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在聯合國爆發激烈交鋒,中方火力全開,如何兩度羞辱日本?為何說日本國恥從天而降呢?
一、中方兩度羞辱日本
紐約聯合國總部見證了一場罕見的外交對決。在防止及懲治危害人類罪會議籌備會議上,中日代表展開了第一輪交鋒。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臨時代辦孫磊發言時,將話題直接引向東京審判的歷史意義:“東京審判是日本侵略罪行的歷史鐵證,是國際刑法發展的法律先河,是匡正日本擴張政策的和平警鐘。”每句話都像重錘敲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僅僅過了不到六小時,在另一場關于安理會改革的會議上,孫磊代表再度發聲。這次他的言辭更加犀利:“日本這種對歷史罪行不知悔改的國家,根本無法承擔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職責,根本沒有資格要求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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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次會議,中方可謂是火力全開,怒揭日本傷疤,尤其是東京審判,一直都被日本右翼視為國恥,但是中方將日本的恥辱拿到聯合國上來講,把日本右翼氣得可謂是火冒三丈。
對日本的歷史觀和戰后責任發起了系統性批判,中國代表在聯合國平臺上這種連續、高強度、多場合的外交行動在外交史上并不多見。為何突然要這么做呢?
日本近年來的行動軌跡令人警惕:將“臺灣有事”荒謬地定義為“存亡危機”,加速推動修憲擴軍進程,試探性突破無核原則,政客頻繁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這些事情都在表明,日本右翼勢力正試圖掙脫二戰后的國際約束。東京審判作為日本侵略罪行的最終法律認定,構成了對這種傾向最有力的法理屏障。中國在聯合國重提這一審判,就是要告訴日本以及全世界:二戰歷史結論不容篡改,戰后秩序不容挑戰,任何試圖挑戰二戰勝利成果的行為都將遭遇堅決回擊。而日本現在的所作所為,根本就沒有任何資格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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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方反擊的影響
1、從法理層面來講,東京審判被提升到國際法基石的崇高地位,與《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共同構成了戰后國際秩序的憲章性文件。
2、從地區安全層面來講,這一行動旨在喚醒亞洲的共同記憶。東京審判不僅關乎中國,也關乎所有曾被日本侵略的亞洲國家。從朝鮮半島到東南亞,共同的歷史創傷應該轉化為共同的安全警惕。
3、從在國際層面來講,將歷史教訓與當代國際議題相結合,彰顯了負責任大國的擔當。在沖突頻發的世界里,防止危害人類罪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
三、高市的頑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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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反擊日本的右翼的野心,不光停留在口頭上,在實際行動中,中方也在打疼日本,中方加強兩用物項對日出口管制,加強對日稀土審批強度,這讓日本立即就陷入了窘境。
從加強兩用物項對日出口管制,到聯合國平臺上的連續出擊,再到外交各層級的明確表態,中國構建了一套完整的應對體系。這種做法的核心邏輯是:只要日方不收回錯誤言論,不改變危險行為,反制措施就會持續升級。盡管面臨強大壓力,高市早苗至今未收回涉臺錯誤言論。這種頑固背后,是美國因素與日本國內右翼勢力的雙重牽制。日本似乎還在等待風聲過去,幻想時間會沖淡一切。
高市早苗近日突然釋放信號,表示對與中方在各層級對話持開放態度。這種看似矛盾的姿態背后,是日本政府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兩難困境。一方面,對華強硬是其國內政治的基本盤。提前大選在即,高市需要維持強硬形象以鞏固右翼支持。另一方面,中國的反制措施已經開始產生實質性影響,尤其是在供應鏈和經濟領域。日本產業對中國供應鏈的高度依賴,使出口管制等措施成為懸在其經濟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這種經濟現實與政治訴求之間的沖突,讓日本政府左右為難。更棘手的是,美國的態度成為不確定因素。完全對華妥協可能招致美國不滿,但持續對抗又可能付出難以承受的經濟代價。高市政府正試圖在這種夾縫中尋找平衡,但歷史問題的沉重包袱讓這種平衡變得極為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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