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安德明丨循環中的更新：春節的文化意義

循環中的更新：

春節的文化意義

作者：安德明

節日是周期性重復的特定時間節點，往往在重復中展示出豐富的文化意涵。春節作為中華民族最重要的節日，在具有一般節日共有的重復性特征的同時，尤其突出包含著在循環中更新的意義，體現為基于中國傳統循環時間觀的周而復始、萬象更新觀念及相關實踐。這一核心意義，是各種傳統理念——包括以周期性更新的方式，來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個體與家族群體歷史有機關聯、家庭和睦、社會團結等價值觀——通過反復演練得以推廣和加強的基礎，是保證春節持續傳承的內在動力，它也為春節在更廣泛國際文化領域得到認可創造了條件。

關鍵詞：春節；循環時間；重復；更新；非物質文化遺產?

在快速現代化的今天，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面臨種種挑戰，但許多文化事象也正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作為具有最廣泛、最深遠影響的中華民族傳統節日，春節一方面面臨現代化轉型帶來的諸多問題；另一方面，又以其豐富意涵和強大生命力，在保證自身綿延不絕的同時，為維系人與自然、歷史及社會的和諧關系，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2024年12月，“春節——中國人慶祝傳統新年的社會實踐”被正式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體現了國際社會對春節重要價值和作用的肯定，也彰顯了其中蘊含的核心意義。這種核心意義，就是在循環中的更新，也就是基于中國傳統循環時間觀的周而復始、萬象更新觀念及相關實踐。

一、傳統節日的現代化轉型

如何理解和處理傳統與現代化的關系，是學術界及社會各界多年來長期關注的話題，也形成了多種不同取向的研究成果。其中，對春節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傳承和發展問題的討論，尤其占有很大的比重。然而，很長時間以來，無論學術界還是社會大眾，只要結合現代化的視角來談論春節，往往都會強調它作為古老農耕文明產物的屬性，進而從傳統與現代相對立、相矛盾的角度來探討它在當代社會的傳承發展問題。這種標簽式的界定，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春節與傳統農業社會的淵源，卻將復雜的文化現象壓縮為單一維度的解釋，在一種人云亦云的情境中，忽視了春節作為活態文化的動態性和復雜性。

一切的節日，都有它特定的起源。春節的產生，確實與農耕文明有密切的關聯。但從發生到發展，在千百年的傳承過程中，它又經歷了歷史長河的無數洗禮，經歷了無數演變。產生于遠古時期的天文知識，促進了早期中國歷法體系的確立。傳說公元前2400年的顓頊帝時代，我國就已經有了觀象授時的初期形態，并形成了以春天為一年開始的觀念。隨著相關知識不斷發展進步和歷法制度不斷改革創新，加上不同時期社會思潮的多種影響，不同歷史階段有關歲首的規定曾發生過多次改變。例如，漢武帝太初年間曾兩度改歷，第一次改歷，用的是周正，一年之首確定在十一月；到漢武帝第二次下詔改歷之后，一年之首才依夏正改為正月。也就是說，我們按照農歷正月來慶祝新年的做法，是自漢武帝以來才逐漸形成的。而傳統農歷新年被正式命名為“春節”并得到廣泛接受，更是民國以后的事情。

傳統新年的傳承在歷史上也曾遭遇各種挑戰，其中最嚴峻的一次危機，當屬近代以來在西學東漸的濃厚氛圍中民國政府實施的一項政策。為了大力推行公歷，1928—1934年，民國政府提出廢止農歷制度。為此，一方面，政府號召以公歷1月1日作為新年來慶祝；另一方面，不少地方還采取嚴厲措施限制或禁止傳統新年（春節）及相關習俗活動，包括嚴禁私售舊歷及新舊歷對照表，禁止各機關、學校按照舊歷節令（包括在春節時期）放假，甚至出現過春節期間派警察查禁傳統慶祝活動的現象。不過，這種政令收效甚微，它根本阻擋不了民眾慶祝傳統節日尤其是春節的熱情，因此，堅持幾年后便不了了之。

民國政府的做法，體現了當年力圖推動整個國家快速現代化的迫切心理，當然，其中也反映了以西方文化為現代化圭臬并據此全面否定中國相關傳統的謬誤。盡管政府采取了嚴厲至極的措施，預期效果卻未達成。這個例子生動地證明了春節或“過年”傳統在民眾中的深厚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不是用“傳統農耕文明的產物”就可以概括和解釋的。

