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末，最后一任張天師“仙逝”，道教內部因繼承人吵成一團

1969年，對于道教來說并不好過。臺灣臺北，一位年過七旬的老人病榻上氣息微弱，床邊的人還在小聲商量“繼承”的事。老人輕輕擺了擺手，卻已經沒有力氣再多說一句。幾個小時后，消息傳開：第六十三代張天師張恩溥“仙逝”。道教延續千余年的天師世系，被這一場突如其來的變故，推上了風口浪尖。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視線往前往后稍微拉長一點，會發現整件事并不是孤立存在。道教從東漢張道陵起家，到龍虎山天師府香火不斷，再到蔣介石倉促退守臺灣，再聯到后來內地茅山、龍虎山的新變化，前后一串細節連起來，能看出一條頗值得玩味的脈絡。

中國傳統宗教格局里，道教從來不是配角。佛教自漢末傳入，中唐以后逐漸壯大，但在隋唐、北宋之前，道教在民間和朝廷中的地位，一點也不遜色。只不過，道家是哲學，道教是宗教，兩者不能混為一談。真正意義上的道教教團，形成于東漢晚期，張道陵在蜀地立五斗米道，自稱“天師”，自此天師道世系代代相傳。

到了后來，全真派在北方興起，王重陽開宗立派，武當山、龍虎山、茅山這些名字，一點點和道教捆綁在一起。大體說來，全真偏重清修內煉，正一派則延續張天師一脈，以符箓科儀見長。龍虎山的張天師，是正一天師道的領袖，既是宗教象征，又是文化符號。千多年下來，“天師”兩個字，早已不是一個簡單頭銜。

張恩溥，正是這一長串世系中第六十三代的傳人，也是很多人眼中“最后一任正統張天師”。

一、從龍虎山到臺灣：被帶走的天師與失落的法器

時間往回擰到抗戰時期。那時候的張恩溥，還穩穩待在江西鷹潭龍虎山上清鎮的天師府里。正一派的香火、科儀、傳度，都繞著這座山展開。戰火逼近時，龍虎山也沒能置身事外，道士們避難、分散，天師府一度冷清，卻沒有斷絕傳承。

抗戰結束后，局勢稍穩。張恩溥下山來到上海，開始試著用近代城市的方式來推廣道教。在上海民政部門的支持下，上海市道教協會掛牌成立，他頻繁參加活動，與社會各界接觸，這一步走出龍虎山，也把他和國民黨高層之間的距離拉近了不少。

解放戰爭到了尾聲，1949年前后，局面已很明朗。蔣介石準備退守臺灣時，并沒有只想著軍隊和黃金。他對文化符號同樣上心。孔德成——孔子第七十七代嫡長孫，出現在名單上；藏傳佛教格魯派的重要活佛章嘉，也被安排在撤退隊伍里。第三個，就是張天師張恩溥。

對于蔣介石而言，這三位身上都有超出個人的意義，分別代表儒、佛、道三個重要傳統。帶走他們，一方面有政治考量，一方面也有延續文化血脈的意味。對張恩溥來說，這卻是一次幾乎沒有選擇余地的“動身”。

那是一次非常倉促的離開。天師府祖傳法器、文獻、印信，多數還在龍虎山。張恩溥沒時間細細清點，身邊親屬弟子也只帶走了部分。道門里最重要的那幾件法器——陽平治都功印、傳箓寶劍和符箓，其中就有在這場匆忙之中不知所終的。對于道教內部來說，這并非單純的物件損失，而是關乎“正統”的憑證。不得不說，這一環，為后面的紛爭埋下了隱患。

到了臺灣之后，情況出現了一點反差。張恩溥雖然是被迫離開大陸，但在臺灣卻受到禮遇。蔣介石支持成立道教會，為道教活動開了不少方便之門。五六十年代臺灣經濟逐漸恢復，道教借著社會氛圍，在島內發展得相當興旺。廟宇增加，信眾增多，“張天師”這個名字在臺灣社會的知名度，也隨之水漲船高。

然而，命運并沒有給這位老天師太長的緩沖時間。六十年代中期，他最看重的長子張允賢突發心臟病，搶救無效離世。白發人送黑發人，這種打擊即便對普通家庭來說都很難承受，何況是將其視作天師繼承人、從小重點培養的兒子。

知情人回憶，當時張恩溥整個人像是瞬間瘦了一圈。年紀本就偏大，再加上喪子的重創，身體很快每況愈下。到了1969年，他病情惡化，在臺灣走完了自己的一生。離世時沒有留下明確遺囑，尤其在“誰來接天師位”這一點上，完全沒有交代清楚。

