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發根 | 中國王朝周期：鄉村社會權力異化的歷史邏輯

本文原載于《社會科學輯刊》2025年第6期，第244-253頁。

1

one

導讀

[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

［作者簡介］李發根，山東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近代鄉村史與明清以來水利社會政治史研究。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一般項目、重大項目子課題以及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面上資助項目，在《近代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等期刊發表論文30余篇。

［摘　要］通常認為，隨著廢科舉、地方自治、保甲制、新縣制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晚清民國時期舊時鄉村精英——士紳——退出基層權力結構，取而代之的是土豪劣紳，從而造成鄉村社會權力異化，農村動蕩加劇，最終反噬了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加速了政權鼎革。這是中國鄉村史乃至中國史的歷史性變革。然而，梳理中國古代史發現，自秦而下，強化鄉村控制是歷朝歷代皇權政治的本能訴求。國家權力無論是在基層的滲透還是妥協，都極易形成一個個壟斷鄉村社會權力的利益集團，他們橫行鄉里，魚肉百姓，最終導致基層失序乃至政權更迭。個中根源，實乃皇權專制社會常態下的廣大農民，被固定在充斥著各種依附關系的狹小土地上與狹隘空間里，其身體乃至意識都被長期束縛、深刻形塑。國家權力直接下沉或是其代理人倚恃“官方”身份自利，致使基層權力蛻變，引發政局動蕩、改朝換代并非變態，恰恰是常態。

［關鍵詞］皇權專制；歷史周期率；鄉村權力；人身依附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

2

two

正文

《中國王朝周期：鄉村社會權力異化的歷史邏輯》

鄉村社會變遷是理解中國近代史，尤其是政治史的重要切入點。關于中國近代鄉村史的研究，學界一般認為，清末新政以降，政府為了加強對鄉村資源的榨取而強化了國家權力的滲透，這一過程導致土豪劣紳繼起、基層社會權力異化，最終動搖、腐蝕了國家權力的合法性。相關研究主要強調這一變動的“近代”特色，甚至將之歸入“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范疇。本文擬概述近百年來學界關于這一問題的主要敘事，梳理秦代以迄清代，尤其是王朝末期鄉村社會權力實態，分析鄉村社會權力異化的深層原因，希冀走出近代，從長時段考察鄉村社會權力異化的歷史邏輯。

一、近代之變的歷史書寫

民國時期，以費孝通、胡慶鈞和王康等為代表的中國本土學者就對相關問題有過宏觀闡釋。費孝通認為，帝制時代，鄉土社會權力結構只是名義上的“專制”“獨裁”。中央所派官員僅下沉到縣一級，鄉村社會擁有“中國政治中極重要的人物”——士紳，他們可以將壓力傳遞到上層，甚至傳遞到皇帝本人，從而形成了一種自下而上的政治軌道并嚴格限制了行政權在基層的濫用。但是，民國以降，國家政權的擴張瓦解了舊有的權力模式。一些士紳為了自身利益，放棄了地方立場而加入行政系統，他們只能奉命行事，造成“下情不能上達”。結果是新機構無法替代原機構實施新任務，而舊機構又喪失了合法性，致使基層行政僵化，反噬了國家政權的合法性。

胡慶鈞指出，傳統社會的農民與士紳雖然有內在的利益沖突，但維持雙方關系以安定社會秩序并非太難。因為士紳若為地方做些善事，通常能夠獲得“公正紳士”的美名，并得到農民的贊仰與擁護。少數人的言行甚至“成為地方社區各級人民的共同楷模”。但自晚清以來，隨著政府權力向下擴張，紳權相對萎縮，士紳階層逐漸喪失了與之抗衡的能力。紳權只有依附行政權力才能存在，致使士紳成了強暴權力的幫兇。官紳勾結雖然一定程度上強化了政府對基層的控制，但同時也造成了農民集體的“武裝叛變”。總之，國家政權下沉不僅未能達到預期效果，其催生出的劣紳群體反而成了腐化國家權力合法性的毒瘤。

王康則從清末新政教育體制變革視角，闡述了這一制度變遷對鄉村社會權力結構的重大影響。他強調，廢科舉后，過去分散于城鄉的教育資源開始向城市聚集。為了鞏固和強化原有的權勢地位，長期廣布于鄉間的士紳群體紛紛城居，不愿回鄉。長此以往，這種做法勢必破壞了士紳的繼替常軌。而在傳統社會，基層治理通常依賴士紳階層，本應該繼承士紳地位的人紛紛離去，必然造成士紳人選的品質降低，宵小之徒遂趁機操縱基層權力。當國家政權下沉，賦予他們更高的權力與庇護后，“便為所欲為，橫行鄉里，魚肉人民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隨著保甲制的推行，士紳的內涵發生了質變，他們成了豪強、惡霸。

