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逝世前，李鴻章追問他堪用之才，他說出五個頂尖的人才

同治十一年，曾國藩的大限到了。

那會兒，外界給他的那些個“圣人”高帽，亦或是潑在他身上的臟水，他早就看淡了。

躺在病榻上，他腦子里其實只轉悠著一個念頭：大清這間破屋子，往后還得指望誰來修補？

李鴻章守在床邊，替朝廷問了句最要緊的話：“老師百年之后，大伙兒該聽誰的？”

曾國藩強撐著一口氣，沒兜圈子，報出了五個人的名號。

這份名單拿出來，著實讓人摸不著頭腦。

按老規矩，臨終托孤，怎么也得挑那種對自己死心塌地、聽話順手的親信。

可曾國藩倒好，他選的人，透著一股子讓人倒吸涼氣的冷靜。

因為排頭這幾位，不是跟他對著干的冤家，就是讓他下不來臺的硬茬，甚至還有明搶過他東西的“強盜”。

這筆賬，老爺子到底是咋算的？

先把頭一個名字拎出來：左宗棠。

提起左季高，大伙兒腦子里蹦出來的詞兒，多半是“收復新疆的好漢”，或者是那個跟李鴻章在金鑾殿上互噴口水的倔老頭。

可大伙兒容易忘了一茬，左宗棠跟曾國藩，那可是典型的“老死不相往來”。

當年打完太平軍，因為天京城里的那點爛事，兩人鬧得不可開交，誤會大得像座山。

在官場上，這倆就是死對頭。

換作旁人，臨閉眼前不踩對方一腳都算積德了，哪還能把國家社稷托付給他？

可曾國藩心里的算盤珠子不是這么撥的。

他抬舉左宗棠，壓根不看交情，看的是那種世面上極缺的“平事兒能力”。

早些年，讀書人都在書堆里刨食，鉆研怎么考功名。

左宗棠呢？

這人是個異類，天天在那兒琢磨地圖和兵法。

雖說考場上沒混出名堂，但在駱秉章手底下當了八年幕僚，愣是練就了一身經世致用的真本事。

不論是平定西北亂局，還是后來的邊疆經略，左宗棠使出來的雷霆手段，是大清朝廷里獨一份的。

曾國藩心里明鏡似的：西北那個爛攤子，缺了左宗棠那股子霸蠻勁兒，誰去都鎮不住。

這一票，投的是硬實力，跟私人感情半毛錢關系沒有。

再瞧瞧第二位：彭玉麟。

這位爺更是個奇葩。

在晚清那個渾濁的官場里，彭玉麟活像個外星人。

他給自己立了個死規矩：不要錢，不當官，連命都可以不要。

這種人，通常沒朋友。

有多難伺候？

他連曾國藩的面子都敢卷。

這兒有個現成的例子。

當年跟太平軍死磕的時候，正趕上國喪。

曾國藩因為一身牛皮癬發作，癢得鉆心，就弄了個小妾幫著撓撓。

這事兒說大不大，可在講究禮教的年頭，國喪期間沾女色，那是被人戳脊梁骨的大罪。

朝里的對頭正磨刀霍霍準備參曾國藩一本。

彭玉麟咋辦的？

身為部下，他壓根沒想著幫領導遮丑，反倒是提著寶劍直接闖進大帥營帳，硬生生把那個女人給趕走了。

這等于是當眾扇領導耳光。

那曾國藩為啥臨終還得舉薦他？

因為老爺子心里透亮，大清這棵樹爛到根兒了，缺的就是這種“六親不認”的硬骨頭。

彭玉麟眼里容不得沙子，寧肯回家種地也不跟貪官污吏穿一條褲子。

這種“寧為玉碎”的臭脾氣，平日里確實讓人頭大，可真到了要整頓吏治、嚴肅紀律的節骨眼上，他就是那把最鋒利的快刀。

第三個名字，沈葆楨。

這位更有戲。

如果說左宗棠是政見不合，彭玉麟是脾氣太臭，那沈葆楨干的事兒，簡直就是“背后下黑手”。