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所強調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各社區和群體適應周圍環境以及與自然和歷史的互動中，被不斷地再創造，為這些社區和群體提供認同感和持續感，從而增強對文化多樣性和人類創造力的尊重”。作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的春節，其來源固然與農耕文明密切相關，但它自產生后，就與人現實的需要相聯系，被不斷賦予新的意義和功能，并逐漸超越單純的農耕時序標志，演變成了一個多維度的文化符號系統。

以春節功能的歷史轉換情況為例。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春節（傳統新年）的功能呈現出從神圣到世俗、從生產到生活、從家庭到社會不斷轉變的多重軌跡。在早期，年末歲初的臘祭儀式，主要服務于農業生產活動，具有濃厚的神圣色彩。隨著社會發展，春節逐漸演變為以家庭為中心的年終慶典，敬神活動與娛人功能并存。到了現代社會，春節進一步擴展為全民參與的公共文化事件，其社會整合功能變得更為突出。這些變化，清晰地展現出今天的春節經過歷史長河持續不斷的沖擊和清洗而獲致的豐富內涵。

與此同時，春節的實踐形式也日益豐富，相關習俗活動日趨多元。特別是隨著中國式現代化的高速演進，微信拜年、電子紅包、旅游過年等新型年節活動層出不窮，充分展示了春節適應新技術、新時代創新發展的強大生命力和能動性。正是由于這種生命力和能動性，在當代中國，盡管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突破66%，農業生產不再是多數人的生存方式，但春節的儀式實踐卻展現出驚人的韌性。2025年春運期間，全國鐵路累計發送旅客量高達5.13億人次，同比增長6.1％。這種看似“非理性”的人口流動背后，正是傳統節日在現代化社會中功能調適的鮮活證明。當都市工作人群跨越千里返鄉團聚時，他們實踐的已不再是對農時的遵循，而是對維系親情、和睦家庭和文化認同的追尋。

由此可見，前述那種在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的視角下強調春節作為農耕文明產物的屬性的標簽化認知，會帶來諸多的負面影響。至少，它會限制人們對節日以及各種民間文化創新可能性的認知，從而把春節固化為某種“與大城市、現代化文明、國家等范疇是格格不入的”存在；也會使人們把春節面臨的挑戰簡單歸因于農耕與現代化的矛盾，從而忽視春節自身的生命力，遮蔽它在城市化、全球化進程中的適應性與創造力。事實上，傳統與現代從來就不是非此即彼、截然對立的關系，在劇烈變化的現代社會，傳統往往會以類似基因重組的方式融入新的生活與文化當中。以飲食文化為例，從茹毛飲血的原始階段到分子料理的科技時代，人類食物種類不斷增多，烹飪技術也經歷了翻天覆地的革新，但谷物的蒸煮、肉類的炙烤、蔬果的腌制等基本食物類型與烹飪原理卻一直延續。這種跨越時空的穩定性，恰恰證明傳統并非現代化的阻礙，而是其賴以生長的文化土壤。正如希爾斯（Edward Shils）所說，無論在怎樣的背景下，我們始終生活“在過去的掌心中”。這提示我們，在思考包括春節在內各種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問題時，必須超越狹隘的“傳統—現代”二元對立視角，立足于把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中國式現代化理論框架展開深入探索，唯此方能真正揭示相關文化傳統最核心、最根本的意義和價值，也才能真正洞悉保證其生生不息的內在原因。