概言之，尚在民國時期，費孝通等人已經清楚地覺察到國家政權在鄉村社會的伸展，并強調此舉不僅未能提高行政效率，強化社會整合，反而加劇了“土豪劣紳”的興起及對農民的盤剝。最終導致社會動蕩不安，反噬國家政權的合法性，種下了政權毀滅的種子。其實，后來學界的相關研究大多與這種宏觀解釋不謀而合。

其一，關于中國近代鄉村社會權力變遷的整體研究，學界一般認為伴隨廢科舉、國家政權下沉等制度安排，鄉村社會權力異化。市古宙三、布律吉埃、孔飛力、何懷宏、羅志田等以廢科舉為切入點談到，此后傳統士紳的數量日益減少，農村中的權勢出現轉移，土豪劣紳漸趨普遍。比昂科等認為，民國時期地主構成了農村的領導集團，但國家權力下沉索取賦稅，被農民視為剝削和壓榨，進而引發農村社會動蕩。王奇生指出，國家權力深入鄉村社會的努力始于清末新政，貫穿民國。在此過程中，為了加強鄉村控制，特別是對財稅資源的抽取，國民政府借助土豪劣紳勢力，強化國家權力在農村的滲透，造成鄉村社會嚴重失序，最終反噬了基層政權。張鳴認為，近代以降，國家加強了對鄉村的整合與改造，但相關制度安排破壞了原有的文化權力結構，導致土豪劣紳權力膨脹與“合法化”。王先明對中國鄉村史的系統研究提出，晚清以降，鄉紳呈現“權紳”化趨勢。

其二，關于中國近代鄉村社會權力變遷的區域個案研究也基本認同異化說。杜贊奇對近代華北鄉村社會權力的考察，構建了“國家政權內卷化”話語體系。在他看來，國家政權向鄉村滲透并試圖構建“現代國家政權”的過程，導致傳統鄉村精英開始退出基層政權，取而代之的是“土豪劣紳”。他進一步提出，這一現象是當時中國廣大農村社會的主流趨勢。在黃宗智筆下的華北，民國以前，村落通常由多姓家族構成，村莊權力運行機構由各族代表組成，共同決定相關事宜。在這一模式下，鄉村領袖們對村莊具有很強的認同感，立足于地方利益而活動，不會甘愿充當外來政權的代理人。然而，隨著民國時期國家權力的下沉，原有的部分領導退出了權力舞臺，從而給了地痞、惡棍攫取權力的空間，繼而造成了鄉村社會權力嚴重惡化。沈松僑對20世紀三四十年代河南宛西自治的研究發現，這里的地方政治無法突破“土豪劣紳”專擅壟斷的模式。即便是在商品經濟相對發達的江南地區，一些學者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結論。段本洛等認為，地主惡霸掌控了近代江南基層政權，對農民進行超經濟剝削，這一趨勢在民國時期體現得更加明顯。周曉虹借鑒杜贊奇與黃宗智有關華北鄉村社會權力演變的表述，認為這一時期江浙農村也差堪比擬。白凱發現，民國以降，伴隨國家力量對地方社會侵入的強化，江南地區地主代理人對權力的濫用引發了抗租活動的升級。

總體而言，關于中國近代鄉村社會權力演變的研究，無論是整體還是區域個案，其解釋體系與得出的結論都比較一致。這些研究認為，伴隨廢科舉、國家政權下沉等相關制度設計，原本主導鄉村權力的傳統士紳階層讓位于土豪劣紳，基層社會權力異變從而引發大規模抗爭，加劇了政權更迭。然而，類似國家政權下沉導致鄉村社會權力結構異化的現象，并非近代獨有。

