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閱讀｜紙上穿行東南亞：族群、宗教和國家

我的主業是研究東南亞歷史，但我覺得不能將自己的閱讀限制在東南亞史之內。在過去的一年中，我和幾位老師、同學組織了一個互相推薦書、分享書的小組，我因而或仔細或不仔細地讀了很多看起來跟我的研究完全不相干的書。不過雖然這些書的題材差別很大，但我心中比較關心的領域仍然是東南亞史，尤其是東南亞歷史上的族群、宗教和國家。

左：[美]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吳叡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右：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王明珂先生的《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是一本名著，其中的一些觀點具有顛覆性的沖擊力。我當然沒有資格去評判有關中國史的研究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去接受其觀點，但就我的研究而言，這本書的啟發是非常巨大的。研究東南亞出身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了著名的“想象的共同體”的概念。在他看來，民族是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并且它是被想象為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這些觀點反復受到各種各樣的挑戰。其中一種批評是“想象的共同體”將民族變成了一種完全主觀的、甚至有些唯心主義的概念。王明珂先生對安德森的學說也有所批判，他認為族群這些概念只有依靠一個實質性的社會政治組織才能實現維護、擴張共同資源的目的，而維護對共同生存資源的占有是族群共同體建構的重要目標。王明珂指出：“在特定的自然環境中，人民以某種或多種生產策略來獲得生活資源，人們因此結為種種社會群體以合作從事生產活動，保護以及擴張共同生存資源，以及在內部行資源分配。”（38頁）族群認同無疑這些策略之一。

王明珂先生發現在中國西南的許多族群都流行“我們的祖先是兄弟”之類的族源神話。（50-51頁）他在另一本書《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根基歷史的文本與情境》中對此有更細致的分析。無獨有偶，這種現象在陸地東南亞（中南半島）也廣泛存在。比如老撾的坤博隆神話就說老撾各處地方政權以及周邊幾個政權的首領都是坤博隆的后代，近代的民族國家建構將這個族源神話構建為共同族群身份的歷史淵源。這些神話傳說確實很容易被理解成各個族群或者政權之間素來友好的例證，但這與真實的歷史可能恰恰相反。為了搶奪生存空間，老撾各個族群、地方政權之間以及周圍的幾個政權之間實際上經常發生大大小小的沖突。在當時，“我們的祖先是兄弟”這種說法一方面被利用為劃分族群等級秩序的依據（不是我們兄弟的族群自然被排擠），另一方面也為互相搶奪土地和資源提供了借口（我們共同的祖先享有最原初的所有權，我們互相之間對彼此的土地和資源也有所有權）。泰國歷史上關于泰人起源的論述在二戰期間也引發了一股擴張主義的思潮，其中的邏輯是一樣的。如王明珂所提出的那樣，族群身份建構從一開始就有非常強的現實利益考量，在很多情況下，文化的、血緣的因素其實并沒有那么重要。“華南學派”有關宗族的分析其實也和王明珂是相通的。

族群認同也往往和宗教認同重疊在一起。比如冷戰期間的泰國政府將佛教看成是泰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并以此來抵制其他宣傳革命的政治思潮。有關泰國佛教的研究是國際學術界的顯學，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泰國是東南亞唯一沒有經歷殖民統治的國家，泰國的佛教傳統保持的相對完善。而且，因為泰國王室的支持，泰國佛教也保存下來了非常多的資料，為學者的研究提供了很多便利。日本學者石井米雄（Yoneo Ishii）對歷史上泰國佛教和國家、社會的關系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他的書中有關泰國國家如何控制佛教的內容非常有價值。

Ishii, Yoneo. Sangha, State, and Society: Thai Buddhism in History. Translated by Peter Hawkes.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6.

社會大眾可能常常將佛教和政權之間的關系理解為互相扶持、互相利用，但兩者之間潛在的沖突和矛盾也可能是非常嚴重的。在古代東南亞，佛教對國家政權的潛在威脅是很大的，主要的原因一是僧侶對民眾有很大的號召力；二是僧團組織同國家爭奪人力和稅收。在某些特定的時期，僧侶集團甚至可以轉化為割據政權。1767年，緬甸滅亡了泰國阿瑜陀耶王朝，當時的泰國（暹羅）分裂為大大小小的諸多割據政權，其中一個就是一個僧人集團領導的武裝集團。后來，華人國王鄭信消滅了這個僧人集團。