二、循環往復：圓形時間觀

中節日的內在屬性

作為標定時間刻度或時間節點的重要文化符號，節日具有突出的循環往復屬性。這一根本屬性，源于一種普遍的圓形循環時間觀念，是保證節日生命力和多重功能的內在動力。

按照人類學的相關研究成果，人類主要是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思考和理解時間：一個是不可逆性，另一個是重復性。在前者影響下形成的是線性時間觀念，后者導致的是循環時間觀念。線性時間觀強調時間的連續性、方向性和不可復返特征；循環時間觀則認為時間具有周期性、重復性，是可逆的。有學者指出，盡管歷史上曾出現分別以這兩種時間觀來概括不同文化傳統基本特征的著名論斷，認為古希臘持有循環時間觀，基督教持有線性時間觀，但事實卻并非如此涇渭分明。的確，無論是線性時間觀還是循環時間觀，都源于人對自然運行規律的觀察和體認，人們也往往據此來安排自己的社會實踐。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傳統，以及同一民族、同一傳統當中，這兩種觀念可能同時存在，只是其影響程度有所差別而已。例如，流傳千古的孔夫子“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感嘆，以及漢樂府中“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的真誠發問，都體現了銘刻在中國傳統思想深處的線性時間觀，以及針對這種認識而主動規劃個人具體行動與長遠未來的積極人生觀。但與此同時，面對奔涌流逝的時光，無論如何努力，人總是會感到萬般無奈甚至悲愴凄惶。為了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人們又依據對自然周期性變化的感受，結合特定的信仰觀念，在承認時間不可逆的同時，進一步發展了時間可循環、可重復的觀念，并使之在社會實踐中逐漸占據主導性的地位。所謂“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就是為了讓我們在“不同”和“相似”的對立統一中，尋找人生的意義，追求永恒的價值——這也正是時間的社會化特征及人文概念屬性的體現。

循環時間，是一種周期性的時間，也是一種重復性的時間。具體而言，它一方面對應著晝夜交替、季節往返的自然節律周而復始；另一方面，又可以在完成一個周期之后恢復到最初的狀態。這種時間形態，十分普遍地體現在中國神話及歷代小說敘事當中，被已故的中國臺灣學者王孝廉稱為“圓型循環的時間觀念”。在王孝廉看來，這種圓形時間觀念早在直線時間觀念出現之前就已經產生，并長期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行為和社會實踐。它把時間看作一個有如車輪般循環的圓形，源自古人對于死與再生的信仰，以及有關自然現象的神話思維——也即認為一切自然現象均受超自然神力控制的一種思維。在此觀念下，人們認為所有的現象都屬于一種創造、破壞、再創造的原型回歸。

這種循環的、圓形的時間觀念，可以說是中國時間系統最基本、最底層的邏輯，在有關日、月、年的標記乃至更長時段時間循環的界定中，都有它的深刻影響。例如，甲子循環的時間系統，借助天干、地支的基本單位來標記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以及六十甲子紀年等，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規律性、周期性循環觀念貫穿始終，它不僅標志著循環時間觀的精密化，而且消解了時間的單向性。這種根深葉茂的觀念，在“星期”這個外來時間制度的中國化過程中尤其彰顯出鮮明的包容性和強大影響力：對于“星期”這一概念，除了同時稱作“禮拜”之外，民間更常見的說法是“周”，星期一就是“周一”，一星期就是“一周”。“周”，就是在強調循環往復。

循環時間觀的形成，首先是人們對自然現象長期觀察的結果。各種自然現象，都具有循環往復的特征，例如，太陽的升降，晝夜的更替，月亮的盈虧，季節的輪回，植物的生長和凋落，人及動物從出生、成長到死亡的規律性變化。諸如此類各種周期性循環重復的現象，促使人們形成了對于日、月、年等各種時間間隔的認識，也形成了認為時間本身必然處于循環往復狀態的觀念。其次，這種觀念之所以能夠得到普及，也呼應了人們對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圍繞歷史與現實的實踐，中國人總結了大量的經驗知識，譬如“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盈滿則虧”“否極泰來”，以及《三國演義》開篇提出的“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著名論斷，都體現了從循環往復的角度來理解人類歷史與社會的思維特征。這兩個方面的觀察和認識交互影響，為循環時間觀念的產生和普及奠定了現實基礎。但這一觀念能夠與大約在“周王朝末期，人文主義開始抬頭儒家興起的時候”產生的線性時間觀念和諧并存，顯然同超自然信仰的強大作用密不可分。如利奇（Edmund Leach）認為，“正是宗教，而非常識，說服了人們把這種種對立納入時間這樣一個單一的范疇之中……使我們相信不重復的事件實際上是重復的”。

