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
大理國三番五次遞出橄欖枝，想歸附北宋，結果都被宋朝拒之門外。挺有意思吧？不是那個號稱“鐵血強宋”的政權沒能力去經略西南，而是它打心眼里躲著西南走，你主動貼上來，我也不要。
宋朝甚至專門劃了一道線，明說“咱們別走太近”。
關鍵是，大理并不是來挑事的，是來送誠意、求冊封的；北宋也不是沒那個實力和底氣去接納。這明明是送上門的一筆政治資產，怎么就不要呢？
說白了，貫穿兩宋的那種“被迫害妄想癥”，把這事兒折騰成了持續上百年的戰略自閉史。
陰影
北宋對大理那種“高冷”，不是沒來由的，用一個詞形容就是：憋屈。
因為硬件不行，加上強敵環伺的壓力，北宋的治國邏輯跟漢唐那種“雖遠必誅”的擴張心態完全不同。
它的核心國策就一個字：守。學術界管這個叫“守內虛外”——優先保證內部穩定，對外則收縮防御。
國力有限，精銳部隊其實也不怎么精銳，好不容易攢下的戰馬，得優先堆到北方的黃河防線和西北的陜西前線，那兒的遼和西夏才是能要命的死敵。
其他方向，特別是看起來沒那么緊急的西南，最高戰略原則就是：不惹事、不生變、絕不給兩線作戰留機會。
任何可能分散北方精力、消耗資源的選項，朝廷都會本能地去審視、懷疑，甚至直接排斥。說白了，這是一筆生存賬，不是面子賬，也不是擴張賬。
北宋對大理的態度，從來就不是在一個從容、自信的背景下做出的。它是在地緣困境、國防短板和求存邏輯的多重擠壓下，被迫形成的“戰略自閉”。
更何況，中原王朝在西南這片地方，吃的虧實在太大了。
宋朝人總結前朝（大唐）的教訓：“唐亡于黃巢，而禍基于桂林”。
意思是黃巢起義搞垮了唐朝，但禍根早就種下了，那是為了防南詔（唐朝時的云南政權），在桂林駐軍，結果戍卒叛亂（即龐勛之亂）。
這個官方定調，反映了宋朝精英階層的普遍看法。
所以，等“大理”這個新政權出現在西南時，也不能怪宋朝君臣腦子里自動替換：大理就是南詔2.0。
在他們看來，搞死唐朝的麻煩精又回來了，還沒正式打交道，大理國就先被扣了頂帽子，潛在攻擊性、能導致王朝覆滅的危險分子。
歷史包袱是虛的，可現實的接觸進一步坐實了北宋的偏見。
實際上，北宋和大理并不直接挨著，中間隔著今天四川南部、貴州、廣西西部這片區域，住著很多叫“西南諸蠻”的部族。
雙方交流極少，語言不通，信息極度閉塞。更要命的是，宋朝人在這兒接觸到的主要是大理國的“烏蠻”部族（今天涼山、敘永一帶），他們勇悍好斗，確實時不時跟宋朝邊境發生點摩擦和劫掠。
而在中間，就是那些羈縻的諸蠻地區。
但宋朝人搞不清楚，大理國其實分兩部分：信佛、相對“文”一些的“白蠻”（段氏皇族和高氏貴族多屬這一系，中心在大理、昆明一帶），和勇悍的“烏蠻”。
跟宋朝接壤、鬧摩擦的基本是“烏蠻”，可信息閉塞，宋朝人下意識就把“烏蠻”的剽悍形象扣到了整個大理國頭上。
“烏蠻”的日常騷擾，被解讀成大理國（南詔繼承者）侵略性不改的證據。
正因為心里又怕又疑，北宋采取了一個主動的應對策略：地理隔離。所謂“宋太祖揮玉斧劃大渡河為界”的故事，更多是后世為拒絕跟大理交往找的政治借口，但它代表的戰略思想是真的：主動放棄大渡河對岸的一些地方，人為制造“緩沖區”或“隔離帶”。
這個策略的目的，用后來南宋官員朱震總結太祖政策的話說，就是要讓大理“欲寇不能，欲臣不得”。
翻譯過來：地理上讓你不方便來打我（中間隔著復雜的蠻區），政治上我也不接受你當小弟（避免產生政治義務和麻煩）。
宋朝自認為這是最高明的“御戎上策”，他們花大力氣和金錢去籠絡、扶持宋理之間那些大大小小的西南蕃部（如羅殿、自杞等），給好處，養大他們，讓他們成為隔離大理的“藩籬”。
這套“以夷制夷”的做法，核心就是：花錢買距離，用空間換安全，確保跟大理在地理和政治上“雙脫鉤”。
而羅殿、自杞那些西南夷，就這么被宋朝扶持起來。
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大理的熱臉一次次貼上來，北宋的冷屁股一次次迎上去。
為什么？
看到這兒你可能會問，大理為啥一反之前南詔的擴張戰略，一門心思要來拜碼頭？
大理建國（937年）比宋朝還早二十多年，地盤不小（今天云南大部，加周邊一些地方），在當時的東南亞確實沒對手，人稱妙香佛國。
大理國內部權力結構復雜，王室跟最強勢的貴族高氏之間權力交錯，邊疆的白蠻（王室基本盤）、烏蠻部族也需要安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