二、古代王朝的歷史常態

中國歷史進入秦朝以后，由族群社會轉變為中央集權帝國管制下的“編戶齊民”社會。宗法血緣紐帶關系弱化，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加強。秦統一六國的進程中，為了強化皇權滲透，從而最大限度榨取社會資源，推進兼并戰爭，積極踐行戰國末年法家“強國弱民”思想，逐漸改變了原有借助民間“自治秩序”統治基層社會的方略；調整了里吏的選任原則，不再秉持過去任用聚落中自然產生的領袖人物，而是選用低爵或無爵的平民管理基層社會，原有的領袖人物被排除在里吏之外。此舉旨在強化對基層社會的控制，在官僚行政系統下塑造出一個馴服的里吏層級。由于里吏的權力完全來自上級，所以對上絕對服從，為國家監管邑里，控制鄉民。但在具體實踐中，往往因其與舊有“自治秩序”存在糾葛而發生偏差，吸引投機者從中漁利，進而激化官民矛盾，引發激烈沖突，最終導致基層失序，加速了秦的滅亡。

漢代朝廷對基層社會的控制同樣較為嚴厲。兩漢之際，國家權力曾努力向基層滲透，但因強宗大姓掌控鄉里權力，影響郡縣政治，自然也就把持了鄉舉里選，控制了重要的選官制度——察舉。他們與政府合作，獲得合法權威，更憑借這種合法外衣，縱橫鄉里、魚肉百姓。他們不僅擁有政治、經濟權力，及至王朝末期，日漸具有地方武裝色彩。尤其是到了東漢末年，大大小小的軍閥借此稱霸一方，成為與中央抗衡的重要地方勢力，從而加快了王朝的終結。其中，豪強地主的影響尤其值得注意。兩漢時期當國家力量衰落，對農民的控制弱化時，農民常常被迫尋求地方豪強勢族的庇護，并被“施以強大壓力”。這一現象在西漢中期已經非常明顯，至東漢則尤為普遍。西漢末年王莽政權試圖改變這種局面，卻同時引起了豪強地主與農民的強烈不滿，成為其政權垮臺的重要因素。因為劉秀本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力于勢族支持而開創東漢王朝的，所以東漢政府并未嚴格限制大地主制，這嚴重削弱了中央權力，最終導向東漢末期的分裂局面。而遭受大地主與政府雙重盤剝的廣大農民，被逼抗爭，終致王朝統治土崩瓦解。

及至魏晉南北朝，政權更迭頻繁，這一現象更是俯拾皆是。陳寅恪指出，梁末侯景之亂不僅是南朝政治上的巨變，也是社會層面的巨變，因為“巖穴村屯之豪長乃乘此役興起，造成南朝民族及社會階級之變動”。此等豪酋皆非漢末魏晉以來的三吳士族，而是長期不得預聞南朝大政、處于社會中下層的江左土人。適逢侯景之亂，中央政權崩潰之際，他們乘機競起，或把持軍隊或割據地方。其實，北朝亦出現類似情景。學者對南方地區的研究進一步提出，此類豪酋的崛起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起于漢末以降王朝國家對鄉里社會控制的薄弱。漢末離亂，南方地區的鄉里組織與控制方式隨即脫離舊有制度的束縛。與此同時，鄉里社會的控制權逐漸落入土豪宗帥手中。在此數百年中，真正控制南方地區鄉里社會的即這一群體。一些土豪酋長甚至有足夠的實力謀取郡縣權力，或聚眾作亂，以至于王朝政權都對他們形成了一定的依附。陳朝時，竟出現腹地州郡多為地方豪族把持的普遍現象，這些地方“無疑更是私家玩物”。他們權行州域，稱霸地方，關心的只是自己的既得利益，相互殘殺，戰爭不息，嚴重削弱了南陳實力，亦使陳終為隋所滅。由他們控制的鄉里社會，鄉民生活慘況毋庸多言。十六國、北朝時期，因戰亂導致頻繁出現的人口斷崖式下降，就是最好的注腳。

隋唐之際，南方宗族土豪在國家軍事打擊與制度設計下趨于消亡。隨之而起的則是富民土豪。安史之亂以后，王朝國家對“江淮”地區財賦的依賴增強，為了強化社會控制，汲取更多資源，從而主動/被地動賦予了這一群體相當的權力。他們在縣鄉吏治中扮演重要角色，借此不斷地向地方進行行政滲透，導致江淮地區縣鄉吏治“豪吏化”。一些豪吏以國家名義層層加碼，大肆盤剝民眾。及至唐末，江淮亂事漸起，官方軍事力量逐漸無力應對這種沖擊，社會秩序日益失控。鑒于此，國家鼓勵地方武裝團練化，致使土豪武裝普遍出現，他們也借此成為江淮地區的實際掌控者。隨著中央權力式微，這些土豪武裝更是發展成為各層級、數量龐大的割據者。而主要分布于北方的割據藩鎮，其內部動亂頻仍，地區不得安寧。“禍亂繼起，兵革不息”，首當其沖的受害者自然是廣大平民。這里藩鎮的誅斂通常比唐廷要嚴酷得多。總的來說，在唐代前期，基層行政中的胥吏主要由鄉望家族任職，及至后期，情形為之一變，多為土豪擔任。作為國家政權在基層的代理人，他們“得縱強取”，為官府催逼賦稅，橫行鄉里，并充分利用“官方”身份以自利。這是唐代前期鄉望階層所無法企及的，時人稱為“政之大弊”。