循環的時間觀念及時間系統的存在，正是包括春節在內各種節日賴以產生的前提。這一時間框架不僅為節日的周期性慶祝提供了可能，也賦予了節日深刻的文化內涵和歷史意義。

從本質上看，節日是對特定時間點的紀念和慶祝。這些時間點可能是源自對自然規律的總結和遵循，如春分、夏至等。面對月缺月圓、寒來暑往等自然現象，人們會通過設立節日來表達對大自然的敬畏和感激，同時規約個體與群體的生產活動與生活行為。節日也可能是為了表達宗教信仰和慶祝神圣事件而設立的。在宗教文化中，許多節日都源于對神圣事件的紀念和崇拜，如佛教的佛誕節、基督教的圣誕節等。這些節日不僅體現對宗教信仰的傳承，也為人們尋求精神寄托和心靈慰藉提供了重要機會。同時，節日還可能是為了紀念歷史事件和英雄人物而設立的。這些節日通常具有濃厚的歷史色彩和民族情感，如國慶節、勞動節等。它們不僅是對歷史事件的回顧和反思，也是對民族精神和英雄主義的弘揚和傳承。但不管是哪一類節日，無論是源于何種具體因素，它們都必須依賴一個周期性循環的時間框架才有實現的可能。缺了這個框架，作為節日本質特征的周期性慶祝根本無從談起。也就是說，循環往復，為節日賦予了最重要的內在屬性。

同時，節日的出現，也起到了維系和保障循環時間觀念與制度的作用。節日有著多種功能，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功能就是“安排時間”。“同一類型的前后節日之間的間隔是一段‘時期’，通常是有名稱的一段時期，如‘星期’和‘年’。如果沒有節日，這類時期就不會存在，社會生活就會毫無秩序。”各種節日的創立，為循環時間充分發揮兩個方面的重要功能奠定了基礎：一是表達人們對生命永恒性和不朽性的追求，為看似充滿不確定性和偶然性的人生賦予可確定的必然性意義，為生活帶來希望；二是為人類更好地把握此在的世界提供堅定的信心，讓時間、生命和社會活動均有機會處在可期待的重新規劃當中。

三、循環中的更新：春節的意義

循環性的時間框架，特別是以年為單位的周期性重復，是各種節日產生的基礎。作為中國傳統時間制度中一年之首的春節，更是深深植根于循環時間系統，不僅鮮明地標定著時間的循環，而且為傳統文化的傳承延續、社會秩序的維護重構，以及個人與群體觀念、生活和社會關系的更新提供了重要契機。

所有的節日，都是通過反復循環的形式規定一個專門時間節點，讓人以重復的行動和理解，來強化自己對某些重要價值觀和重要行為的認識與維護。春節也不例外。它突出的循環往復屬性，既體現在同四季輪回的自然節律的對應上，又深深植根于社會實踐和文化傳統中，通過祭祀、拜年、團圓等各種周期性重復的習俗活動得以展現。

循環性的時間框架，又為以“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為突出標志的春節實現其“更新”意義提供了前提。這種更新的意義，同春節作為自然界與人類社會一個特定循環周期被賦予的回歸、重啟的意義密切相關，構成了春節迥異于一般節日的獨特屬性。

春節的更新意義，首先表現為對一個新的時間周期的開啟。在各個民族有關世界起源的神話中，都有從混沌中開創秩序的內容，如盤古開天辟地、上帝創世等。這些敘事，是對于宇宙誕生過程的解釋，但也可以理解為有關時間秩序建立的一種隱喻。春節，作為循環時間系統中的新起點，正如神話中的文化英雄一樣，也承擔著重新開辟和確立周期性重復的時間系統的任務——新的時間，必須經過春節這個特定節點，借助打掃房屋、燃放鞭炮等一系列辭舊迎新的手段才能開始。

其次，尤其重要的是春節作為周期性時間的新開端，為重新調整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個體與群體的關系，強化全社會最基本的規范創造了基礎。

春節是重新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處，人與歷史、群體有機關聯的一個時間節點。按照人們的傳統理解，過年是一個持續很長時間的周期，從臘月忙年開始，到正月十五元宵節之后才算結束。在這段時間里，各地都會舉行不同形式的祭祀活動和廟會活動，彰顯和表達敬天法地、慎終追遠之意，例如過去流行的臘祭，今天許多地方還在傳承的鞭春牛等。而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的對祖先的祭祀活動，多年來本就持續傳承，近些年更有日益盛行之勢。這些活動，與平常時間有很大不同，強烈體現出“新年是日常生活被打破之時”的特征。它們不僅表達著人們對人格化的自然力或自然規律的敬畏和尊重，對天人合一關系的維護，對萬物同春、普天同慶的期待，也體現了對祖先的敬仰，對家族和群體文化的傳承，以及對歷史認同和集體認同的強化。這一切，又以在新年時刻集中舉行和著重強調的方式展現出全新的面貌。

