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11月,紫禁城的御花園里薄雪未化,咳嗽聲從養心殿里斷斷續續飄出。此時的慈禧已年逾七旬,銅鏡中再無往日的明艷。就在她命令太監整理遺物時,一張泛黃的箋紙被翻了出來,上面端端正正寫著二十八字,其中那句“可憐天下父母心”格外醒目。殿外的小太監湊過去看了兩眼,輕聲嘀咕:“竟是老佛爺當年給老太妃祝壽的詩。”語氣里滿是驚奇——畢竟這首《祝母壽詩》是慈禧一生唯一的公開詩作,后來還被編進了民國時期的小學國文課本。
把時間往前推回到1835年,慈禧出生在鑲藍旗葉赫那拉氏的官宦人家。對滿洲子弟來說,讀書習字是家規。她的父親惠征曾任內閣學士,閑暇時教她吟詠唐詩。誰也想不到,這位小姑娘日后只留下區區一首作品,卻能流傳到普羅大眾的課桌之上。
1852年,咸豐帝在圓明園舉行選秀,十六歲的慈禧初入宮門成了蘭貴人。進宮第一夜,她被安排在景福宮,燈火漸熄,四下一片死寂。慈禧緊張得睡不著,抱著枕頭在檐下踱來踱去。第二天,她收到母親送進宮的一盒干果與一封家書。“阿瑪、額娘都好,你心里莫怕。”短短幾行字讓她紅了眼眶,也埋下了將來寫那首詩的伏筆。
咸豐帝常年忙于前線與內政,無暇顧及后宮。直到次年戰事稍緩,他才偶爾夜宿六宮。慈禧姿容姣好,言談機敏,很快由蘭貴人升懿嬪。1861年,她生下唯一皇子載淳,一躍成為懿妃。母憑子貴的戲碼在紫禁城上演得再尋常不過,可對于慈禧而言,這一步更像是棋盤上搶占中樞的強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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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夏天,英法聯軍攻破圓明園,咸豐帝倉皇逃往熱河避暑山莊,身體每況愈下。臨終前,他留下“顧命八大臣”輔政的遺詔。等到棺木還未入京,慈禧便已聯合恭親王奕訢發動“辛酉政變”,八大臣頃刻間土崩瓦解,三歲半的同治登基,慈禧垂簾聽政。有人在宗人府悄悄議論:“那位懿貴妃的膽子真大。”一句話被內務府捕風捉影,轉天就再無人敢提。
政權抓在手中后,慈禧的心思漸漸與“母親”二字疏遠。小同治想親政,遞進殿的奏折卻總被打回。一次晚膳,他忍不住抗議:“母后,兒臣已十五歲,總不能永遠站在簾外吧?”慈禧抬頭只是淡淡一句:“急什么,朕自有主張。”對話短得像一陣風,可寒意透骨。三年后,同治崩逝,年僅十九。
再說那首《祝母壽詩》,寫于1860年農歷八月。慈禧當時隨咸豐在熱河,恰逢母親六十大壽,山高路遠無法返京,于是命太監帶著壽禮與詩卷奔襲數百里送到都城。詩中兩句最打動人——“殫竭心力終為子,可憐天下父母心”。措辭樸實,卻直指中國傳統孝道的柔軟處。北洋政府編教材時,選此句教蒙童認字、學德行,理由簡單:易懂、貼切、有情味。
有意思的是,慈禧那份對母親的眷戀,與她對政權的冷硬手腕形成鮮明對照。一邊是“可憐天下父母心”,一邊卻是不給兒子半分自由。歷史學者張宸在《清末宮闈札記》中感嘆:“她在兒子身上看見的是帝位延續的工具,而在母親身上找回的卻是少女時代唯一的溫暖。”這種情感裂痕,塑造了后世評價的復雜度。
光緒帝在1898年啟動變法,請求“師夷長技自強”,驚動了慈禧。25位維新志士不過百日便被斬首,光緒被囚瀛臺。朝堂內外怨聲四起,她仍舊以一句“家法不可亂”壓制。若問其初心,恐怕仍是出自保權的本能。遺憾的是,清廷由此錯失了一次可能的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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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八國聯軍兵臨城下,慈禧攜光緒帝西逃。途中,她屢次提及當年母親送行時的叮囑:“為人當記根本。”可是棉衣周轉不濟、百姓流離失所的窘況并未讓她停下簽訂《辛丑條約》的手。或許在她心里,母愛與國事從來是兩條互不相交的線。
晚年,慈禧時常命宮女念那首詩給自己聽。有人聽見她低聲嘀咕:“額娘若在,也該贊我一聲能干吧?”旁人不敢作答。三天后,她病逝于中南海儀鸞殿,終年七十四歲。
當歷史課本里出現“可憐天下父母心”時,大多數學生并不知道它的作者曾讓帝國走向衰微。詩句與政事截然分離,讀來別有一番諷刺。對長輩而言,看到孩子朗朗上口,也許只覺通俗易懂;對研究清史的人來說,卻像一枚暗針,提醒著晚清統治者復雜又矛盾的內心。
評價慈禧已非一日之功。她確在前期修建了同治新政的枝干,也確實在后期屢簽不平等條約。功過如何取舍,留給史書去算。可那二十八字能流傳百年,倒說明一點:文學的生命往往與作者的功名成敗無關。詩句觸動的是人類最樸素的情感,而歷史留下的,則是那種情感在權力漩渦中被扭曲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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