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齊白石的安南足跡，劉貴高/文，齊白石書畫院院長湯發周發布

芒鞋難忘安南道

為愛芭蕉非學書

山嶺猶疑識過客

半春人在畫中居

01、追尋一抹蕉影

一切追尋，始于2011年那個秋夜。我蜷在寓所的沙發上，筆記本電腦跳動的光在黑暗中顯得格外刺眼。屏幕上，一則藝術新聞正顯示著齊白石的《芭蕉書屋圖》以9315萬元人民幣成交的消息。

報道旁附著一張不算清晰的圖片——墨色酣暢的芭蕉林環抱著幾間瓦屋，構圖大膽留白，題跋小字如蟻：“芒鞋難忘安南道，為愛芭蕉非學書。山嶺猶疑識過客，半春人在畫中居。”

齊白石《芭蕉書屋圖》。

就是這幅畫，就是這片幾乎要溢出紙面的、洶涌的綠意，還有“安南”（今越南）這個古舊的地名，像一顆種子，在我心里悄然埋下。

那一夜，我反復讀著資料里齊白石寫于1907年的那段話：“余曾游安南，由東興過鐵橋，道旁有蕉數萬株繞其屋。已收入借山圖矣。”寥寥數語，卻讓我在10余年后，終于踏上了這場醞釀已久的追尋。

今年開春，當北方的樹木剛剛抽芽，我就站在了中越邊境北侖河畔。河水在早春的陽光下泛著渾黃的光，對岸就是越南芒街。

新建的中越友誼大橋上人流不息，早已不是資料中那座“法國殖民者所建，鋼鐵骨架在亞熱帶陽光下泛著冷光”的鐵橋。

我背著簡單的行囊，腳步踏在水泥橋面上，發出空洞的回響。橋中央那道無形的國境線，在我邁過的瞬間，心中涌起一種奇異的感受——仿佛一步之間，就踏入了另一個時空。我想象著1907年春天，那個44歲的湖南畫家，是否也像我一樣，在這條路上滿懷期待與好奇？

邊檢站旁，幾株頑強的野芭蕉在微風中搖曳，葉片寬大肥厚，與我記憶中那幅畫里的形象疊合在一起。我忍不住伸手觸摸，葉片冰涼而堅韌的質感從指尖傳來，那一瞬間，仿佛打通了時光的隧道。

02、尋跡東興

出境越南前，我曾在東興的古老街巷里，試圖尋找齊白石當年的足跡。1907年的早春，齊白石是如何來到這座邊陲小城的？在當地的文史資料室，我找到了一段關鍵的記載。

1906年秋天，齊白石第一次來到欽州（當時東興屬欽州管轄），是為了尋找從軍的四弟純培和長子良元。他們在老鄉郭葆生的引薦下，到欽廉兵備道擔任親兵。

郭葆生時任欽廉兵備道道臺，駐節欽州，他不僅是齊白石的同鄉摯友，更是一位精通書畫的雅士。

廣西東興的白石芭蕉書屋。

齊白石在欽州一住便是數月，其間不僅與親人團聚，更在郭葆生的官邸里見到了大量明清名家真跡，尤其是八大山人、徐渭等人的作品，讓他眼界大開。

“這段經歷至關重要，”東興地方志辦公室的老學者告訴我，“正是因為在欽州的這段時間，齊白石的藝術得到了當地士紳階層的認可。郭葆生經常帶著齊白石的作品與越南來的使節交流，這才有了后來越南皇室的邀請。”

可以想象，在1907年的春天，那些往來于中越之間的商旅、使節，將一位善于繪畫山水、人物、花卉、草蟲的中國畫師的名聲，帶到了河內的阮氏王朝。當時的越南皇室仍保留著深厚的漢文化傳統，對中原書畫藝術向往已久。

在東興老街的一處古宅里，我聽到了一個流傳已久的說法：當年越南皇室的一位親王在訪問欽州時，在郭葆生的官邸見到了一幅齊白石即興創作的《芭蕉圖》。

畫面上淋漓的墨色、生動的氣韻，讓這位精通漢學的親王贊嘆不已，當即通過郭葆生發出了正式邀請。

“這就是齊白石東興—芒街之行的真正起點。”老學者指著北侖河對岸說，“他從這里過鐵橋，不是偶然的游歷，而是應皇室之邀的正式藝術交流。”

03、《安南蕉雨圖》迷蹤

踏過北侖河，我來到了越南芒街。在芒街的第一站，我拜訪了76歲的本地學者阮文德先生。

他的住所隱藏在一條蜿蜒的小巷盡頭，是典型的越南高腳屋，木樓梯吱呀作響。屋內，墻上掛滿各種臨摹的齊白石畫作，空氣中混合著宣紙、墨汁與熱帶水果的氣味，像一個活著的博物館。

