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深秋的長沙,清華大學的臨時校門前,一個滿身塵土的“乞丐”緊緊抱著個咸菜壇子,執意要往里闖。門衛見他破衣爛衫、面色蠟黃,死活攔著不讓進。
正爭執間,校長梅貽琦正好下班聞聲趕來,只一眼就臉色大變,馬上對“乞丐”尊重說到:快跟我來。原來這位蓬頭垢面的“乞丐”,竟是清華物理學教授趙忠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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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梅貽琦急忙上前,低聲對門衛說:“快讓他進來!”隨即領著趙忠堯匆匆走向辦公室。進了屋,趙忠堯顫抖著打開那個不起眼的咸菜壇子——里面靜靜躺著一個鉛筒,筒內裝的竟是50毫克放射性鐳!
這是當時全中國僅有的高純度實驗用鐳,趙忠堯1931年在英國劍橋大學師從盧瑟福時,歷經千辛萬苦才獲得的珍貴材料。抗戰爆發北平淪陷后,他冒死潛回已被日軍占領的清華園實驗室,搶出了這筒關乎中國核物理未來的“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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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躲避日軍盤查,趙忠堯脫去西裝,抹臟臉頰,混入逃難人群。他把鉛筒塞進咸菜壇子,白天不敢趕路,夜里抄小道前行。
從北平到長沙1400多公里,他風餐露宿,走過殘破的鐵路橋,穿過硝煙未散的戰場。有幾次遇到日軍哨卡,他緊緊抱著壇子,心跳如鼓,臉上卻要裝出麻木的神情。
食物匱乏時,他吃過野菜,討過稀粥;盤纏用盡后,他給人打過短工,甚至真的沿路乞討。整整一個多月,他像個真正的乞丐一樣活著,只有懷里那個越來越沉的壇子提醒著他:這里裝著中國核物理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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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問:為何不讓年輕學生或專人護送?趙忠堯后來回憶:“輻射會傷害不知情的人。我是搞物理的,知道怎么防護。”那鉛筒雖能隔絕大部分輻射,但長途攜帶仍有風險。
一路上,他的胸口被灼出了血印,他卻從沒放下過壇子——他知道,這筒鐳是中國未來核研究的希望。
抵達長沙前幾天,他染上了痢疾,高燒中仍死死抱著壇子,生怕在昏迷時被人拿走。當終于看到“長沙臨時大學”的牌子時,這個從不流淚的硬漢子,眼眶一下子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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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貽琦聽完講述,看著眼前這個消瘦得脫了形的教授,久久說不出話。他深知這50毫克鐳的價值——當時全世界能獲得如此高純度鐳的實驗室屈指可數,這是盧瑟福對中國學者的特別認可,更是中國核物理研究的“種子”。
正是這筒穿越戰火的鐳,后來在西南聯大的鐵皮屋里,支撐起了中國最早的核物理實驗。趙忠堯用它培養出了王淦昌、錢三強、鄧稼先等一批未來“兩彈一星”的功勛科學家。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筒裝在咸菜壇里的鐳,是中國核事業的起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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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忠堯原本可能是第一個獲諾貝爾獎的中國人。1930年,他在實驗中最早觀測到正電子現象,卻因當時國內條件所限,論文發表晚于安德森。后來安德森因發現正電子獲諾獎時,許多國際物理學家都為趙忠堯惋惜。
但或許,他護送鐳的這段旅程,比諾貝爾獎更能定義他的人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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