及至宋代，為了改變唐后期以降皇權衰微、致使鄉村組織多由地方勢力控制的局面，以及因應人口迅速增長等因素，官方調整并進一步細化了基層組織，試圖重建國家主導的權威體制，強化中央集權和基層控制。國家通過都保等基層行政組織，直接滲透到每個農戶，對各種民間組織也嚴加控制。作為官方行使鄉村權力代理人的胥吏，往往被視為基層社會的一大惡勢力。當時賦稅繁重，至南宋更是“直線上升”，催科之吏遍布，孝宗時已普遍出現“民之仇吏日毒”現象，而由胥吏主導的基層差役之弊要更甚于賦稅。同時，因應外敵入侵、社會動亂、社會分化等因素，宋代地方豪強群體的發展同樣不可忽視。他們主要由官宦、地主、胥吏等組成，多參與基層社會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活諸事務，違法吞并、恃勢強占，欺凌弱小、武斷鄉曲，甚至倚勢對抗官府。因此，地方政治中也出現了“官弱民強”的現象。當然，這里的“民”并非普通百姓，而是豪強。甚至有“凡是豪民，作奸犯科，州縣不敢誰何者”之說。當中央權力式微，豪強主導的地方組織軍事化就會乘勢而起，并擺脫國家控制，對抗朝廷。長此以往，后果不堪設想，或許只是因為強大蒙古鐵騎的征服戰爭中斷了這一發展趨勢。

元朝對基層社會的控制一定程度上承襲了前朝制度。隨著統一戰爭的進行，為了進一步強化控制，除了鄉、都二級制，還在全國一些小的村落推行村社制度。其中，鄉之下設都，都設主首。雖然只是職役而非官職，但隨著時間推移，國家對鄉村的控制、索取加強，主首的職責范圍不斷擴大，這也意味著權力的增加。因應國家控制的弱化，主首憑借官方外衣逐漸成為紊亂鄉村社會秩序的“半官方”力量。至于社制則是以自然村為基礎編立，內容嚴密的地方基層組織，由社長管理社眾。雖然社長名義上是社眾推舉產生的，但通常由官府或權勢者指定那些愿意為他們服務的人擔任。村社之上又設鄉、都二級組織，其負責人為里正、主首，他們與社長共同行使基層政權的職能。一些富豪大家將承擔這類差役視為把持地方、魚肉鄉里的重要契機，可以利用職權為所欲為。還有一些人則希望借此倚仗豪強，仗勢欺人。

明代肇建，農民出身，歷經元末大動亂的朱元璋深知控制農民對于維系皇權統治的意義。因此，問鼎天下后，強化對自己曾身處的那個被壓迫群體——農民的控制，實屬必然之舉。他一再強調：“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四民務在各守本業，醫卜者、土著不得遠游，凡出入作息，鄉鄰必互知之”；“若有不務耕種，專事末作者，是為游民，則逮捕之”。從而強制固化了平民的職業種類與活動空間，對“越格”者要施以刑罰。在基層代表國家行使權力并往往在鄉村事務中處于核心地位的里老，因其多為強宗/大戶或他們的代言人，加上缺乏有效監督，極易濫用職權，魚肉鄉里。當皇權衰微時，社會權力就相對地得以日益積累和強大，甚至轉化為國家權力的異己力量，勢必亦會強化對農民的盤剝，“佃農就被迫處于奴隸般的境況”，被國家權力的合法性腐蝕，導致大明王朝最終也無法規避改朝換代。明末遍地而起的大規模“農民起義”便是力證。

