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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深秋,許世友從廣州軍區司令員的位置上離休了。
工資條一發下來,老將軍愣了半天。
原來每月437.83元,現在變成284.05元,加上軍齡補貼,滿打滿算也就320塊。
他喝了大半輩子的茅臺,價格卻從1981年的8塊錢一瓶,躥到了1986年市場上的30塊,黑市更是賣到50塊。
到了1988年,這價格直接突破了100元。
這賬算起來有點扎心。
一個喝了一輩子酒的將軍,離休后突然發現,工資縮水了,酒價卻翻了好幾番。
這日子可咋過?
說起許世友和酒的緣分,那得從戰爭年代講起。
長征時期,他腰里別著駁殼槍,懷里揣著半斤土燒酒。
雪山上冷得要命,含一口冰酒在嘴里,那感覺就像含著火炭。
抗戰時期在膠東,條件艱苦,地瓜干泡出來的酒,他管那叫"地瓜茅臺",照樣跟戰士們喝得痛快。
1948年濟南戰役,指揮部就設在一個酒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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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彈落在屋脊上,瓦片嘩啦啦往下掉,許世友端著碗照樣跟參謀們對飲。
他說:"炮彈是鐵,酒是鋼。"
這話聽著粗糙,卻透著一股子不怕死的勁兒。
1949年進南京,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酒窖。
警衛員從地下室抬出幾箱塵封的茅臺,許世友讓人用刺刀挑開蠟封,喝了一口說:"這才是正兒八經的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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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以后,茅臺就成了他生活里離不開的東西。
建國后的三十年里,許世友喝酒有規律。
每天一瓶,上午3兩,下午3兩,晚上4兩。
喝完的空瓶子排在墻邊,他管那叫"戰果展覽"。
茅臺對他來說,不只是酒,更像是戰斗精神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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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年代,茅臺是國宴用酒,也是外交禮品,屬于稀缺物資。
高級干部有一定的物資配給,但即便如此,茅臺也不是想喝就能敞開喝的。
軍中流傳著許世友的"酒膽"故事。
有人說他能一次喝下2斤白酒,喝完還能指揮作戰。
這事兒真假不好說,但老將軍的酒量確實驚人,這是公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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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休后的日子,賬就不好算了。
284.05元的工資,加上補貼湊夠320塊,得養活一家九口人,還得管酒。
老伴田普拿著算盤珠子撥拉半天,愁得直嘆氣。
茅臺的價格像坐了火箭。
1981年還是8塊錢一瓶,占工資的2%左右,咬咬牙還能喝。
到了1986年,出廠價20元,市場上賣30元,黑市50元,這就占了工資的9%到15%。
1988年更離譜,出廠價40元,市場價直接飆到100到120元,占工資的三分之一還多。
這價格漲得讓人有點懵。
改革開放初期,物價確實漲得快,通貨膨脹率年均在7%到18%之間,高檔消費品漲得更兇。
茅臺產能有限,市場需求又大,再加上投機炒作,價格自然就上去了。
離休干部的工資調整跟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許世友家遇到的困境,其實也是那個時代很多離休干部家庭的縮影。
沒辦法,全家只能想辦法開源。
警衛員跑到南京后湖釣鯉魚,大魚送飯店賣錢,小魚曬成魚干,一斤能賣2塊。
田普帶著兒媳開了個縫紉組,給街坊鄰居改褲子,一條褲子賺5毛錢。
最有意思的是小孫子,滿大街撿汽水瓶,一個3分錢,攢夠30個,爺爺就賞他一口酒。
許世友自己也參與進來。
他蹲在岸邊幫著分魚,大的小的分得清清楚楚,那認真勁兒就像當年指揮戰斗一樣。
看著一家人為了他的酒錢忙活,老將軍心里不是滋味,但也沒說什么。
1987年春節,軍區管理局送來兩瓶特供茅臺。
這是一年兩瓶的額度,珍貴得很。
聶鳳臻來看望他,許世友咬咬牙開了一瓶。
兩個老戰友喝得痛快,但喝完后,許世友偷偷把剩下的半瓶藏進衣柜,晚上一個人偷偷拿出來聞瓶口。
更何況,廣州的老部下們知道他的情況,湊份子買了一箱酒寄過來。
箱子里塞著張紙條:"兄弟們湊份子買的,一天喝一兩。"
許世友看完紙條,破天荒地只喝了半兩,然后重新把箱子封好,在上面寫了三個字:"兄弟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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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酒,他舍不得喝。
不是舍不得酒本身,而是舍不得那份情誼。
1988年,許世友被確診為肝癌。
保健委員會下了禁酒令,田普把家里所有的酒瓶都裝走了。
老將軍躺在床上,眼巴巴地看著空蕩蕩的柜子,像個做錯事的孩子。
他跟田普商量:"留一口行不行?"田普心軟了,用筷子蘸了一滴酒,點在他舌尖上。
許世友閉著眼睛品了半天,笑著說:"這一口值五十塊,賺了。"
那年10月,茅臺又漲價了。
出廠價40元,市場價100到120元。
許世友聽說后,讓人拿來一個瓶蓋,接了一點酒兌上溫開水。
他抿了一小口,慢慢說:"味道沒變,就是價錢漲了。"
病情稍微好轉的時候,他突然要算賬。
工資條、酒價單、藥費單,全讓人拿過來。
他顫抖著手,在紙上寫下一行字:"工資三百二,茅臺一百二,一斤酒等于半個月命,我打了七十年仗,最后敗給一瓶酒,不丟人。"
寫完這句話,他把筆一扔,那動作像扔掉一把空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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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農歷二月初三,許世友走了。
枕邊放著半瓶兌了水的茅臺,瓶口封得嚴嚴實實。
靈車經過茅臺鎮的時候,廠里的老師傅倒了三十年的陳釀在地上。
酒香飄進大別山,山谷里響起一聲吼,像沖鋒號,也像開瓶聲。
很顯然,許世友的"酒困境"不是他一個人的事兒。
那個年代,很多離休干部都面臨類似的問題。
改革開放初期,社會財富分配格局劇烈調整,體制內外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有人下海經商發了財,有人守著固定工資過緊日子。
像粟裕、陳賡這些開國將領,晚年生活也都很樸素,沒搞什么特殊化。
那些為國家奉獻一生的人,無論時代如何變遷,都值得被永遠銘記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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