械斗13年，死傷過百萬，從宗祠復仇到劃界治民，廣東省真的能打

在古巴哈瓦那的老舊街區里，藏著個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怪事。

那兒坐著一幫頭發花白的老華僑，嘴里蹦出來的詞兒，既不是咱們熟悉的普通話，也不是粵語里的白話，而是一口生澀難懂的臺山土話。

要是把日歷翻回到1855年到1867年這陣子，光是廣東臺山這么個彈丸之地，就有十萬號人被當成牲口，塞進悶罐船艙，一路顛簸賣到古巴、秘魯去干苦力，要么去鏟鳥糞，要么去砍甘蔗。

這幫苦命人，頭上都頂著同一個代號——“豬仔”。

很多人腦子里第一反應，這肯定是西方洋鬼子干的缺德事。

可你要是耐著性子去翻翻當年的廣東地方志，這背后的真相能讓你后背發涼：這些被賣掉的人里，好大一部分壓根不是被洋人抓走的，而是被自個兒同胞拿槍逼著送上船的。

那會兒的廣東，正處在人間煉獄里，近一百萬條性命就在這場浩劫中沒了。

后來人給這場災難起了個名，叫“土客械斗”。

乍一看，好像是兩幫人因為說話口音不一樣、風俗習慣合不來才打群架。

可若是扒開那些情緒的外衣，鉆進當時的決策圈子里看，你會發現，這壓根就是清政府設下的一個死局，而地主豪紳們則在后面煽風點火。

在這個局里，哪有什么一時沖動，全是冷冰冰的算計。

這事的導火索，聽著簡直像個坊間笑話。

道光三十年，有個叫溫亞玉的客家大戶人家想討個小老婆。

這本來是關起門來的私事，可壞就壞在他相中的那個壯族姑娘，早就許給了當地的土著漢民。

在宗族勢力大過天的廣東，這舉動跟直接扇人家耳光沒區別。

于是，兩邊先是動嘴皮子，接著動拳頭，最后直接抄家伙干仗。

剛開始那會兒，客家人吃了大虧。

畢竟是后來才搬遷過來的，腳跟沒站穩，一通亂戰下來，三千多個客家人被打得背井離鄉。

要是事情到這兒就結了，充其量也就是個大點的治安亂子。

可偏偏到了咸豐四年，來了個大麻煩——紅巾軍起義。

這下子，廣東那幫當官的頭都大了：洪秀全在廣西鬧得不可開交，廣東本地的天地會（也就是紅巾軍）趁火打劫，珠江三角洲的縣城差點全讓他們給端了。

那清朝廷是怎么琢磨這事的呢？

擺在廣東官員案頭的一共就三條路：

頭一條，調正規軍去剿滅。

這招沒戲，綠營兵早就廢了，一個個跟煙鬼似的，根本不禁打，再說國庫里連發軍餉的銀子都摳不出來。

第二條，花錢雇鄉勇。

這得大把大把的銀子往里砸，地方財政早就虧空了，哪還有閑錢。

第三條，玩陰的，挑撥離間，“以毒攻毒”。

朝廷一拍大腿，選了第三條。

那會兒紅巾軍的主力，大部分是本地的土著（土人）。

而之前被打得滿肚子怨氣的客家人，在官府眼里簡直就是送上門來的完美“炮灰”。

這筆買賣做得太精了：官府不用掏半個子兒軍餉，只要給客家民團掛個“客勇”的牌子，發幾張廢紙一樣的“嘉獎令”，再許諾打贏了就把土人的田地分給他們。

對于客家那些地主老財來說，這誘惑也大得沒法拒絕。

原本是被土人騎在脖子上欺負的“外地佬”，現在搖身一變，成了手里拿著朝廷執照的“平叛義軍”。

這不光能名正言順地報仇，還能把生存資源重新洗牌。

于是，客家地主一邊招兵買馬，一邊跟著清軍去圍剿紅巾軍。

這一招“借刀殺人”，效果快得驚人。

有了官府撐腰，客家武裝大搖大擺地進了各個村鎮。

嘴上說是抓紅巾軍余黨，實際上是把土人的田產家當搶了個精光。

這背后的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既然官府不發工資，那敵人的家底就是工資。

誰知道，走捷徑的代價，遲早得連本帶利吐出來。

官府自以為玩了一手高明的平衡術，卻沒料到，他們親手把潘多拉魔盒給撬開了。

等紅巾軍起義被壓下去后，手里有了槍桿子、嘗到了甜頭的客勇集團，壓根沒打算收手。