即便清朝接收了前朝體制并在細節上做了調整，使其“面面俱到”。然而，正是這一體系的“優點”，最終成了其土崩的根源所在。及至19世紀初，官僚集團的腐敗導致鄉村控制機制根本無法正常運作，“甚至為基層行政腐敗提供了大好的機會”。當面對重大社會環境變動，如嚴重自然災害、土豪劣紳壓迫時，大規模的暴動往往便隨之而來，進而摧毀王朝體系，加速政權鼎革。區域史的研究也支持這一看法。民國時期，關中地區是“匪霸權豪”的世界，凡大地主都必須是有權者。值得注意的是，“關中模式”并非民國才出現，可以追溯自入清以降。在淮北地區，19世紀中期以后，中央權力式微，為了應對太平軍與捻軍，地方上具有軍事防衛性質的圩寨迅速發展，被普遍修筑。圩寨的寨主往往是集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權力于一身的大地主，他們甚至對佃農操生殺予奪之權。佃農承擔了服役、征戰，甚至獻身等種種農奴式義務。

簡而言之，秦漢以迄清代，鄉村社會并非自治空間，歷朝歷代都試圖通過制度建設加強基層社會控制。國家政權在鄉村社會的代理人常常為官府榨取資源，而強化對民眾的盤剝。同時，他們常倚恃“官方”身份魚肉百姓，橫行鄉里，導致民不聊生。這在腐蝕國家政權合法性的同時，加速了王朝更替。中央權力衰微之際，尤其是王朝末期，在國家權力控制薄弱的地方，因應皇權統治失位與社會環境變動，一個個割據/封閉區域強勢興起。這里的“地方精英”權勢極大，民眾承受著種種依附關系。

三、皇權專制與王朝周期

馬克思指出，傳統社會突出表現為“行政權支配社會”。這一解釋體系同樣符合中國傳統社會實態。費孝通強調，秦代以降，大一統專制皇權確立后，“皇帝是政權的獨占者”，“朕即國家”。劉澤華等的系統研究指出：“古代中國社會是一個權力支配一切的社會。”田余慶認為，古代中國“始終是皇權至上，皇權專制制度是運轉歷史的樞紐”。即便是看似平行甚至超越皇權的東晉門閥政治，也不過是“皇權政治在特殊條件下出現的變態”。這種國家結構自身就蘊藏極大隱患，不受制約的皇權一旦犯錯，往往會給全社會造成巨大災難。在這種體制下，國家的興衰安危具有極大的偶然性，亦是其根本性缺陷。巴林頓·摩爾也提到：帝制中國“缺乏一種能夠制止這種壓榨的有效機制可能是這個制度最根本的結構性弱點之一”。

基于此，中國古代改朝換代的根本原因并非通常所強調的土地兼并等經濟因素，而是政治體制。民國時期，社會學者袁方就指出，中國傳統社會并非由富而貴，恰恰相反，是由貴而富，“財富成為權力的報酬，而不成為權力的根據”。王毓銓認為，中國古代專制社會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政治權力，而非經濟權力。劉澤華從政治入手來解析中國歷史，認為“君主專制體制主要不是地主制為主導的經濟關系的集中，而是社會主要由權力自上而下實行支配和控制”。秦暉提出，傳統社會最深刻的不平等是權力的不平等，財產的不公由其產生。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著的近代通史中也強調，清代土地兼并與分散是兩個互相平衡的過程，鄉村人口的階級結構長期穩定，地主階級手中土地越來越多的趨勢并不存在。因此，所謂土地兼并，不會影響社會結構的穩定。“真正侵蝕王朝肌體、造成王朝衰敗的，其實正是凌駕于社會之上、充當社會調節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級官府。”

較之舊王朝，新王朝的建立，“代之而起的仍是結構、性能與舊體系幾乎沒有差別的新的君主專制體系”。即“再生產一個同性質、同形態的政治體制”。雖然打破了舊的不平等，卻重構了新的不公正，“始終是更換了特權者的特權社會”。古代“中國幾千年間就只是一個個權力系統建立和崩潰不斷交替的循環”。恰如毛澤東所言，“祖龍魂死秦猶在”，“百代都行秦政法”。也即胡繩所說的，自秦以后兩千多年中，朝代雖然不斷更替，但專制政體一直持續。正是因為皇權的獨占性及其靠武力取得與維持，而并非源自“民心”，所以容易使人生出“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此后兩千余年圍繞最高權力展開的爭奪不曾停息，雖有頻繁的改朝換代，但“專制的皇權并沒有在政權的轉移中發生任何性質上的改變”。即便辛亥革命終結了兩千余年的帝制，但也只是在形式上結束了皇權，民國政權“依然是一種理念和依恃武力的專權，并凌駕于社會和經濟之上”。