按照道教傳統，張天師的繼承，有嚴格的家族規矩：優先嫡長子，其次按長幼順序，基本都在張家血脈內部選擇。同時，新任天師繼位時，必須接受前代傳下的法器象征權柄，其中就包括那枚陽平治都功印。這一次，長子已亡，法器多件失落，使得一套原本清晰的制度，突然變得模糊。

張恩溥去世后，道教會先是按禮制為他辦理后事。等喪事告一段落，擺在眾人桌面上的，就是繼承問題。天師之位不能一直空著，然而一條條舊規矩對照下來，卻發現很難做到穩妥周全。

二、“誰來當天師”：血脈、名分和一枚神秘的印

照張家的傳統，張恩溥的二兒子是順位人選。道教會幾位負責人專程去做工作，希望他能繼任天師。結果一見面，大家就意識到事情并不簡單。

這位二公子從小對道教興趣淡薄，更傾向科學和現代教育。張恩溥過去也沒有在道學上重點栽培他，平日里接觸教務較少。在眾人勸說時，他的態度也很干脆，大意就是：“不想當，也不適合當。”說得很明白，幾輪溝通下來，仍是斷然拒絕。

天師之位懸而未決，道教會內部壓力越來越大。有人提出折中方案：既然直系兒子一方走不通，不如看張門旁支里有沒有合適人選。這個時候，一個名字被反復提起——張源先。

張源先是張恩溥的堂侄。小時候就隨天師在龍虎山、后來在臺灣身邊，學習經箓科儀，對道教傳統和教務都極為熟悉。性格爽快，做事干練，在教內評價不錯。生前，張恩溥也常把具體事務交由他打理，有時候還當眾吩咐：“這些事你多費些心思去辦。”

對于支持者來說，這種“平時的信任”本身就是一種認可。但反對聲音同樣不小。一派人堅持血統和嫡系原則，認為堂侄畢竟不是直系，“名分不正”。再加上缺少完整的法器交接，僅憑一些口頭囑托，很難服眾。

在臺灣道教會內部，那段時間爭論非常激烈。會議上氣氛緊繃，誰也不肯輕易退讓。一邊強調傳統規制，一邊強調現實需要。說到激動處，引經據典、搬出祖制，各種說法層出不窮。站在旁邊的小道士看著那群平日里寡言清修的老道長吵得面紅耳赤，有人形容“簡直像鬧市口吵架，只是用的全是典故和術語”。

最終，兩邊各讓一步，達成一個折中方案：讓張源先擔任“代理天師”，不立為正式第六十四代，但在事實上主持道教會的全部事務。這樣一來，既保留了將來再擇嫡系繼承人的余地，又解決了眼前的權責問題。

從1971年起，張源先以“代理天師”身份，成為臺灣道教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沒有舉行正式繼任儀式，但在現實運作中，已經具備了天師的威信。道教會的日常事務、對外交流、宗教活動，多由他總攬。從時間長度看，他管理臺灣道教事務大約三十多年，確實稱得上“實際上的天師”。

隨著兩岸關系在八十年代以后逐漸出現緩和跡象，宗教文化交流也慢慢展開。張源先多次以“臺灣道教代表”的名義來大陸參加活動，走訪道觀、參與研討，對兩岸民間信仰的溝通起到了一定作用。這一點，不少研究宗教史的人都提到過，評價還算積極。

正當大家以為爭議已經在“代理天師”的安排中被消化掉，2008年，一件看似突發的小事，又把多年前埋下的隱線扯了出來。

這一年，一個名叫張美良的人突然站出來，自稱是張恩溥的兒子。他不僅有口頭聲明，還展示了一件重磅“證物”——一枚方形印鑒，上面刻著“陽平治都功印”幾個小字。

這枚印的出現，在道教會內部掀起了不小的震動。許多老道士此前從未親眼見過真跡，但根據傳說和文字記載，陽平治都功印一直是張天師傳承中的核心法器象征之一。“失而復得”的戲劇性，讓不少人心里一動。支持者很快找到了理由：既然是“親生兒子”，又有象征權柄的印信，那“正統天師”的名分似乎就說得過去。

站在另一邊的人卻不買賬。有人質疑印鑒真偽，有人懷疑其身世真實性。代理天師陣營當然不會輕易交出多年來建立的權威。會議里，爭吵聲再度此起彼伏。

就算這樣，張美良的勢頭還是一度壓過了對方。張源先年事已高，身體狀況不佳。2008年10月，他去世在家中。這一下，連“代理天師”這層緩沖也沒有了。新的繼任人選，怎么都要提上議程。