古代東南亞佛教國家的統治者往往是境內佛教的主要贊助人，但同時他們也采取了種種措施加強對佛教的管理，防止佛教威脅自己的統治。石井米雄指出，泰國（暹羅）國王一直掌握著執行佛教戒律的權力，在必要時候可以將僧人驅逐出僧團，相當于開除僧人的“教籍”。國王還可以仲裁僧團內部有關戒律和教義的矛盾。暹羅國王拉瑪四世（1851-1868年在位）規定24歲到70歲的成年男子不能出家，24歲的沙彌必須正式剃度，否則就要還俗。這種做法無疑是為了防止成年男子逃避兵役。石井米雄認為，20世紀初泰國佛教完全成為國家佛教，因為國家具備了有效控制僧團的能力。1905年，泰國征兵法規定只有“充分掌握了佛法”的僧人可以免于兵役。1911年，嚴格的巴利語考試制度被引入僧團。雖然古代也實行了一些對僧侶的考試制度，但遠遠沒有1911年之后的嚴格。1913年，泰國政府通過法案限制有資格剃度的僧侶和佛寺的數量。20世紀60年代，泰國政府甚至還組織僧侶深入北部偏遠山區傳教，主要的目標是把信奉原始宗教的山地民族轉變為佛教徒。在泰國政府看來，這些地方容易發生反叛。如果把這些山地民族佛教化，泰國政府的對這些地區的統治也會更穩固。以上種種足以說明東南亞佛教國家中政府和宗教的關系遠比很多人認為的要復雜。

左：Lieberman, Victor.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800–1830. Vol. 1. Studies in Comparative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右：Lieberman, Victor.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800–1830. Vol. 2. Mainland Mirrors: Europe, Japan, China, South Asia, and the Islan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東南亞國家形態的演進也是一個很吸引人的學術話題。關于國家形態的研究是古今中外一個眾說紛紜的學術領域。美國學者維克托·利伯曼（Victor Lieberman，1945-）在他的兩卷本巨著《形異神似：全球背景下的東南亞（800—1830）》提供了不一樣的思路。他的基本思路可以總結為一個概念：整合（integration）。他的這個概念其實是為了回答了一個看起來簡單的問題：為什么中南半島在過去的一千多年里國家數量越來越少，最終形成了現代的5個國家？他的解釋是從公元九世紀到十九世紀發生了一系列的整合，包括政治整合、文化整合以及經濟整合等等。當然，利伯曼討論最多的其實是政治整合。所謂的政治整合表現為對內平定叛亂、改革制度、加強中央集權，對外擴張領土與爭奪勢力范圍。在中南半島歷史上總共發生過四次大的政治整合。在該書的第一卷中，他主要分區域論述了這四次政治整合。在第二卷中，他進一步將推動國家整合的力量總結為四個：物資資源的擴張；新的文化趨勢；加劇的國家間競爭；多樣的國家干預。

不過，第二卷并不是對第一卷的簡單提升發展，而是將中南半島和全球不同國家和地區進行了比較。利伯曼在比較中發現全球六個國家（法國、俄國、日本、緬甸、暹羅和越南）的政治整合表現出了一定的同步性。首先，在所有六個國家中，政治崩潰反映了長期存在的制度性弱點與經濟增長帶來的不穩定效應之間的相互作用，而在某些情況下，這種影響還因后憲章時代的氣候惡化而加劇。其次，與后來的危機相比，憲章國家崩潰所伴隨的混亂尤為嚴重。第三，由于稍后將討論的原因，六個憲章國家的崩潰中有五個（除加洛林王朝外）都發生在同一時期，即1240年至1470年。最后，在所有六個國家，從1430年到1600年之間的某個時間點，領土整合重新開始，并且在面對新的挑戰時持續增強，一直延續到19世紀（56-57頁）。與這六個國家不同，中國和南亞地區則表現出了不同的政治整合節奏。為了解釋這種差異，利伯曼提出了受保護區（the protected zone）和暴露區（exposed zone）的概念。受保護區包括歐洲、日本、陸地東南亞、朝鮮半島、尼泊爾、不丹、阿薩姆以及南亞的一些濱海地帶。暴露區包括中國和南亞大部分地區。區分兩個地區的主要依據是是否容易受到中亞游牧民族的侵擾，容易受到侵擾的是暴露區，不易受到侵擾的是受保護區。因為游牧民族的入侵，暴露區的歷史進程多次被打斷，因而表現出了和受保護區不同的政治整合節奏。

利伯曼對受保護區和暴露區的特點有很多討論，其中比較有意思的一個說法是暴露區的文明出現的更早，古代中國和印度都是當時世界上的主要文明中心。似乎早熟的文明和容易受到中亞游牧民族的侵擾有一定的相關性。利伯曼引用其他學者的研究解釋了這種現象：暴露區（中國華北地區和印度河、恒河平原）與中亞地區之間的地理阻隔相對較少，來自整個歐亞大陸的新作物、新家畜以及新的生產方式能夠更容易的傳入到暴露區，因而暴露區也更容易產生發達的城市文明。代價就是當中亞的游牧民族崛起時，中國和南亞地區也更容易受到中亞游牧民族的侵擾。我自己并不研究早期中國歷史，我知道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早期的馬車以及青銅器是從中亞草原地區傳入的，因此利伯曼的這種說法似乎有一定道理。當然，第二卷的《形異神似》也確實面臨著一些爭議，主要的原因是這一卷的體量十分巨大，似乎超了利伯曼的駕馭能力。利伯曼本身并不是歐洲歷史、中國歷史以及日本歷史的專家，他依賴二手文獻完成了對這些地區政治整合歷史的梳理，有些學者指責他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裁剪性的使用了這些地區的歷史。