值得一提的是，因宋代較之前代市場經濟有了較大發展，鄉村最重要的生產資源——土地主要由市場配置。隨著契約租佃關系的進一步發展，社會經濟關系層面發生了較大轉型：由漢唐時代很強的人身依附轉變為經濟依附。這無疑是重大歷史進步。同時，大城市的興起、城市化的蓬勃發展、商貿的發達等具有與歐洲近代相類似特征的出現，因此有人將這一時代稱為中國的“近代初期”。但這種把歐洲歷史作為參照物而過于強調經濟因素的比較，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經濟因素并非前近代中國文化的重心，占據中心位置的乃是政治。因為此后既無持續的近代化進程接踵而至，也無近代化的發展。相反，卻在“近代”外表下“自相矛盾地生長出頑固的傳統”。皇權始終處于舞臺中心，決定一切。

總之，不受制約的專制權力極易造成普遍災難，進而引發大規模民變，加快王朝的崩壞。這是中國古代王朝治亂循環、歷史周期的根源所在。進而言之，因體制性缺陷，往往導致民眾所受盤剝加重，這一過程勢必伴隨“土豪劣紳”的規模化即鄉村社會權力的異化。這種現象是周期性的，而非近代獨有。

保甲制乃今人論述民國時期鄉村社會權力異化的重要制度因素。但在胡慶鈞看來，類似制度作為統治工具，自周秦以降便已經進入了皇權系統之中。只是承平時代，統治者往往不對農民加以過于嚴密的控制，致使這一制度的功效并不明顯。而因應內憂外患之際，國家往往通過權力下延，強化社會控制與盤剝，自然也就造成了愿意承擔這項工作，并從中漁利的大批“土豪劣紳”。因為一個士紳地主若只注意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就站在了全社區農民的對立面。這樣的人如果攫取了地方威權，可以不顧及農民的利益，而只考慮士紳階層的利益。“這種事例在過去曾數見不鮮”，這種人就像民國時期農村里充斥的劣紳。他們依附于政府權力，主持地方公務只會顧及本階層或個人利益。面對上級的盤剝，不但不能代表地方，吁請減輕民眾負擔，反而巧立名目，以求中飽，并轉嫁本屬于自己的義務。這種國家權力下沉并非基于體制的優化考量，而只是為了“榨取地方利益”，生成的“土豪劣紳”景象也不過是“繼承了歷史傳統里最污穢的一面”。其結果往往是廣大農民被逼上梁山，集體“武裝叛變”。總之，劣紳是腐化國家政治合法性的一顆毒瘤，而其本身又恰恰是不受制約的國家權力的產物。

人們一般比較熟悉費孝通在論述傳統社會基層行政時，提出的“雙軌政治”理論。即前文所述：自上而下的皇權僅直接下到縣一級，縣以下是由地位很低的胥吏代表國家與民眾接觸；而鄉里擁有中國政治中極為重要的人物——士紳，他們能將“民意”自下而上透到上層，甚至是透到皇帝本人。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費孝通隨后補充討論“雙軌政治”的另一篇文章。其中寫道，“傳統結構中自下而上的軌道是脆弱的”，“所有防止權力濫用的機構又是十分脆弱”，利用無形的組織、士紳的社會關系去防止國家權力在基層的濫用，無法從根本上限制皇權。當無法抗拒皇權在基層濫用時，一些士紳就會腐化，“他們可以利用這種政治上的地位去謀私利，甚至倚勢凌人，魚肉小民”。因此，“這種無形軌道沒有理由加以維持，更談不到加強”。所以針對別人的批評，費孝通也澄清：“我實在沒有對這種機構‘戀戀不舍’。”質言之，在皇權專制社會，土豪劣紳的興起，致使鄉村社會權力異化，并非特殊情形，而恰恰是一種“正常現象”。

