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議事廳”賦能現代化人民城市建設（上） | 社會科學報

“人人議事廳”有效促進基層群眾廣泛、持續、深入參與城市發展和治理全過程，引導城市發展從“物”到“人”的轉變。在這個意義上，“人人議事廳”將基層群眾從城市發展的被動承受者轉變為主動參與者、決策者和監督者，使城市發展決策更加貼近人民群眾真實需求，資源配置更加精準高效。

原文 ：《“人人議事廳”賦能現代化人民城市建設》

作者 |復旦大學人民城市研究院副院長 宋道雷 復旦大學博士生 黃昊峰

圖片 |網絡

城市作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中心和載體，其功能定位與發展模式正經歷深刻變革。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我國城鎮化從快速增長期轉向穩定發展期、城市發展從大規模增量擴張階段轉向存量提質增效階段”，并進一步提出“建設創新、宜居、美麗、韌性、文明、智慧的現代化人民城市”。全過程人民民主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為現代化人民城市建設提供了堅實的制度基礎和實踐路徑。上海市楊浦區“人人議事廳”作為全過程人民民主在基層的創新實踐載體，通過“提出問題—協商問題—解決問題”的閉環機制，將民意匯聚、多元協同和成果轉化等環節與城市治理深度融合，是以高質量發展理念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在城市場域的具體實踐，有效賦能現代化人民城市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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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民意匯聚到城市治理效能提升

作為以全過程人民民主賦能現代化人民城市建設的基層實踐，“人人議事廳”構建了一個從民意匯聚到城市治理效能提升的完整閉環，為現代化人民城市建設注入了生機與活力。

兼顧民生保障和城市發展的協商議題生成

協商議題的生成是“人人議事廳”基層民主實踐的起點。一方面，人大通過基層群眾直接表達、人大代表下沉式征集、媒體與社會力量催化式挖掘等自下而上的議題征集模式，將分散的社情民意轉化為協商議題。這打破了政府主導設置議題的傳統思維和路徑，確保協商議題真正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合理訴求。相較于政府自上而下產生的議題，這種直接來源于群眾日常生活的議題，天然具備解決問題的民意基礎。另一方面，“人人議事廳”從聚焦民生保障領域的現實性治理議題，向關注城市發展全局的戰略性發展議題拓展。“人人議事廳”第一季、第二季活動圍繞具體現實的民生議題展開。第三季則聚焦“創新發展生態圈、城市治理融合圈、人民群眾生活圈”等城市全域發展議題。這既能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又能滿足現代化人民城市建設的區域發展需求，實現了個體訴求與公共利益、短期問題與長期規劃、群眾需要與城市發展的有機統一。

城市多元治理主體的結構性嵌入與共識凝聚

“人人議事廳”協商主體的結構性嵌入，本質是城市多元治理主體在基層協商網絡、民主制度體系與治理資源分配中的平等互動。“人人議事廳”參與主體包括基層群眾、人大代表、職能部門、企業、專家學者和社會組織等，構成了多元互補的治理網絡。這一模式將基層群眾的地方性知識、體制內主體的行政資源、市場主體的經濟資本、社會組織的社會資本及專家學者的專業知識等異質化資源，統一納入基層治理場域，為解決基層復雜的公共事務提供實實在在的資源支撐。多元治理主體間開展平等、理性的對話是“人人議事廳”凝聚共識的關鍵。“人人議事廳”通過科學的議前調研機制，厘清協商議題的根源性矛盾，為后續現場議事環節提供實證依據。現場協商議事規則以弱化權力差序為核心，通過對話語表達、討論邊界、分歧處理等維度的規范化約束，構建起一個平等、理性對話的公共協商場域，最終實現從利益博弈到價值共識的轉化。

意見閉環處理：協商成果轉化為城市治理效能

“人人議事廳”構建了全鏈條的協商意見閉環處理機制。人大常委會建立了“公共性篩選—優先級排序—責任主體匹配”的意見梳理和編碼機制，及時將現場議事中收集到的多元意見轉化為可操作的治理議題清單，并明確相關職能單位的辦理責任和辦理期限。同時，人大代表對協商成果的落實進行跟蹤督辦，確保議題解決的時效性和質量。這種意見辦理機制有效克服了傳統治理中“重決策、輕執行”的治理困境，確保“人人議事廳”議而有決、議而有行、議而有果。此外，通過多渠道公開和參與式評估，強化社會公眾對意見辦理過程和辦理結果的認同感。對于反復出現的城市共性問題，“人人議事廳”機制將實踐經驗上升為地方立法建議。如，新江灣城街道依托基層立法“雙聯系點”的優勢，在以“水上休閑活動的‘堵’與‘疏’”為主題的人人議事廳活動結束之后，及時將代表提出的關于水上運動治理的修法意見，通過制度化渠道提交至市級人大。這不僅使民主的“獲得感”看得見、可體驗，更將局部經驗上升為普遍規則，實現了治理民主與實質民主的深度耦合。

[本文后續詳見2026年2月24日頭條推送]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70期第3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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