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局副書記降級局級，行政4級變9級，處級工作

1955年，中科院辦公廳來了個新副手，名叫張明遠。

在那個年代的機關(guān)大院里，大伙兒茶余飯后嚼舌根，聊的并不是這位新領(lǐng)導(dǎo)本事有多大，而是盯著他的工資袋看。

要知道，這人原本的行政級別可是5級。

5級是個啥分量？

換到部隊里，那就是正兵團級的首長。

擱在地方上，那妥妥是高級干部的排面，出門小汽車，身邊警衛(wèi)員，家里還有秘書伺候，每月光薪水就拿四百多塊。

可這一腳踏進中科院，他的級別直接滑到了行政9級。

這么一來，警衛(wèi)員撤了，秘書不配了，專車也沒了影。

最讓肉疼的是，工資條上的數(shù)字直接被砍了一半，從四百多出溜到了兩百多。

外人一看，或許會說：從“高干”變成了“廳局級”，雖說排場小了點，但也還是個官兒，還能干革命工作，不算太倒霉。

可這筆賬，光看面子不行，得往里子里瞧。

對張明遠而言，這只不過是人生那輛失控列車剛剛開始俯沖。

在往后的二十年里，他拿自己半輩子的遭遇，印證了一個在那個特殊歲月里冷冰冰的職場鐵律：

在體制的大盤子里，比“待遇”更要命的，是“信任”。

只要信任值歸了零，哪怕級別只差那么一哆嗦，那也是隔著萬丈深淵。

想把這事兒捋順，咱得先翻翻張明遠原來手里攥著多硬的一把牌。

開國將軍里也有個叫張明遠的，那是帶兵打仗的主兒。

咱說這位，是搞地方建設(shè)的好手。

雖說名兒一樣，也都在東北那嘎達待過，可要論起資歷深淺，這位搞地方工作的張明遠，其實比那位將軍扎得還要深。

他早在1925年就入了黨。

那是大革命的年頭，他在老家玉田當(dāng)過特支書記，搞農(nóng)運搞得熱火朝天。

后來大革命折了，白色恐怖罩著北方，別人要么撤，要么死，他硬是在白區(qū)那虎狼窩里潛伏了整整10年。

抗戰(zhàn)一開始，他奔了延安，后來又轉(zhuǎn)回晉察冀。

等到解放戰(zhàn)爭打響，他已經(jīng)是冀東行署的一把手了。

這個位子有多要緊？

遼沈、平津兩場大仗打得最激烈的時候，前線那是幾十萬張嘴等著吃飯，幾十萬桿槍等著子彈，這后勤補給怎么弄？

很大程度上全靠他這個行署主任在那兒閃轉(zhuǎn)騰挪。

人們常說淮海戰(zhàn)役是小車推出來的，那遼沈和平津的勝仗，功勞簿上怎么也得給這些搞支前的干部記上一半。

憑著這份硬邦邦的功勞簿，新中國一成立，他就被調(diào)到了東北局。

那會兒的東北局，號稱“共和國長子”的大管家。

1952年，原來的書記調(diào)去中央，上面重新搭班子，定了三個副書記：頭一個是林楓，第二個是張秀山，第三個就是張明遠。

東北局管著遼吉黑三個省，身為第三把手，他在1952年定級的時候拿了個行政5級，那是板上釘釘，一點水分沒有。

照著這個路子走下去，他的前程本該是一路飄紅。

岔路口出現(xiàn)在1954年。

那年頭，高饒風(fēng)波驟起。

這場政治地震晃得太厲害，身處東北局核心圈子的張明遠，想躲都躲不開，一下子就被卷了進去。

這時候，擺在他面前的路其實已經(jīng)堵死了。

工作不得不停，往后怎么走？

他當(dāng)下拿了個主意：離風(fēng)暴眼遠點。

到了1955年，他跟上頭攤牌了：黨政這攤子事兒我不干了，想離開東北，換個清凈地兒。

這心思其實挺明白——既然政治漩渦已經(jīng)把自己裹進去了，那就往后縮一步，去搞搞學(xué)問、管管行政，找個“冷衙門”待著，沒準(zhǔn)能保個平安。

組織上點頭了，把他打發(fā)到中科院辦公廳當(dāng)副主任。

從權(quán)力的中心，退到科研單位的行政口；從管著幾個省的副書記，成了辦公廳的副職。

這就有了開頭那一幕：行政待遇從5級掉到了9級。

看著像是“軟著陸”，錢少了點，車沒了，但好歹人身安全像是有個底。

誰知道，現(xiàn)實比他琢磨的要狠得多。

1959年，反右傾那一波又來了。

這回，浪頭直接拍在了已經(jīng)坐了四年冷板凳的張明遠身上。

而且，這回的滋味比上一回更讓人喘不上氣。

要是說1955年的降級是“皮肉傷”——無非是錢少車沒；那1959年的遭遇就是“內(nèi)傷”——直接把你眼睛蒙上，耳朵堵上。

當(dāng)時出了個怪事兒：

張明遠明明是行政9級，按規(guī)矩算個廳局級副職，級別并不低。

可在干活的時候，他發(fā)現(xiàn)自己簡直成了“瞎子”和“聾子”。

17級是啥？

那是科級干部的門檻。

也就是說，他頂著個9級的帽子，卻連17級小干部能看的東西都看不著。

在那個年月，信息就是政治上的命根子。

雖說名頭上掛著廳局級副職，可實際上，組織一直是把他當(dāng)成處級干部來使喚，甚至在政治信任這塊兒，連一般干部都趕不上。

這才是最讓老同志心里發(fā)涼的地方。

工資少兩百塊，勒緊褲腰帶也就過了；沒警衛(wèi)沒司機，兩條腿也能走道。

可是，這種被組織體系當(dāng)成“外人”防著的感覺，這種明明身在局中卻被像防賊一樣盯著的滋味，才是真正的煎熬。

從五十年代末跨到六十年代，階級斗爭那根弦越繃越緊，張明遠的日子也越過越窄。

那個當(dāng)年在白區(qū)潛伏十年都沒露餡、在戰(zhàn)火里統(tǒng)籌百萬軍糧的干練人物，在和平年代的政治大浪里，徹底抓不住自己的命運了。

想躲，沒處躲；想干，沒法干。

從1954年卷進去，到1979年最后落實政策、重新分配工作，這一晃，整整25年過去了。

這25年，恰恰是一個人年富力強、經(jīng)驗最足、最能干出點事兒的黃金歲月。

對張明遠來說，從行政5級跌到9級，丟掉的不光是那兩百塊錢薪水，更是一個有本事的人報效國家的門路。

那會兒的地方干部，名聲確實沒開國將軍們那么響亮。

但在歷史的犄角旮旯里，他們受的罪、遭的難，往往比戰(zhàn)場上的槍林彈雨更沒法往外說。

張明遠這點事兒，不過是那個大時代里，無數(shù)人命運起伏的一個縮影。

它給后人提了個醒：

在特殊的歷史節(jié)骨眼上，一個人的才華和資歷，在呼嘯而來的政治大潮面前，有時候簡直脆得像張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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