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堅法師：試論中國佛教修橋補路的慈善傳統

試論中國佛教修橋補路的慈善傳統

修橋補路是中國佛教歷史最悠久、實踐最普遍、社會影響最深遠的慈善傳統之一。自佛教傳入中國以后，即以經典中的福田思想、無畏布施、持地菩薩行等教義為依據，將修橋、鋪路、造渡、平治險道作為利生濟世的重要實踐。在近兩千年的發展過程中，歷代高僧與寺院以募緣修建、組織施工、長期養護等方式，參與了大量橋梁與道路工程，形成了具有中國佛教特色的公益慈善模式。華巖寺專門有一支佛道教遺址考察的隊伍，我帶隊走過重慶非常偏僻的地方和山路，往往我們會在山區道路交匯處，或者古代石橋的建筑碑刻上，看到佛教的身影。他們有的是苦修的僧侶，有的是信佛的居士，有的是還愿的信徒，一段段充滿艱險的道路，一個橫跨江河的古橋，遍布城鄉，讓我感慨萬分，也讓我明白了，佛教的存在價值，不僅僅是完備的三觀教育、道德觀念、哲學思想和修行模范，最重要的是，這個社會，留下了佛教刻在一個民族靈魂里的慈善印記。

一

引 言

在古代中國，國家行政力量有限，交通基礎設施長期依賴民間力量修建與維護，寺院與僧團是其中最為穩定、持續的主體之一。佛教以慈悲濟世、利樂有情為宗旨，將服務社會、救濟眾生作為修行的重要內容。修橋補路因其普惠性、公共性與實用性，逐漸從個體善舉發展為寺院的制度化實踐，成為中國佛教慈善最具代表性的形態。

從經典依據看，佛教多部經文明確將造橋、鋪路、設船、作井列為福田善業；從歷史實踐看，從唐宋至明清，全國范圍內大量古橋、古道均由高僧發起、寺院主持修建?？梢哉f，修橋補路既是佛教信仰的外在呈現，也是中國佛教社會化、本土化的生動體現。對這一傳統進行系統梳理，不僅有助于理解中國佛教的慈善精神，也能為當代佛教公益事業的發展提供歷史資源與思想借鑒。

二

佛教修橋補路的思想淵源

中國佛教參與修橋補路，并非單純個體行為的民間善舉，而是建立在明確的經典教義與修行理念之上，具有堅實的思想基礎。

（一）福田思想：修橋補路為諸佛所稱許的善業

福田思想，是佛教鼓勵布施、利濟眾生的核心理論。《佛說諸德福田經》明確提出七種廣施福田，其中直接包含交通公益事業：“五者安設橋梁，過渡羸弱；四者作堅牢船，濟渡人民；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飲。”（《佛說諸德福田經》，大正藏第16冊）

經文指出，此類行為“行者得福即生梵天”，以神圣經典的形式確立了修橋補路的正當性與功德意義。

在佛教三福田中，修橋補路屬于悲田，即以悲憫心拔除眾生痛苦，是最貼近民生、最易普及的善行。這一思想為寺院與信眾參與公共交通建設提供了最直接、最深入人心的理論支持。

（二）無畏布施：令眾生安穩無怖

佛教將布施分為財施、法施、無畏施三類?！洞笾嵌日摗费裕骸傲畋娚冒卜€，無恐懼，是名無畏施?！保ā洞笾嵌日摗肪?1，大正藏第25冊）

古代道路艱險，涉水渡河、山路險隘，時常危及百姓生命，因此，修橋、鋪路、造渡本質上是消除眾生的恐懼與危險，使其安穩通行，屬于典型的無畏布施。這使修橋補路超越了一般的公益慈善工程，成為救生護命的菩薩行。

（三）持地菩薩行：外平道路，內平心地

《楞嚴經》中持地菩薩的本生因緣，為修橋補路賦予了深刻的修行內涵。持地菩薩自述：“我于往昔……常于一切要路津口、田地險隘，有不如法，妨損車馬，我皆平填，或作橋梁，或負沙土?！保ā独銍澜洝肪?，大正藏第19冊）

佛陀最終開示：“當平心地，則世界地，一切皆平?！?br/>

這一思想確立了佛教修橋補路的雙重宗旨：外平世間道路，內平自心煩惱。使修路造橋從世俗善舉升華為福慧雙修、明心見性的修行法門，成為中國佛教最具特色的實踐理念之一。

（四）四攝利行：以實利利益眾生

大乘佛教以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四攝法接引眾生。利行，即做對眾生真實有益之事。修橋補路不尚空談，以實際便利惠及百姓，是佛教“先以利鉤牽，后令入佛智”的重要方式。這種實踐使佛教深入基層社會，獲得廣泛的民眾基礎，推動了佛教的中國化進程。

（五）同體大悲與報恩思想

大乘佛教強調“一切眾生同一體”，視眾生之苦如己之苦，路險橋斷即是眾生苦緣。同時，佛教倡導報國土恩、眾生恩，修橋補路利國便民，是佛教對社會大眾最實在的回饋。在此思想引領下，修橋補路不再是額外行善，而是信仰者自然流露的責任與擔當。