當年曾國藩的老弟曾國荃圍攻南京，那是滅太平天國的決勝局，糧草銀子就是命根子。

曾國藩好不容易給親弟弟摳出一筆軍餉，結果半道上讓人給截了。

截胡的不是別人，正是沈葆楨。

不光如此，連朝廷撥給曾國荃的錢，沈葆楨也敢扣。

因為這檔子事，兩家算是徹底撕破了臉。

可即便鬧成這樣，曾國藩在評價沈葆楨的時候，依然把他捧得極高。

圖啥？

一來，沈葆楨底子硬，他是林則徐的女婿兼外甥，這份政治資產能加分。

二來，也是更關鍵的，曾國藩看中了沈葆楨的才干。

當初曾國藩力保閑居在家的沈葆楨出任江西巡撫，就是相中了他能干實事。

在曾國藩看來，沈葆楨扣錢，雖說對自己弟弟不地道，但站在沈葆楨的立場看，保不齊也是為了自家防區的戰事吃緊。

只要是為了公家事，這點私仇完全可以往后捎。

這筆賬算到底，結論就是：只要你有本事為國家出力，哪怕搶過我的銀子，該用還得用。

剩下倆人，郭嵩燾和劉長佑，代表了曾國藩的另一種眼界。

郭嵩燾，那是湘軍的老底子，也是中國頭一個出使外國的大使。

他和曾國藩、左宗棠私交都不錯。

但他最大的本事在于“腦子清醒”。

他考了三次沒考中，在曾國藩的引薦下去杭州辦事，正趕上鴉片戰爭。

親眼瞅見洋人的鐵甲巨炮，郭嵩燾的三觀碎了一地。

他是當時極少數能從“天朝上國”的迷夢里醒過來，睜眼看世界的人。

雖說因為思想太超前，被那幫頑固派罵得狗血淋頭，但曾國藩心里有數，大清的將來，離不開這種懂洋務、懂外交的人才。

最后一位，劉長佑。

這也是個狠角兒。

他在道光年間就跟曾國藩混熟了。

他最厲害的一點，是看幾十年后的眼光。

早在明治維新那會兒，劉長佑就放出一個驚人的預言：日本這小子國力見長，野心不小，早晚得對中國動刀子。

既然遲早要打，不如趁它翅膀還沒硬，先下手為強。

劉長佑甚至連作戰圖都畫好了，主張給日本來個絕戶計。

這折子遞給慈禧太后，被駁回了。

好多人罵慈禧頭發長見識短。

可咱們站在當時大清的角度盤算盤算，慈禧這么做也有她的道理：讓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折騰了兩輪，大清早就被掏空了，哪還有勁兒打仗？

再加上左宗棠剛收回新疆，俄國毛子在一邊虎視眈眈。

真要這時候去打日本，萬一俄國趁火打劫，大清沒準當場就散架了。

雖說劉長佑的建議沒落實，但曾國藩推舉他，是看重他對局勢的預判。

在一個大伙兒都醉生夢死的環境里，能瞅見幾十年后危機的明白人，太金貴了。

回過頭來瞅瞅曾國藩臨終交代的這五塊料：

一個跟他斷交的政敵（左宗棠）；

一個逼走他女人的“杠精”（彭玉麟）；

一個搶他軍餉的“土匪”（沈葆楨）；

一個被罵成漢奸的“洋務派”（郭嵩燾）；

一個想主動挑起戰爭的“瘋子”（劉長佑）。

這哪是托付親信啊，這分明是在組建一個“復仇者聯盟”。

曾國藩之所以能擔得起“完人”這個稱號，不在于他道德有多無瑕，而在于他咽氣前的最后一刻，真正做到了“公私分明”。

他心里的那本賬算得門兒清：跟國家存亡比起來，個人的那點恩怨、面子、利益，全是微不足道的成本。

因為他明白一個死理兒：這艘大船要是沉了，船上的人，誰也別想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