當時亦有學者針對費孝通的觀點指出，從民主政治角度看，紳權并非民權。即便士紳有時能夠代表人民和地方做正義性的、建設性的努力，“但總不是經常的、固定的”。“他們的活力終于拘限于自身的利益中，與全體庶民無關。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殊地位，作為壓榨庶民的手段。”在皇權政治下，士紳可能擔負一些類似“地方自治”的工作，形成一股調和中央集權的雙軌力量，然而“他們本身還是皇帝的爪牙”，代表的民意比較有限。當時國民政府圍繞基層政權建設推行了“新縣制”等舉措，但這種制度“所具備的條件仍然是歷史演化下來的舊料”。其副作用大于益處，使得基層行政人員“更能發揮傳統的土豪劣紳威力”，導致人民所受束縛更重，“基層行政淤塞”。換言之，當時基層土豪劣紳繼起與社會權力異化，不過是歷史場景的再現。王康也認為，當皇權深入基層時，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作為地主紳士的人，必然要（將）損失轉嫁為佃戶和鄉民的負擔，從而不擇手段的（地）加強剝削了”。進而“加速農民的憤恨和反抗”，士紳作為對立者首當其沖，這與他們旨在追求的“社會安定”也背道而馳，自然終將反噬國家政權。這種運行模式本質上依舊是皇權專制，不同的只是方式罷了。

以上所述，強調國家權力在基層表現較為活躍時，通過與紳權的結合，往往導致劣紳興起并協助/依仗國家權力盤剝民眾。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國家權力弱化，這一現象亦普遍發生。施堅雅認為，中國傳統社會的基層社區不是村落，而是市場。當王朝強盛時，社會是一個高度流動的體系，鄉村外部具有政治、經濟、文化等一系列上升機會；反之，則會淪為一個漸趨封閉的空間。流動與封閉隨著國家盛衰而循環。且不論中國傳統社會基層社區是村落還是市場，但有一點應該是可信的：秦漢以降，逢王朝衰微，地方力量的相對增長會形成大小不一的割據或封閉區域。無論是東漢的豪強地主、魏晉南北朝的土豪宗帥、唐代的割據藩鎮、入清以后逐漸淪為匪霸權豪魚肉的關中，還是太平天國軍興以降淮北地區日益興起的圩寨，都是封閉社區的典型案例。伴隨國家對地方的妥協，往往會形成集政治權力、軍事權力和社會權力等于一身的利益集團。

何炳棣對明清科舉與社會流動的研究也指出，當王朝走向衰微時，平民通過舉業實現向上社會流動的幾率迅速下降。這一過程伴隨政治腐敗與民眾負擔的加劇，進而導致大規模的民變。彭慕蘭對近代黃運地區的研究發現，20世紀初國家推廣能夠增加農民收益的新棉種，這在直隸西南地區、魯西北地區斷斷續續被接受，逐漸成為占優勢地位的作物。但在魯西南地區卻一直未能推廣開來，這是因為中央權力式微，魯西南勢力強大的“鄉村精英”擔心自己的權力會受到外來勢力的挑戰，故而竭力阻礙相關工作。此舉強化了區域的封閉性，也直接損害了農民的經濟利益。而鄉村精英通過強化地區的封閉性，進一步鞏固、擴張自身的權力，自然也強化了對農民的控制和剝削，農民的人身依附關系被進一步加強。

在中央權力衰微時，一些“地方精英”依仗國家權力“合法”剝奪平民，屬于皇權體制下的常態。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皇權專制社會間接催生了叢林法則。及至亂世，一些地方勢力的形成與發展，可能并非借助國家權力，而是建基于自身的財富和武力，為了應對社會環境劇變，以求自保應時而生。但吊詭的是，在這樣的地區/群體內部，很快又會形成等級森嚴的權力結構。或是逐鹿問鼎，參與最高權力的博弈；或是嘯聚一方，成為“土皇帝”。在他們各自建立的“新秩序”中，又會充斥著種種不平等。為維持現狀或擴張權勢，強化對民眾的剝奪亦不可避免。

可以說，不僅是在國家權力對鄉村滲透較強之時，即便是在國家權力控制較弱尤其是王朝后期，地方強勢群體往往也會通過種種手段強化地區控制，隨之而來的便是加強對民眾的榨取，致使鄉村社會權力異化。劉澤華就強調，中國傳統社會對平民百姓的盤剝不是社會的“變態”，而是一種特殊性的“正態”，它是皇權專制體制運行的必然邏輯。

四、結語

通過梳理秦朝以降歷代王朝對鄉村社會的控制及其影響表明，基層管理人員利用國家權力橫行鄉里、魚肉百姓不過是一種歷史常態。特別是王朝末期，往往成為掀起大規模民變，導致政局動亂乃至改朝換代的主要原因。治亂循環的根源是專制權力對社會的腐蝕。基層社會權力異化本質上是傳統社會形態所造成的，是不受制約的專制皇權在基層的濫用。即便是王朝權力衰微時，在皇權專制體制長期塑造的社會形態中，伴隨地方強勢群體勢力的上升，也會造成許多相對封閉的空間。在這樣的地區中同樣容易滋生出集種種特權于一身的“地方精英”，致使民不聊生。