春節也是強調和演練基本價值觀、倫理觀的最佳場合。在這個特殊的節點，在濃厚的節日氛圍中，所有人都會自覺不自覺地遵循那些深植于節日當中的重要觀念與規范，指導人們日常行為的重要準則在春節期間會得到特別的張揚。在這個時刻，回歸、團圓是核心主題，和睦家庭、友賢鄉里是最基本的規則，家庭倫理、人際關系等社會生活中的核心議題能得到比平常任何時候都更加深入的宣揚，更為積極的整飭，每個人自我反省、自我調整的主動性也更為強烈。例如，年夜飯、紅包饋贈等多種特定活動，以及節日期間有關言語和行為的各種禁忌，不僅起到加強長幼秩序及增進家庭成員情感的作用，也能讓每個個體在精神上得到一次強化式的洗禮。拜年活動，在體現自我與他人之間相互尊重與關懷的同時，更能為化解鄰里之間、親友之間的矛盾，重新開啟相互之間的良好關系創造條件。

上述觀念與規范，是中國傳統世界觀、價值觀中的核心要素，在維系民族精神連續性、社會生活完整性和社會生活穩定性方面，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春節期間，通過集中參與各種節慶活動，人們能夠加深對這些重要觀念與規范的理解和認同，更能在潛移默化中自覺調整和更新自己的心理與行動，以盡可能達到同這些規范的協調一致，推動形成更加良好的社會關系。這實際上是一種集中強化式的文化化、社會化的過程，春節所具有的在循環中更新的內在功能，為實現這一過程奠定了基礎。

范熱內普（Arnold van Gennep）曾指出：“宇宙本身受一種周期性控制，而這種周期性體現于人類生活。宇宙同樣包括諸多過渡時刻、進程以及相對安暇之階段。因此，在人類過渡儀式中，我們應該包括因天象過渡所舉行之禮儀，如月令過渡（如望日儀式）、季令過渡（如冬至、夏至、春分和秋分），以及年令過渡（新年或元旦等）禮儀。”按照這種觀點，春節相關的禮儀活動，自然屬于過渡禮儀，而其幾乎與生俱來的在循環時間中更新的特征，尤其加強了它的“過渡”屬性。

春節的更新、過渡意義，是通過節日期間對各種具有規定性的言語和行動的重復性實踐來完成的。過年時，每個人都會祝福親朋好友，說“恭喜發財”“大吉大利”“鴻運當頭”一類的吉祥話，同時避免不吉利的言語；家家戶戶都會貼福字、貼春聯，春聯內容中最常見、最普遍的，不是“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就是“向陽門第春常在，積善人家慶有余”；所有人家，都會準備最豐盛的食物，在新年這一天給孩子老人換上新衣服……如此種種，塑造了濃厚的年節氣氛，但究其本質，卻都是在年復一年地重復說過的老話、做過的舊事。然而，這些重復的言語、重復的行動，恰恰又是春節以及人類各種文化創造實現其完整意義的重要路徑。

對人類社會而言，重復構成了塑造和鞏固社會結構與認同不可或缺的行為模式，它滲透于日常生活的每個角落，在維護社會秩序和文化認同等多個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人們的各種日常行為，從簡單問候到復雜禮儀，只有通過不斷重復才能內化為個體的習慣，進而發展成為整個社會共同遵守的規范。例如，許多文化中流行的握手禮、鞠躬禮和擁抱禮，都是在不斷重復中演變為社交風俗和基本禮儀，并在不斷重復中表達和強化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尊重與友好關系的。而一個民族或群體的傳統思想、核心觀念、重要知識，也必須通過概念上的不斷重復和行動上的反復演練，才能為廣大成員所理解、接受和掌握，并因此使個體與群體、過去與現在、傳統與創新相互連接，為生活在當下的每一個人帶來持續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人們之所以要一遍遍演唱本民族的特定英雄史詩，講述本民族的特定神話傳說，正是緣于此。

