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清北,上海有復交,但中國最具創新的科技中心,卻在深圳。
生態,比大學很重要。
這是一個值得所有城市和創業者深思的問題:波士頓手握哈佛、麻省理工兩張王牌,智力密度、歷史底蘊、人才儲備樣樣頂尖,曾和舊金山并稱全球科技雙子星;可二十年過去,舊金山灣區創造了14萬億美元企業價值,波士頓僅勉強達到1萬億,差距拉到兩個數量級。
就像北京有清北、上海有復交,中國最具創新活力的科技中心卻在深圳一樣,答案早已超越了“有沒有好大學”的范疇——生態,遠比單一要素更能決定創新的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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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士頓的“完美要素”:本該贏在起點,卻輸在終點
單看“創新要素”,波士頓幾乎擁有贏下一切的籌碼。
智力層面,哈佛和麻省理工聚集了全球最頂尖的教授與學子,實驗室硬件、科研經費都是頂級配置,堪稱“創新人才搖籃”;歷史層面,這里誕生過DEC、Lotus等科技巨頭,Akamai更是撐起了現代互聯網的基石,有著深厚的科技產業積淀;
人才層面,臉書創始人、Stripe創始人等諸多科技新貴,都曾在這里求學,連知名孵化器Y Combinator最初也誕生于此。
可這些看似無解的優勢,最終卻沒能轉化為持續的創新動能。
波士頓的生物實驗室空置率高達40%,本該留住的頂尖創業者紛紛逃離,曾經與舊金山分庭抗禮的科技地位,如今早已上不了全球科技的主桌。
核心問題就在于,波士頓陷入了“要素優先妄想癥”,誤以為堆砌足夠多的優質要素——好大學、好實驗室、充足資金,創新就會自動發生。
但事實是,要素只是創新的基礎,能讓要素活起來、串起來的生態,才是決定成敗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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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致命短板:監管掠奪,逼走創新者的“屠刀”
波士頓科技產業衰落的核心推手之一,是短視又貪婪的“監管掠奪”。
當科技企業從“脆弱幼苗”長成“肥碩的現金奶牛”,當地監管層沒有選擇培育,反而舉起了征稅的屠刀,用一系列政策逼走了本可以扎根生長的創新者。這種掠奪不是隱性的,而是赤裸裸的針對性打壓。
聯邦政府為鼓勵創新,對小企業股票給予QSBS免稅待遇,馬薩諸塞州卻堅決拒絕跟進;
2022年推出“富人稅”,讓高收入創業者額外多繳4%的附加稅;
更離譜的是,對軟件服務征收6.25%的銷售稅,而這種稅收在全美大多數州都是豁免的。
對創業者來說,這傳遞的信號極其負面:當地根本不在乎你是否能創造未來,只想著盡快從你身上切分現有蛋糕。
試想,創業者耗費數年心血把公司做到千萬美元估值,僅因為所在地不同,就要比其他州多繳近百萬稅款,這些本可用于下一輪創業、吸引核心人才的資金,最終變成了官僚的退休金、修補路面的零散預算,誰還愿意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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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態的核心是信任網絡,而非硬件堆砌
很多人誤以為創新生態就是建實驗室、蓋寫字樓、給補貼,但波士頓的案例恰恰證明,真正的創新生態是一套復雜且脆弱的信任網絡——低摩擦的營商環境、彼此信任的合作氛圍、對失敗的寬容度,這些“軟環境”遠比硬件更重要。
舊金山灣區的成功,從來不是因為要素比波士頓更優質,而是因為它構建了讓創新者敢闖、敢試、敢投入的生態。
波士頓的精英資本圈,更是徹底破壞了這份信任。
硅谷黃金時代,投資人與創業者信奉“一起把蛋糕做大”的默契,主流是敢闖敢拼的海盜精神;
但波士頓陷入存量博弈后,資本圈的吃相變得極其丑陋。
投資人會利用信息不對稱敲詐創業者,強迫簽署不合理的附帶協議,通過圈層壟斷圍獵估值,而這些行為背后,是當地大學捐贈基金、校董等利益群體的深度捆綁,形成了封閉的利益共同體。
當創新者在這里不僅要應對市場競爭,還要提防資本和圈層的算計,創新的土壤自然就變質了。
反觀舊金山,開放包容的氛圍讓不同背景的人能自由協作,對失敗的寬容讓創業者敢于放手嘗試,這種生態吸引力,遠非單一要素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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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歷史的警鐘:舊金山正在重蹈覆轍?
波士頓的衰落,不僅是一個城市的悲劇,更是給所有科技中心敲響的警鐘——歷史不會重復,但總會押韻。
如今的舊金山,正在一步步走向波士頓曾經的老路,埋下了創新衰退的隱患。
最典型的就是OpenAI的管理層動蕩,一群不寫代碼的管理者和倫理學家,僅憑“AI太強”就試圖解雇核心創造者Sam Altman,這正是典型的“波士頓時刻”:寄生式管理者開始凌駕于創造者之上,合規、倫理等條條框框,逐漸取代創新成為核心訴求。
除此之外,加州開始對辦公樓空置征稅,與波士頓的監管掠奪邏輯如出一轍;AI泡沫催生的傲慢心態,和當年波士頓迷信“有哈佛MIT就夠了”的自負別無二致;日益高昂的生活成本、持續惡化的治安問題,也在不斷勸退普通創業者和技術人才。
當一個科技中心開始懲罰創造者、獎勵寄生者,當分配利益比創造增量更受重視,當合規成本超過創新成本,衰退的種子就已經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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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核心啟示:創新生態,贏在軟環境,死于短視
波士頓的案例給我們最寶貴的啟示,就是打破了“優質要素=創新成功”的誤區,證明了生態才是創新的核心競爭力。
對任何想要打造科技中心的城市來說,首先要明白,創新不是線性方程,不是堆錢、堆人才、堆硬件就能實現的,而是需要構建一套低摩擦、高信任、寬包容的軟環境。
要警惕存量博弈的陷阱,當行業開始靠金融算計、法律敲詐、監管套利賺錢,而非創造增量價值時,就該警惕衰退的來臨;
要守住對創造者的尊重,讓創新者能獲得應有的回報,讓失敗得到寬容,而不是被監管掠奪、被資本算計;
更要明確科技的價值導向,讓創新真正服務于生產力提升、造福大眾,才能避免被民粹主義怒火吞噬。無
論是美國的舊金山,還是中國的深圳,那些真正能留住創新者的地方,都不是贏在要素堆砌,而是贏在讓創新者能野蠻生長、放心拼搏的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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