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金融副市長”到“省聯社掌舵人”:地方金融治理的深層變革
2025年以來,一場靜水深流的變革正在中國地方金融領域悄然展開。四位曾擔任地方政府“金融副市長”的干部相繼調任省級農信聯社擔任主要領導,這一人事布局絕非偶然,而是地方政府與金融系統深度協同的戰略選擇。這一現象背后,折射出農信系統治理模式的升級與地方金融發展邏輯的重構,標志著中國農村金融改革進入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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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金融副市長’的履歷,精準匹配了農信改革的核心需求。云南的陳建軍,曾長期在國家開發銀行從事大額信貸審批與風險管控,調任玉溪市副市長后,推動存貸款余額年均增長12%以上,并創新推出“鄉村振興貸”,為云南農信改革注入市場化風控經驗。廣東的劉鵬,擁有原銀監會和央行的監管背景,在揭陽市副市長任上主導農商行風險處置,其金融監管與地方化險經驗,為廣東“農商聯合銀行”改制提供了實操支撐。青海的胡穎琦,深耕中國銀行零售金融領域17年,調任海西州副州長后深入調研農牧區金融需求,其普惠金融專長成為青海農信服務縣域經濟的關鍵助力。安徽的呂棟,央行系統出身,兼具貨幣政策與地方產業金融經驗,其推動的“地市統一法人改革”正重塑安徽農信體系。這些干部的跨界流動,打破了農信系統傳統的“內部循環”用人模式,實現了政府治理思維與金融專業能力的深度融合。
當前農信系統改革面臨三大核心難題,而“金融副市長”的到任恰好提供了破局路徑。在“三級法人”整合方面,云南、安徽等省推進的省級或市級統一法人改革,涉及復雜的利益平衡。陳建軍在玉溪市化解政府債務的經驗,呂棟在安徽信用擔保集團的履職背景,使其能夠高效協調監管、財政等多方資源,掃除改革障礙。在“政金協同”方面,傳統農信機構常與地方發展脫節,而劉鵬在揭陽推動科技與金融結合、胡穎琦在青海對接農牧區需求的實踐,促使農信從“被動放款”轉向“主動賦能”。在風險處置方面,農信系統歷史包袱沉重,劉鵬主導的揭西農商行化險案例,為跨部門協作處置不良資產提供了可復制的模板。
這一輪人事調整,更標志著農信系統用人邏輯的深刻轉型。過去省聯社管理層多側重行政協調能力,如今則更強調“專業適配性”——組建省級農商行需要政策斡旋高手,化解風險需要金融風控專家,服務縣域需要產業對接能手。這種轉變的實質,是農信系統從“行業管理機構”向“現代金融企業”的蛻變。隨著農信改革步入市場化、法治化深水區,核心管理層不僅需具備政府工作經歷,更要精通金融規律與市場邏輯。“金融副市長”的跨界任職,正是這一轉型 的生動注腳。
從更宏觀視角看,這種人事安排構建了地方金融治理的長效協同范式。地方政府通過選派復合型干部,既強化了對農信改革的主導權,確保其服務地方戰略,又借助專業力量提升了農信機構的市場競爭力。反過來,農信系統依托這些干部的政府工作經驗,能夠更精準地對接產業政策與金融資源,從傳統“資金供給者”升級為“綜合金融服務商”。這種雙向賦能,不僅加速了農信系統自身的現代化轉型,更重構了地方金融生態——在防范風險的同時,推動金融活水精準灌溉實體經濟。
這場“金融副市長”向“省聯社掌舵人”的轉型之旅,是中國地方金融改革的一個縮影。它既反映了農信系統突破治理瓶頸的迫切需求,也展現了地方政府提升金融治理能力的創新探索。隨著更多政金復合型干部擔綱重任,農信機構的公司治理、風險管控與服務效能有望實現質的飛躍,而由此形成的地方金融發展新模式,或將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堅實的底層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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