照表面邏輯看，這個時候，張美良幾乎是最有機會站上天師之位的人。他開始籌備繼任儀式，內心十分篤定。就在儀式相關程序陸續推開時，一位張家老人站出來，把局面徹底扭轉。

這位老人名叫張道禎。按輩分，他算張家的“長輩”，和張恩溥雖已出五服，但確有血緣關系。張道禎當眾揭開一個關鍵細節：張美良原名胡美良，是張恩溥妻子前一段婚姻中的兒子，后來更姓改名，并非張恩溥親生。也就是說，從傳統意義上講，他只能算繼子，沒有張家血脈。

這一說法一出，場面頓時陷入混亂。張美良堅決否認，堅持強調自己“有印在手”，反指張道禎“造謠”。雙方在公開場合爭執，道教會的人被迫介入調查。

調查的過程頗為曲折，涉及戶籍、舊檔案以及當地熟人的回憶。最后得到的結論，與張道禎說法一致：胡美良確實并非張恩溥親生，而是隨母改姓。至于那枚陽平治都功印，真偽仍難以定論。按很多老道士的判斷，那枚印更可能遺落在大陸，流入臺灣的可能性并不大。

繼承關系、印鑒歸屬、血脈正統，這三樣關鍵因素沒有一個能讓所有人都信服。更棘手的是，張道禎自己也提出了頗為強勢的主張——既然他是真正張家血脈，而且輩分更高，那么由他來繼任天師，似乎更合“祖制”。

這個說法在會內并沒有獲得多數支持。許多人認為，他與張恩溥年代、生活圈相距太遠，而且長期并不在核心教務中活動；貿然立他為天師，很難真正凝聚人心。討論多輪，依舊沒有統一意見。會眾在僵持中散去，各自為陣。

張道禎沒有等來集體認可，最后選擇了一條“自立”的路子，在道觀里自己舉行了天師繼任儀式。形式上，他完成了步驟；實際承認他的道士和信眾卻很有限。就這樣，“第六十四代天師”的名號，在臺灣變得模糊起來。公共層面，越來越難有一個被普遍接受的答案。

遺憾的是，從這之后，臺灣部分道教場所開始出現比較明顯的走樣傾向。有些人打著“張天師嫡傳”的旗號，自立門戶、收徒斂財，借祖宗名頭做生意。普通信眾難以辨別，往往被各種說法繞得團團轉。原本講究“清靜無為、順應自然”的一套修行理念，被過度消費，偏離了早年天師道講究的節制與修身。

站在外部視角看，有一種頗耐人尋味的巧合：易經有六十四卦，天師世系在張恩溥這一代停在“六十三”。有的道士私下感嘆“人事再周全，也難算盡”，多少帶著一點無奈。無論這種說法是否牽強，有一點倒是比較清楚——在許多學者眼里，龍虎山正一天師道真正意義上的“正統”，基本止于第六十三代。

三、內地道教的新局面：一個茅山道士和一個龍虎山后人

如果只盯著臺灣的這段糾紛，很容易以為道教從此走向衰落。可時間線稍微拉回大陸，可以看到另一幅圖景。六十年代以后，尤其新中國成立之后，道教在內地并沒有斷線，而是在完全不同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中摸索出一條新路。

茅山，是一個關鍵的地名。地處江蘇句容一帶，自古就和道教聯系緊密。1938年6月，新四軍開進茅山，建立茅山抗日根據地。把部隊指揮機關設在茅山乾元觀，這一安排，本身就說明，當地道士與抗戰力量之間迅速建立起了一種特殊的合作關系。

那段歲月里，不少茅山道士擔任向導、傳遞情報，有的還直接參與戰斗。道觀被日軍燒毀，道士被殺害，“清修之地”被卷入戰爭，一切都不再只是青燈黃卷。就在這樣的環境里，一個年輕道士的名字逐漸被記住——黎遇航。

黎遇航出身茅山上清派，十幾歲拜入耿云清門下，勤學科儀和經典。二十歲出頭時，恰逢新四軍進山，他主動前去擔任糧食保管員。對一名本該安坐道觀的年輕人來說，這一步并不輕松。更讓人唏噓的是，同年秋天，他的父親被日軍殺害，乾元觀被掃蕩，幾間殿堂化為灰燼，師友多人遇難。國仇家恨疊加在個人遭遇上，讓他徹底走上抗戰道路。

新四軍內部成分復雜，泥瓦匠、農民、工人、和尚、道士都在一個隊伍里，同吃同住。黎遇航在其中負責情報工作，道士身份給他帶來了掩護，出入鄉村、廟觀不易引起懷疑。這種角色轉換，在當時并不算獨特，卻十分有代表性：傳統宗教人群與新型政權之間的關系，在戰爭中被重新定義。