為了保住搶來的利益，他們扔出了一個炸雷般的規矩：

只要是在雞啼營、尖石、夾水這些地方住的客家人，種土人的地，可以不交租子。

這一招，直接把土著地主階級的肺管子給捅穿了。

在那個靠天吃飯的年代，收租就是地主老財的命根子。

你不交租，那就等于說這地不是我的了。

這時候，土人地主們也盤算開了：要是忍了這口氣，地早晚得改姓；要是咽不下這口氣，那就得玩命。

既然官府拉偏架護著客勇，那就別指望官府了，自己動手干。

就這么著，土客之間的梁子從“幫忙平叛”徹底變成了“族群死磕”。

這一打，足足耗了十三年。

咸豐五年，火燒到了開平、恩平；到了咸豐六年，新寧、高明等十七個縣全卷進去了。

這可不是街頭混混打架斗毆，而是兩支準軍隊在拼得你死我活。

雙方各自安營扎寨，殺紅了眼的時候，連老人孩子都不放過，直接屠村。

按地方志里的記載，新寧那個地方，“河道里全是死尸，老百姓一百天都不敢喝江里的水”。

打到最瘋的時候，人性這東西早就喂了狗。

為了搞錢買軍火，也為了讓對方沒人可用，兩邊都開始把抓來的俘虜當貨賣。

這也就解釋了開頭那個讓人心寒的數字：為啥會有那么多人被賣到南美當“豬仔”。

當時一個壯勞力的價錢，在澳門的人口黑市上那是明碼標價的。

對于陷在泥潭里的宗族來說，抓對方的人去賣，既能消滅敵人的活力量，又能換回白花花的銀子去買洋槍洋炮。

甚至到了后半段，就連自己這邊的窮人，要是不樂意上戰場，也會被連蒙帶騙地賣掉。

在這場賭上身家性命的博弈里，哪有什么無辜的人，只有僥幸活下來的人。

哪怕都慘成這樣了，還有人想趁火打劫。

那個當買辦的曹沖人譚三才，為了搶客家人的地盤，竟然干出了引狼入室的勾當，花重金雇了香港的英軍來插手。

但這回，譚三才算是看走眼了。

英國的正規軍裝備是好，可到了廣東這種水網密布的鄉下疙瘩，根本施展不開手腳。

面對客家人搞的“泥板戰術”（就是利用熟悉地形打游擊），英國軍艦就像是用大炮打蚊子，最后弄得灰頭土臉，狼狽撤退。

這事兒也從側面說明了當時廣東民風有多剽悍——為了活命，洋人來了也不好使。

直到1867年，這場持續了十三年的大混戰才算勉強畫上了句號。

清政府這時候才回過味來，再不收場，整個廣東這個納稅大戶就要被打成廢墟了。

這一回，官府掏出來的辦法是“物理隔離”：把兩撥人徹底分開。

朝廷強行把剩下的客家人遷走，安頓在赤溪半島（就是現在的臺山市赤溪鎮），還專門設了個赤溪直隸廳（后來叫赤溪縣）。

說白了，這就是個沒招兒的“止損”辦法：既然你們尿不到一個壺里，那就干脆各過各的。

赤溪半島三面是大海，一面靠著山，地理位置挺封閉。

雖說日子苦了點，但好歹能把兩邊人給隔開。

回頭看看這場災難，你會明白，所謂的“民風剽悍”，很多時候是秩序崩壞后沒法子的選擇。

當人口多得爆炸，經濟又不行，活路被擠壓到極限的時候，原本老實巴交的村民，也不得不卷入這殘酷的叢林法則里。

清政府當家做主的，在危機剛冒頭的時候沒想著怎么疏導矛盾、發展經濟，而是選了個成本最低的“挑事兒”策略。

他們自以為是聰明的棋手，能隨意擺弄棋盤上的兩股勢力。

結果，棋盤直接被打翻了。

為了省下那點軍費，廣東付出了百萬條人命的代價，社會倒退了好幾十年。

直到今天，你要是走進赤溪鎮，還能看見當年立下的“界碑”。

那不光是地上的分界線，更是那個混亂年代留下的傷疤。

而那些漂洋過海、在此后一百多年里操著臺山話在古巴艱難求生的“豬仔”后代，就是這場決策悲劇最無聲的證人。

這筆歷史的賬，實在太沉重。

它告訴咱們一個最實在的道理：沒了規矩的江湖，從來不出什么英雄好漢，只有流不完的血淚。

信息來源：

劉平《被遺忘的戰爭——咸豐同治年間廣東土客大械斗研究》，商務印書館，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