三

佛教高僧與寺院主導的修橋補路傳統

中國佛教修橋補路的實踐貫穿近兩千年，形成了高僧領銜、寺院主持、募緣共建、長期養護的穩定模式，留下大量可考的歷史工程。

（一）唐宋時期：佛教造橋的鼎盛階段

唐宋是佛教參與公共工程的黃金時代。北宋泉州洛陽橋由郡守蔡襄倡建，實際工程由僧義波、僧宗善總董督造，義波禪師常年駐錫工地，圓寂后立真身庵紀念（《泉州府志》卷16）。南宋安平橋由僧祖派首倡募建，歷時十余年建成，時稱“天下無橋長此橋”（《晉江縣志》卷21）。南宋僧道詢一生造橋兩百余所，涵蓋跨海大橋與津渡要道（《惠安縣志》卷10）。廬山觀音橋由北宋棲賢寺僧智朗、文秀募緣修建，雖然歷經千年，堅固如初（《廬山志》卷5）。

這一時期，寺院已成為地方公共工程的組織者、籌資者與監督者，形成成熟的募緣與工程管理制度。

（二）元明時期：專業化造橋僧群體出現

元代出現以造橋為終身事業的高僧。泉州開元寺釋法助，在閩浙一帶四十余年造橋二十余座，被朝廷賜號“廣德靈慈大師”，民間尊為“造橋王”（《閩書》卷132）。明代妙峰禪師在山西、河北、北京等地大規模修橋鋪路，被稱為“佛門魯班”（《妙峰禪師行實》）。云南了然和尚重修瀾滄江霽虹橋，以鐵索橋打通西南要道，立碑“渡人如渡己”（《永平縣志》卷8）。

元明以后，修橋補路逐漸成為寺院常住事務，許多寺院設立“橋田”“路田”，以常住田租維持養護，形成制度化修橋補路慈善。

（三）藏傳佛教：唐東杰布與雪域鐵橋群

14至15世紀，藏傳佛教噶舉派高僧唐東杰布，一生修建鐵索橋58座、木橋60余座、渡船118艘，橫跨雅魯藏布江、怒江、瀾滄江，徹底改善藏區交通（《青史》，郭和卿譯本）。他被尊為“鐵橋活佛”，其行為使修橋補路成為藏傳佛教最神圣的利生事業之一，影響力一代一代的雪域僧人參與這一神圣使命。

（四）清代寺院成為古道養護主體

清代民間力量繼續承擔道路維護職責。北京門頭溝三家店白衣觀音庵僧人，于同治十年牽頭募資，重修西山大路與橋兒澗大橋，保障京西運煤通道（《重修西山大路碑記》）。湖北黃梅四祖寺、五祖寺歷代住持持續修繕東山古道、靈潤橋、飛虹橋，形成“寺養路、路護寺”的傳統（《黃梅縣志》卷10）。

整體而言，中國佛教修橋補路具有延續時間長、覆蓋地域廣、工程規模大、組織制度化的特點，是傳統社會最穩定的民間公共服務力量之一。

四

佛教修橋補路的組織機制

在長期實踐中，佛教形成了一套成熟、高效、可持續的運行模式，使修橋補路從個人發心轉化為制度化慈善。

（一）發起與主持：高僧發愿，寺院執行

高僧以宗教威望承擔發愿、募緣、督造的核心角色；寺院作為固定平臺，負責募捐、物資管理、賬目公示與后期養護，形成穩定的組織基礎。

（二）修橋補路慈善資金的來源

修橋補路需求資金比較大，需要社會各界大力支持，佛教以高僧為引領，寺院為平臺，開展資金募集管理，主要包括高僧托缽募化、士紳商賈捐助、信眾隨喜、寺院香火田租出資、設立橋會、路會長期籌資。多元資金來源使工程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

（三）修橋補路的工程管理

佛教以因果信仰形成道德約束，工程收支有專人管理監督，并把善款稱為十方凈財，予以規范管理，多刻碑公示，以功德榜回饋捐贈者，實現誠信與透明，這也是古代佛教工程能夠持久的重要原因。

（四）寺院常住負責的養護機制

許多寺院將修橋補路、養護道路列入常住規約，專置田產維持維修，避免“重建輕養”，形成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公益機制。

五

社會功能與現代價值

（一）社會功能

第一，普惠民生，改善交通，減少險難，便利商貿。

第二，凝聚社會，跨越階層、信仰、宗族差異，促進地方互助發展。

第三，推動佛教中國化，使佛教從出世信仰轉向入世濟世，融入鄉土社會。

第四，落實修行，使慈悲精神從理念變為行為實踐，實現佛教自利利他的修行目標。

（二）現代價值

在當代社會，修橋補路的傳統可轉化為現代佛教公益，比如參與鄉村路橋建設、古道保護、救災搶修、公益基建等。其慈悲利他、公開透明、服務社會、三輪體空的精神，對當代公益慈善具有重要示范意義，也是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重要資源。

六

結 論

中國佛教修橋補路的慈善傳統，是經典教義與社會實踐高度結合的產物，歷經近兩千年而綿延不絕，成為中國佛教最具代表性、最接地氣的慈善形態。

修橋補路不僅是物質層面的公共工程，更是佛教慈悲濟世、自利利他、?；垭p修精神的具象化呈現。它以有形的橋梁與道路，渡化人身、安穩民生；以無形的信仰與愿心，凈化人心、和諧社會。深入研究這一傳統，對于理解中國佛教的歷史面貌、推動佛教中國化、發展當代中國特色公益慈善事業，均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在古代先賢影響下，當代佛教參與的修橋補路活動，也是不絕于耳，如浙江普陀山捐款四點五億資助政府修建朱家尖大橋，就是最鮮活的例子。這些善行，都是真正的正能量，值得大家永遠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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