老人顫巍巍地翻開一本絹面筆記本，紙頁已經泛黃發脆。“這是我祖父阮谷祿的筆記，”他用帶著濃重越語口音的普通話說，“他當年是親王府的文書，親眼見過齊白石作畫。”

我屏息凝神，看著那些用工整的漢字記錄的歷史：

“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初五，中國畫家齊璜至。親王命設案于蕉林，供以上品宣紙、徽墨。齊先生觀蕉半日，始著筆。其法特異，不以線勾，直以潑墨寫葉，赭石摻墨繪干，頃刻而成《安南蕉雨圖》。親王拊掌稱妙，謂‘得天然之趣’。”

這段記載讓我渾身一震，仿佛親眼看見了那個歷史性的場景：一個中國畫家，在異國的蕉林中，用他獨特的筆墨，捕捉著這片土地的魂靈。

更珍貴的是，筆記本里還夾著一頁泛黃的清單，羅列著齊白石為皇室創作的八幅作品，并在末尾注有“另寫生稿廿三頁”。

“這說明齊白石在芒街至少畫了三十幅作品。”阮先生激動地說，手指微微顫抖，“他愛的，不僅是皇室的芭蕉，更是我們平民屋檐下的芭蕉。你看這里——”他指向另一段記載：“四月十二，齊先生獨往村中，坐農家蕉蔭下竟日，為村童作畫。”

讀到這里，我的眼眶不禁濕潤。在那個春光明媚的午后，齊白石或許就坐在某戶農家的蕉蔭下，周圍圍著好奇的越南孩童，他用畫筆搭建起一座超越語言的橋梁。

為印證這些記載，我踏上了前往古城順化的旅程。火車在狹長的海岸線上奔馳，窗外是連綿的稻田和偶爾閃過的蕉林。

我想起齊白石在自傳中寫到的，他如何被這片土地的綠色所震撼：“野蕉數百株，叢立成林，映得滿天成為綠色世界，人行其中，連影子都變作了綠顏色。”

越南順化故宮博物院。

在順化故宮博物院的檔案室里，涼爽的空氣與門外的炎熱形成鮮明對比。管理員是個沉默的年輕人，他翻出一本1910年的《皇室藏品錄》，其中確實記載著“中國畫家齊璜獻畫八幅，藏于文泰閣”。

可惜的是，1945年的戰火讓文泰閣化為灰燼，這些畫作的下落成了永遠的謎。

帶著深深的失落，我漫步在故宮的廢墟間。破碎的瓦礫間，野草頑強生長，那些曾經輝煌的殿閣，如今只剩下斷壁殘垣。

04、最是人間溫情：蕉蔭稚子

正當我深陷于歷史的虛無與遺憾時，峰回路轉，年輕的管理員小黎神秘地告訴我：“其實還有一件，是齊白石送給廚房幫工阿祿的。”

在小黎的引薦下，我見到了阿祿的孫子陳文山。他在順化開一家小小的米粉店，店堂里飄著魚露和香草的濃郁氣味。

最顯眼的位置，竟懸掛著一幅令我屏息的立軸——墨色芭蕉下，一個越南孩童正在喂雞，題款清晰：“贈小友阿祿，白石”。

陳老板用沾著米粉的手指點著畫：“我爺爺當時才12歲，每天給齊白石送水果，畫家就畫了這幅畫答謝他。”他憨厚地笑著說：“爺爺說，齊先生總是很安靜，但畫起畫來，整個人都在發光。”

這幅《蕉蔭稚子圖》，筆墨簡練卻生機盎然，與皇室題材的莊重大異其趣。觸摸著略有粗糙感的畫框，我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我忽然明白，齊白石在越南的創作，遠不止是奉命之作，更是與這片土地、這片土地上的人民最真摯、平等的情感交流。藝術最動人的力量，或許正藏于這廟堂之外的煙火人間。

05、美美與共，藝術永恒

追尋的下一站是河內。摩托車的轟鳴聲充斥著每一條街道，這座城市的活力讓人亢奮。

在越南郵政電信集團那棟法式殖民風格建筑的檔案室里，我見到了1998年齊白石郵票的兩位設計者武金蓮和黃翠柳。

她們談起當年的設計工作，眼中依然閃著光。武金蓮珍藏著完整的設計手稿，在寬大的桌面上徐徐攤開，像展開一個時代的記憶。

“我們當時的目標很明確，”武金蓮的聲音沉穩而有力，“不僅要呈現齊白石的藝術成就，更要凸顯他與越南的緣分。”