春節期間的各種重復性言行，依賴于循環性時間框架，起到了切實強化各種規則與理念的作用。當然，如德勒茲（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指出的，作為一種行為模式，重復不僅僅意味著同一事物或現象的簡單再現，也是差異在多樣情境中的創造性再生。春節期間的重復性實踐，并非對傳統行為的簡單復制，而是為了完成更新目標而對各種權威性、規定性習俗的儀式化演練，有著顯著的再語境化特征。通過周期性的反復演練，傳統的知識和基本規則不斷得到宣揚，歷史記憶與文化認同不斷得到強化，人與自然、與社會的關系也因此得到重要的調整和更新。因此，這一過程中的重復，實際上屬于創造中的傳承，傳承中的創造。就像“新桃換舊符”這個表達及相應行動所體現的，其中既有核心要素（“桃符”）的穩定延續，又有適應當下要求而采取的形式或非核心因素的改變（“新”“舊”替換）。這種特征，參考李豐楙所提出的概念，也可以概括為“常”與“非常”的對立統一。

綜上所述，作為標定循環時間系統開端的一個節點，春節不僅標志著舊歲的終結與新年的開啟，而且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在時間的循環中更新自我、強化社會規則與精神價值的獨特機會。后一方面的功能，構成了春節傳統最為核心的“文化的文法”，是春節之所以能夠跨越千年的歷史長河而持續傳承至今的根本原因。

結語

全球各地的不同民族都有自己的傳統新年，盡管時間節點和習俗活動不盡相同，但把新年當作特定循環時間新起點，當作慶祝、反思和展望的特殊時刻的意義卻高度一致。在各種新年節慶中，春節因持續時間之長，參與人數之多，以及慶祝方式之豐富，展現出與眾不同的特色。

春節是農耕文明的產物，但作為具有最廣泛、最深遠影響的中華民族傳統節日，在千百年的傳承過程中，它一方面通過不斷融匯民族的生存智慧與歷史經驗累積豐富的意涵；另一方面，又因為中華文明強大的影響力、輻射力在中國周邊各國產生了深遠影響，逐漸成為多個國家的法定節假日。在此基礎上，春節逐漸超越單純的農耕時序標志，演變成了一個多維度且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文化符號系統。有鑒于此，我們在討論春節現代化的問題時，必須超越“傳統—現代”二元對立的簡單視角，結合春節歷史與現實的實際去探索其最核心、最根本的意義和價值，唯此方能揭示它生生不息傳承的原因。

包括春節在內的各種傳統節日都是圓形循環時間框架下的產物。這種循環時間，是在人們觀察自然運行節律和社會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受早期超自然信仰觀念影響而提煉形成的一種時間觀念和時間體系，具有周期性、重復性的特點，其中每個節點在完成一個周期之后可以恢復到最初的狀態。正是由于循環時間觀念及時間系統的存在，以周期性重復的形式來紀念或慶祝特定時間節點的各種節日才有了賴以產生和存在的條件，春節也是如此。

基于中國傳統的循環時間觀念而形成的周而復始、萬象更新觀念及相關實踐，構成了春節豐富內涵中的核心，也為春節期間推廣和加強各種重要的傳統理念創造了前提。春節期間，人們通過對各種規定性活動的重復演練，強調和彰顯對天人合一、萬物同慶、和諧共生、團圓和睦等觀念及相應規范的重新認識，對觀念、行動、生活與社會關系及天人關系的重新調整，充分展示了春節作為過渡禮儀所具有的在循環中更新的意義和功能。這一點，是保障春節長期持續傳承的基本要素，也是保證這一節日在快速現代化的今天在國內外仍然具有強大生命力、影響力的內在動力。

作者簡介

安德明，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中國社科院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民俗學、民間文學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理論與實踐研究。迄今共出版中英文專著7部，譯著1部，發表中外文論文、譯文等100余篇，主編論文集3部。論著曾先后獲中國文聯文藝評論獎、中國社科院優秀科研成果獎和中國民間文藝山花獎等。被美國民俗學會授予“國際會士”榮譽，入選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兼任中國文聯全委會委員、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和國際民俗學會聯合會副主席等。

參考文獻及注釋詳見原文。

原文刊于《民俗研究》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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