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人是依附權貴，還是保持獨立個性？

自古以來，讀書人就有兩種選擇，一種選擇是依附權貴，把自己變成權貴，從而失掉了獨立個性；另一種選擇是保持獨立個性，不與權貴合作，不接受權貴的收買。那么讀書人應該怎樣選擇？

隋唐以前沒有科舉考試制度，民間的讀書人要到權貴家里做門客，為權貴出謀劃策。立功之后才可以接受封賞。當然有的讀書人不依附于權貴，不像孔子那樣周游列國，到處兜售自己的學生，而是讀圣賢書之后，用以修身，并不會齊家、治國、平天下。叫做“窮則獨善其身”，并不會“達則兼濟天下”。權貴很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到了魏晉時期，門閥士族世代掌控官場資源，并不想讓民間的書生做官，而民間的一些讀書人并不想做官，因為當時的政治比較混亂，官場黑暗，以至于出現了辭官歸隱的陶淵明。陶淵明寧可回家種地，也不參與官場的紛爭，不愿意侍奉篡位的皇帝。他自詡為志趣高潔，寫出了高度審美化的田園詩，而現實的農村生活卻并非那么美好。陶淵明選擇了保持獨立個性，比起后代官場被貶的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要好得多。起碼他開創了田園詩派，起碼算是一個文化上的巨人，而不是一個官場的祿蠹。隋唐以后有了科舉考試制度，權貴仍然是權貴，卻并不能實現官職的世襲。民間的讀書人要通過科舉考試進入官場，要實現“修齊治平”的理念。其實他們進入官場之后，就要遵守官場的潛規則，要善于搜刮民間財富，用于官場運作，還要善于拉幫結派，善于搞一些政治斗爭，不然自己是無法獨立于官場的。官場的關系是靠銀子運作的，沒有銀子運作，就沒有官場的關系。官員之間會互相傾軋，會拉幫結派，會共同對抗老百姓，而不會完全互相貶損。

即便官員之間有政治對立面的斗爭，也并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斗爭，而是要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其實也是維護他們自身的利益，卻并不一定為老百姓辦實事。讀書人總是心比天高，想要宣傳自己的思想或學說，但又囿于自身的能力，就要進入官場，要借助權力來推行自己的思想和學說。就像孔子周游列國一樣，要借助各個諸侯國的國君來推行“仁”的理念，卻沒有任何一個國君接納他的理念。后代的讀書人也有自己的理念，甚至自視甚高，總是覺得讀了圣賢書之后，有一種圣賢的心態，想要治國安邦，想要拯民于水火。要實現這樣偉大的理想，只有進入官場做官才行，不然只是空有一番報國之志，累死也不能實現那么偉大的理想。于是他們不再安貧樂道，不再知足常樂，而是要汲汲于功名富貴。要拼命讀書求學，甚至頭懸梁，錐刺股，也要考取功名。一旦獲得功名，他們就不再像以前那樣擁有偉大的理想了。就像魯迅先生說的那樣，“一闊臉就變。”一旦成了官員，就立刻脫離民間，脫離老百姓的生活。叫做“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他們要攀附權貴，要把自己變成權貴，當然就會享受優厚的俸祿，享受榮華富貴，改變自己乃至家族的命運。當然功勞是很大的，但并不會給老百姓辦實事，而只會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維護自身的利益。

民間的一些書生不愿意進入官場，有的是因為科舉考試落第，屢試不中，就放棄了科舉考試，轉而著書立說，保持獨立個性，不會和官員同流合污。還有的本身出身于富貴之家，反對苛政暴行，憤世嫉俗。獨立不倚，又有才華，就搞自己的文藝理論創作，還寫戲劇，就像清代的戲劇家李漁一樣，保持獨立個性，而不會被權力脅迫。他曾經寫過《偶感》一詩：“昔著貂鼠衣，金乏鹿皮帽。今糴論升米，昔有余谷糶。奚似善交人，今多欲盈窖。”或許可以說明他因傲致貧的原因，但他認為“因貧才能樂，為傲始能閑。”不仰人鼻息，寧可受窮，也不傷骨氣。倘若做了官，他就一定仰人鼻息，一定聽上級的命令，看人家臉色行事，周旋于公文事務之中，不得半日休息，當然就會淪為祿蠹。讀書人應該保持自己獨立的個性，不管是李漁，還是寫了的李贄，不管是黃宗羲還是袁枚，不管他們以前有沒有做官，但只要能夠保持獨立個性，就算是保持了書生本色，而不至于被黑暗的官場污染，也不至于在周旋之中失掉了做人的本色。

陶淵明似乎為讀書人營造了一個精神的港灣，那就是他的田園詩。陶淵明的思想影響了很多人，以至于后代的很多詩人和學者都要學他，其實只不過是在官場混不下去才學他，而不是剛開始讀書的時候就學陶淵明。韓愈、柳宗元被貶，歐陽修、蘇軾被貶，詩中都有陶淵明的影子，卻偏偏不會在書生時期就學陶淵明。當他們看清了官場的險惡之后，就會全身而退，甚至根本不能全身而退。而這個時候已經成了人下人，甚至“落難的鳳凰不如雞”，就只能學陶淵明，要走進精神的港灣，要營造詩詞中的審美境界，而不會整天自怨自艾。倘若他們在書生時期就保持獨立人格，就很可能一輩子籍籍無名，因為他們不是權貴，寫詩作詞不可能流行，不可能獲得權力系統的推崇，甚至根本無法發表。而他們做了權貴之后，就可以在權貴的圈子里互相酬唱，互相傾軋，互相贊美，作品出版很容易，流行也很容易。當他們成了著名詩人或詞人，成了著名的散文家，無論走到哪里，就都會被人們追捧。倘若放到現在，一定會有很多粉絲主動供養他們，尤其是他們被貶官之后，就會有很多粉絲追捧他們，主動出錢供養他們，給他們帶來一些安慰，而不會貶低他們。只不過他們生活的那個時代，沒有太多的粉絲追捧，也沒有粉絲經濟運營，以至于被貶之后，總是郁郁不樂，不得不借寫詩作詞來排遣憂慮。這個時候，他們才知道保持獨立個性是多么重要。

幸虧歷史上的很多文化名人都有做官和被貶官的經歷，才有了獨立人格的體現，不然他們只是在官場為官一輩子，就真的泯滅了個性，殊為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