為了還原郵票畫面的神韻，她倆專程到芒街寫生，在不同光線下觀察芭蕉的色彩變化。

“你看，”黃翠柳用放大鏡指著郵票上濃淡相宜的蕉葉說，“我們用了三種綠色套印，這個主綠是特別調制的‘安南翠’，既要表現墨色的韻味，又要體現熱帶植物在雨季里的鮮活感。”

越南1998年“齊白石名畫”郵票的首日封。

首日封的設計更是別具匠心。黃翠柳展示了一幅水彩草圖：齊白石肖像與芭蕉葉影交錯，背景是淡淡的北侖河線描圖。

越南于1998年發行了“齊白石名畫”郵票。

“這個構思來自齊白石‘半春人在畫中居’的詩句，”她解釋道，“我們想讓收藏者感受到畫家當年在蕉林作畫的情境。”

最讓我感動的是，她們還秘密加入了一個細節——在郵票的右下角，芭蕉葉的紋理中，以微縮字母隱藏著“Vi?tNam”的字樣。

“這是我們對齊白石與越南緣分的致敬，”武金蓮動情地說，“雖然肉眼難辨，但我們知道它在那里。”

在河內的還劍湖畔，我碰見了75歲的集郵愛好者范文同先生。

他戴著老花鏡，小心翼翼地從集郵冊中取出當年的首日封。“1998年9月16日，越南郵電總局面向越南全國發行了一套‘齊白石名畫’郵票，一共6枚，面值為400、1000、2000、4000、6000、9000越南盾。記得發行那天，天沒亮就排起長隊。”他回憶道，“很多人不是為了寄信，就是要收藏這份中越藝術交流的見證。”

他給我看當年購買的10套首日封，其中一套已經泛黃。“這些年很多中國郵友想高價收購，我都沒舍得。這不僅是郵票，也是我們共同的文化記憶。”說這話時，他的眼神里有一種超越物質價值的珍視。

在河內的最后一天，我偶遇了正在舉辦“齊白石與越南”學術研討會的陳氏蘭教授。她是一位優雅的學者，在聽說了我的追尋之旅后，熱情地邀我共進晚餐。

在西湖畔的一家小館里，她給我看了一篇剛剛發現的齊白石晚年隨筆的復印件。字跡因年邁而顫抖，卻依然能感受到筆鋒間的真情流露：“安南蕉林，今猶在目。每見雨打蕉葉，輒憶芒街道上，萬株蕉樹搖風之景。昔年作畫時，有越南小童日來觀畫，贈我野果。今不知其何在，而吾亦老矣。人生如寄，唯藝術可越疆界，傳之久遠。”

這段文字寫于1955年，距離齊白石的越南之行已近半個世紀。讀至此處，我不禁潸然——那個在歷史中模糊的喂雞少年阿祿，竟真的在畫家的記憶里鮮活了一生。

這份穿越時空的掛念，比任何拍賣紀錄都更珍貴。

陳教授不無感慨地說：“我知道，齊白石晚年在北京的庭院里，也種了幾株芭蕉。每當蕉葉舒展，他都會想起越南的綠色世界。藝術家的心，就是這樣被一片風景永遠地改變了。”

離開越南前，我再次來到芒街。在阮文德先生的后院，他移開一堆雜物，露出一塊非正式的、刻著“齊白石寫生處”的漢字石碑。“這是老一輩人私下立的，”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不算文物，就是個念想。”

我撫摸著粗糙的碑石，指尖感受到的不僅是石頭的冰涼，更是一種溫熱的傳承。夕陽西下，蕉影婆娑，遠處的北侖河水靜靜流淌。

在這一刻，我仿佛聽見了一個多世紀前的畫外音：宣紙展開的窸窣聲，墨塊在硯臺上研磨的沙沙聲，還有那支毛筆掠過紙面時，帶著湖南口音的喃喃自語——“為愛芭蕉非學書”。

站在國境線上，回望這片給予齊白石無限靈感的土地，我終于懂得：真正的藝術從不會囿于疆界與時代。

它就像這些生生不息的芭蕉，在時光中不斷抽發新葉，讓不同國度、不同時代的人們，都能在一片綠蔭下相遇、相知。

我的這次追尋，不僅是為了還原一段塵封的歷史，更是為了觸摸一位大師所蘊藏的藝術跨越疆界的力量。

這株由齊白石栽下的藝術之樹，歷經一百余載風雨，依舊綠意盎然。而我的足跡與文字，不過是在這棵大樹下，續寫著那個始于1907年春天，關于美、記憶與人性溫情的、永恒的綠色篇章。（選自：齊白石傳人書畫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