1949年以后，新中國成立，宗教政策逐步明確，宗教團體被引導走向有組織、有管理的道路。黎遇航從軍隊崗位回到道教領域，來到北京工作。后來擔任中國道教協會副秘書長，再到1980年當選為會長。此時，他已不再是當年的“茅山小道”，而是全國性的道教領軍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他對道教內容的取舍非常有針對性。宣傳重點放在中醫、推拿、養生功法、太極拳等與大眾生活密切相關的方面。同時強調“迷信不得提倡”，主張把道教中有益身心的部分抽離出來，服務社會。在當時的政策環境下，這種做法既符合國家要求，也讓道教在新時代找到了合理位置。

1990年，中國道教學院成立，他出任首任院長，為培養新一代道教人才打下基礎。學員們在學院里接受系統宗教學、歷史、哲學和科儀訓練，不再只是單一的師徒傳承。2002年，黎遇航在北京去世，遺體告別儀式安排在八寶山革命公墓，這種安排本身就說明，他在國家和宗教界的雙重位置。

另一方面，在江西龍虎山，另一條與“張天師”血脈相關的線索也悄然展開。

張恩溥在離開大陸時，有一位女兒張稻香留在江西生活。她的兒子隨母姓，名為張金濤。說得通俗一點，按家族關系，張恩溥是他的外祖父。也正因如此，他從小便在一種“道教氛圍”中長大，耳濡目染接觸科儀、禮制，家族故事自然也離不開龍虎山天師府。

和很多人想象的“道士”不同，張金濤是正經“讀書人”。成績不錯，在學校接受系統教育。后來在黎遇航的推薦下，進入道教學院深造。課程內容不只經文，還有現代社會需要的知識體系，這讓他在傳統與現實之間，多了一層理解。

畢業后，中國道教協會希望他留在北京任職，參與全國性事務。他權衡一番，最后選擇回到江西龍虎山，進入天師府從事道教活動。理由很簡單：那里是祖輩長期生活、修行的地方，家族傳統在那座山上留下了太多痕跡，回去意味著承擔一段延續。

可以想象，當他回到龍虎山時，看到的景象并不輕松。幾十年的戰亂和社會劇變，使得很多古建筑破敗，天師府昔日的輝煌早已不在。道士人數減少，活動不多，地方經濟條件有限，道教發展處于明顯的低谷。張天師一脈雖有名號，卻缺少實質支撐。

張金濤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籌款修繕。通過各種渠道爭取支持，再加上當地政府對文化遺產的重視，資金一點點到位。天師府主體建筑被重新修葺，殿宇屋頂翻修，部分古跡得到保護。游客再次走進龍虎山時，不再只看到殘垣破瓦，而是能從建筑布局和陳設中感受到歷史的層次。

在此基礎上，他把目光投向更遠的地方。多次組團前往東南亞、歐美地區訪問，與當地華人社團、宗教機構交流。帶去的不止是科儀演示，還有道教音樂、養生理念、文化講解。對于海外華人來說，這種接觸既是文化認同的一部分，也是鄉情的延伸。

在眾多工作中，最受人稱道的是他對正一天師道音樂的整理和推廣。龍虎山一帶本就有獨特的“道腔”，早年多在科儀中由法師誦唱。張金濤從小就對這些聲音極為敏感，跟隨老法師學唱，逐漸形成自己的理解。后來，他在傳統腔調基礎上進行梳理和規范，組織打造道教樂團，把原本只在科儀空間出現的音樂，搬到了更公開的文化舞臺。

游客如果走進龍虎山的一些道觀，時常能看到身著道袍的樂師演奏道教樂曲，鼓、磬、笛、管配合，既保留宗教意味，又兼顧觀賞性。這種做法，一方面保留了古老的聲腔，另一方面也讓道教從“只做法事”的狹窄印象中走出來，更多人從音樂入手認識這門古老宗教。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再回頭看“臺灣張天師之爭”，就會發現兩條路線的差異：一條糾纏于名號與法統，爭的是“誰是第六十四代”，另一條則更加務實，把精力放在學院、音樂、建筑和交流上。兩者都在延續道教，卻用的是截然不同的方法。

對于很多年長讀者來說，可能更在意的是：龍虎山的香火還在嗎？茅山的道觀還在嗎？從現有史料看，這些地方并沒有因天師世系起伏而徹底斷線，反而在新的歷史階段，以另一種方式延續了下去。

把整件事串起來，從東漢張道陵，到近代張恩溥，再到黎遇航、張金濤，會發現一個頗耐思索的地方：所謂“正統”，未必永遠鎖在一個家族名號上；而宗教能否繼續發揮影響力，往往取決于參與其中的人，怎樣在時代變局里做出選擇。對道教來說，六十三代天師的終結，并不等同于道路的終點，更多像是一次分岔口——有人在名分中打轉，也有人在實踐中向前探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