，沒有多余的話，卻足夠沉重。

聶鳳智走進大廳時，步伐很慢。他曾在戰場上和許世友出生入死，既是老部下，也是老朋友。站在靈前，他深深鞠了一躬，久久沒有起身。走到田普和孩子們面前，一一握手，想說些什么，又似乎什么都說不出口，嘴唇動了幾下，終究只是長長嘆息。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告別儀式開始不久，外面天氣突然變化。原本還是藍天白云，轉眼間烏云壓城，一道雷聲炸響，接著便是傾盆大雨。雨勢之猛，在南京也并不常見。禮堂內的人們沒有因為風雨分神，隊伍仍舊緩緩前行，只是偶有人抬頭，隱約覺得“有點巧”。

到了下午五點，告別儀式接近尾聲。等最后一批吊唁者離開禮堂，有人走出門外，才發現剛剛還如注的大雨竟然戛然而止，烏云也迅速散開，天空恢復明朗。短短兩個小時里，風云變幻，仿佛只為這一場告別而來。

民間總愛給這類巧合套上一層傳奇的意味，議論中難免有人低聲說：“許將軍是星宿下凡，現在該回去了，所以天有異象。”這類說法帶著明顯的樸素情感，未必符合科學邏輯，卻能反映許多普通人對這位上將在心底的那份敬重。

從十七八歲扛槍參軍，到晚年在病床上與癌癥周旋，許世友一生經歷了太多刀口舔血的場面。戰爭年代，他把生死看得很淡，不怕犧牲，也不怕負傷。但不得不承認，肝癌晚期的絞痛，比戰場上的子彈更陰狠，也更難以抵擋。三次自殺舉動背后，是一個慣于掌控命運的人，在疼痛和病弱面前，作出的極端選擇。

他離世那年，距離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已經過去四十八年；距離新中國成立，也走過三十六個年頭。時代早已轉換，但許多老兵心中的那桿“硬骨頭”標尺，并沒有改變。對了解他的人來說，這位曾經七次參加敢死隊的猛將，在晚年以這種方式與病痛對峙，本身就是那個時代精神的一種復雜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