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后代今何在？第35代后人從不外出打工，一輩子只干一件事

1949年深秋，合肥近郊的包河老宅炊煙裊裊，年僅七歲的包先良第一次跟著祖父誦讀《包氏家訓》。昏黃油燈下的紙頁輕顫，他隱約聽見祖父低沉的叮嚀：“守得住清白，才能見得了先祖。”那一夜的記憶，如烙印般刻進他的心里。也正是那一年，新中國剛剛成立，社會百廢待興，而這位后來被稱作包拯第三十五代嫡孫的男孩，還不知道自己會與一座祠堂相守大半生。

解放初期，農村土改風聲緊，人心浮動。包家老宅因其“包公后人”這層特殊身份，成了鄉親們的議論焦點。有人勸包家趁勢去省城找工作，“包家倆字帖在門上，比什么介紹信都好使。”家族長輩卻握緊手中的家譜，回以一句老話：“祖宗功名，不作交換。”這種帶著倔脾氣的回答，在動蕩年代聽來近乎固執，卻也讓少年包先良第一次感受“清慎廉明”四字背后沉甸甸的分量。

進入上世紀六十年代，包先良成了家中頂梁柱。那時正是三年困難時期，青黃不接，隊里口糧緊巴得很，許多年輕人挑著扁擔走南闖北。可包先良沒走，他主動要了祠堂的管護差事：每天掃院、補瓦、記賬、照料香火。別人問他圖啥，他憨笑一句：“家里讓看著點兒，走得遠了心里不踏實。”

改革開放后，外出務工潮一波高過一波，連村里學業最差的小子也混成了裝修包工頭。包先良還是那身洗到發灰的粗布褂，晨鐘暮鼓般守著祠堂。有人給他遞香火錢，他擺手：“香是香火的，錢留著坐車回家。”鄉親打趣他迂腐，他只是搖頭，“規矩寫在祖宗牌位上，不能亂。”

八十年代末，包拯故里漸成熱門打卡地。縣旅游局想把祠堂并進景區，設計圖上甚至畫了仿古商鋪、燈光走廊。包先良被請去開會，他帶著一本發黃的家譜，慢慢翻到那句老訓：“后世子孫若倚名圖利，天打雷劈難再葬先塋。”會場頓時安靜。最終，縣里決定只做安全加固，不搞門票，不設商業攤點。此事后來在當地成了佳話。

時間推到2003年，包先良六十一歲。那年春寒料峭，他在竹椅上歇腳，一位來尋根的大學生問：“您守著這些舊木板，日子這么緊巴，值嗎？”老人看著院里斑駁的石獅，聲音沙啞卻清晰：“若沒人把門，祠堂就成景點；再沒人把心，祖宗就成招牌。那才不值。”

值得一提的是，包先良并非一味拒絕變化。他同意村里小學把春秋游課堂搬進祠堂，讓學生親手擦拭匾額、誦讀《包拯祈雨文》。課堂結束前，他常用家鄉俚語叮囑孩子們：“讀書頂用，做人更要頂心。”這種平實話，比任何口號都來得真切。

2010年夏，暴雨沖刷，祠堂東廂墻體塌了半面。縣里撥下修繕經費，施工隊進場，包先良每天蹲在腳手架旁，盯泥瓦匠用老磚還是新磚。有人笑他“挑三揀四”，他說：“老墻用老磚，新磚味道不對。”施工隊最后找遍舊窯，才配齊年代相當的青磚。工程完工，老祠堂依舊古味十足，看不出“翻新”的痕跡。

進入新時代，智能手機普及，游客自拍打卡一刻也不停。老祠堂門口卻依舊貼著手寫告示：“請勿大聲喧嘩、請勿商業拍攝。”有人想做直播帶貨，被老人一句“別擾香火”擋在門外。試想一下，在人人爭搶流量的年代，這樣的定力有多難得。

對比同鄉某些“名人故居”玻璃門票亭、仿古茶飲鋪的熱鬧，包拯祠堂顯得清冷，但這里的寧靜正好契合了“公生明、廉生威”的氛圍。游客踏進門檻，腳步便不自覺放輕，仿佛怕驚動壁上那副鐵面黑臉像。

2021年臘月二十六，包先良七十九歲。村委統計資產，他的名下除了半間老屋、一件舊棉襖，再無他物。晚飯后，隔壁小孫子鬧著要看手機短視頻，老人拍拍孩子肩膀：“故事不都在屏里，在這堂里呢。”他點亮油燈，指著梁上木刻，慢慢講起“龍圖公三口鍘”的來龍去脈。孩子聽得瞪圓了眼：“真有那鍘刀啊？”老人笑得皺紋綻開，“故事和刀都在，但最鋒利的是心里的尺。”

如今的包先良，依然沒有身份證明他來自名門，也沒在戶口本上寫職業“講解員”。他每晚照例記錄香燭用量，筆跡仍舊端正。偶有夜風掀書頁，他就合上厚厚的筆記，抬頭看檐下老鐘，銅舌輕晃，清響穿過寧夜。對他而言，守祠堂不是工作，而是一種日復一日確認自我的方式。

有人統計過，包家譜系至今已延至三十六代。城市里也有包氏后裔當了律師、教師、程序員，生活軌跡與祖上截然不同。然而不管身處何地，清廉守正的家訓總會被提起。或許他們不會像包先良那樣守在老宅，但在面對誘惑與抉擇時，這條古訓仍舊發聲：“無貪便是安生。”這種無形的約束，是一份跨越千年的傳承。

時光推移，祠堂外的稻田翻綠又染黃。老人在青石臺階上曬著冬陽，手里握著那根磨損嚴重的雞毛撣。路過的年輕人好奇地問：“老爺子，您還有什么愿望？”他瞇眼想了想，“等我走了，也許會有人替我掃地；但只要牌位在，包公那張漆黑的臉，會一直提醒后來人——做人別忘了底線。”說罷他長舒一口氣，繼續揮動掃帚，塵土在光影中旋轉又歸于平靜，但院墻上那句斑駁的“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愈發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