當下，在中國史研究領域，我們面對的史料可謂浩如煙海，而且隨著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等的發展，史料呈現出數量級的增長。這也導致史學分工日益精細，極少有人再從事通史研究，甚至連進行相對完整的斷代史的研究也日漸稀少，越來越多的學者逐漸集中于斷代史中的某個領域。長此以往，容易導致通史感的缺失，從而造成將斷代中的某種變動視作中國歷史的一大演變。所以對某些歷史問題的分析不能囿于近代，應基于長時段。只有了解中國歷史的基本規律，方能對一時一地之變看得更清楚。

一些學者在論述近代鄉村社會權力異化時，重點強調因傳統“紳權”的退出，導致土豪劣紳攫取鄉村權力。其實，士紳成為鄉村社會權力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要遲至明代中期以后。即便是在通常認為傳統勢力比較強大的華南地區，士紳主導鄉村社會也只是16世紀以后的事。同樣，在鄉村社會尤其是南方地區基層社會權力體系中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宗族/族權也是發軔于這一時期。因此，置于兩千余年歷史長河中，紳權的退出能否視為中國農村的結構性變革，乃至中國歷史的劃時代變動還有待商榷。此外，很多學者將廢科舉視為晚清民國鄉村社會權力異化、武人當政、軍閥割據的重要制度因素。然而，無論是基于中國古代史還是全球史視野，各朝/國政局動蕩時，分裂割據并由軍人秉政幾乎是普遍規律。隋唐以后興科舉，也未能像一般認為的那樣：擴大了統治基礎，有利于社會穩定。因為較之未行科舉之前的時代，或同時期世界其他國家/地區，隋唐以降同樣面臨頻繁的改朝換代和似乎愈演愈烈的社會動亂。所以也有人提出：科舉的“社會流動”到底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怎樣的影響？是鞏固了社會穩定、緩和了矛盾，還是刺激了原有的不穩定因素？因此，不能將廢科舉隨后發生的基層社會權力異化、軍閥割據等現象過多歸咎于此。

中國古代皇權專制一方面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之上，另一方面為了維護和鞏固專制統治而通過種種制度設計固化了這種社會形態。在這樣的時代，常態下的農民只能被固定在土地上和狹隘的空間里。那里充斥著各種依附關系，身體和思維都受到種種束縛與塑造，從而深刻地影響了一個民族的國民性，特別是處于社會下層的農民的心理和性格。土豪劣紳的規模化和對農民的盤剝即鄉村社會權力的異化不過是一種常態。而只有到了工業化時代，這種社會形態的基礎才被瓦解。工業革命造就生產方式的劃時代變革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劃分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根本標準。隨著大機器工業推動勞動的社會化，破除了普遍的人身依附關系，個人表現為擺脫了“自然聯系”，成為獨立個人的社會關系。總之，大工業的發展為傳統鄉村社會權力的現代轉向奠定了物質基礎。

毛澤東早已對這一問題有深刻的認知，在抗戰時期他就指出，只有讓自由資本主義發展才是消除當時中國“半封建制度”“最革命的政策”。但需要強調的是，中國數千年專制體制積弊絕非一場經濟革命、政治變革所能徹底解決的。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1945年，毛澤東在延安答復黃炎培時曾有過精辟的論述：“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或許正是受此影響，新中國初期黃炎培在考察蘇南土改時強調：“土改不是分了地主手里的土地就完事，最要在使農民站起來，培養他們的自尊心，認識自己是主人翁。”這也是對毛澤東相關論述在國家建設實踐中的具體闡釋。黨的十八大以來，進一步提出了“自我革命”。“人民監督”與“自我革命”二者高度統一、相輔相成。一言以蔽之，只有切實踐行這一路線，方能真正跳出“中國歷史周期率”。

附 本 文 題 錄

1. 李發根：《中國王朝周期：鄉村社會權力異化的歷史邏輯》，《社會科學輯刊》2025年第6期。

2. 李發根.中國王朝周期:鄉村社會權力異化的歷史邏輯[J].社會科學輯刊,2025(06):244-253.

文章來源：《社會科學輯刊》編輯部

圖文編輯：李冠瑩

責任編輯：周　楠

審 　核：李學成

2026年1月26日

喜歡本文,請點亮"贊"&"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