[美] 埃里克·塔利亞科佐：《滲透邊界的秘密貿易：東南亞邊境地帶的走私與國家：1865-1915》，閭佳譯，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5年。

如果說利伯曼的《形異神似》是一部從長時段著手的皇皇巨著，那么埃里克·塔利亞科佐（Eric Tagliacozzo）的《滲透邊界的秘密貿易》則是一部聚焦短時段的深刻細描。作者的主要觀點是在殖民時期的東南亞，一條長達三千公里的陸地與海洋交界帶上，走私活動與邊界形成過程始終密不可分。這條“長達三千公里的”邊界線是指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英國和荷蘭殖民地之間的邊界線，從今天的泰國-馬來西亞邊界向東南延伸，到新加坡附近再折向東北，一直延伸到今天的菲律賓南部。如作者所說，這本書展示了邊界的產生和與之相伴的（通過走私）逾越邊界。

全書分為兩編：開辟邊疆和穿越邊疆。第一編聚焦邊疆的形成，又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描繪了殖民政權在邊疆地區地理測繪、巡邏與緝私、建設燈塔以及通訊線路等方面的行動。第二部分討論了國家視野中的邊境沿線威脅，主要包括海盜、外籍亞裔（華人和日本人）、泛伊斯蘭主義者以及當地數量眾多的朝圣者、游牧民族和其他流動人口。第二編聚焦穿越邊疆，主要是穿越邊疆的人與物。第二編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全書的第三部分）主要討論了秘密貿易，被貿易的商品包括毒品、假幣以及人口。第二編第二部分（全書的第四部分）主要展現的是英荷邊疆之間的非法武器貿易。第二編第三部分（全書的第五部分）通過具體的司法個案展示了殖民政權對邊疆地區的管理，以及需要穿越邊疆的人們的應對。1873年6月27日，一艘名為“金萬安”的中式帆船從馬來亞的檳城（Penang）駛出，她的目的地是荷蘭控制下的亞齊（Aceh）。早在幾個星期前，荷蘭宣布封鎖亞齊，目的是防止外部援助流入正在被清剿的亞齊反抗勢力。到了8月23日，這艘滿載黑胡椒的船在海上被荷蘭船只“庫霍恩”(Coeboorn)號扣押，理由是這艘穿違反了荷蘭禁令以及涉嫌走私。之后，相關各方圍繞這艘穿展開了長期的訴訟爭端。

在結論中，作者提出“放眼世界歷史，邊境在現代的表現形式和某些通常被國家視為“犯罪”的經濟行為的發展，似乎是齊頭并進的”。（322頁）邊境雖然也意味著封鎖和隔絕，但封鎖和隔絕本身反而又創造和激發了貿易的需求，因此走私也就成了邊境管理的伴生物。在過去的數年間，我到訪過東南亞數個國家之間的陸路口岸，我非常詫異地發現這些口岸旁邊往往會有一個異常繁榮的市場，這種繁榮與周圍荒僻的環境相比顯得非常突兀。市場上的商品當然不能說都是走私而來，但這些市場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對巨大貿易需求的無聲證明。而有需求就會有人鋌而走險。作者指出，新加坡歷史上就是一個無可匹敵的走私中心。總體上這本書的結構非常嚴謹，材料也非常扎實，譯者的翻譯也非常專業，讀起來也很順暢。

左：《法國舊制度末期的稅收、特權和政治》，黃艷紅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右：[英]約翰·布魯爾：《權力的支柱：戰爭、金錢與英國的崛起 : 1688-1783年》，單靈芝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4年。

除此之外，我非常粗略地讀了兩本有關歐洲財政史的名著。其中約翰·布魯爾（John Brewer，1947—）在1989年完成的《權力的支柱》（直接翻譯應該是“權力的肌腱”）被譽為是“財政-軍事國家”理論的奠基之作，孫興杰教授以及廖平博士對相關理論的介紹已經非常完備。對于東南亞史研究而言，這兩本書中討論的問題簡直是天方夜譚。一方面，泰國、老撾等國在17、18世紀的財政制度是比較簡陋的；另一方面，現存的資料也無法支撐像這兩本書一樣的泰國、老撾財政史研究。不過，這兩本書仍然給了我很大的啟發。首先，泰國和老撾看起來比較特殊的現象可能并沒有那么特殊，比如古代泰國有包稅制，法國也有（不知道古代泰國是從哪里學來的），比如古代東南亞的戰爭可能不比歐洲少；其次，古代泰國和老撾的財政制度和國家形態可能也深刻影響了他們各自的歷史發展；再次，歐洲史有關于“財政-軍事國家”的討論，中國史研究有關于“大分流”的討論，那么東南亞史研究又該如何加入這樣的討論呢？或許這個問題只是我的臆想，但是利伯曼的書又何嘗不是對這個問題的一種回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