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忍了三年罵名，換得一場山河同悲的國葬

1940年5月28日的重慶，嘉陵江上霧氣蒙蒙。

一艘名為“民風”號的輪船，逆著渾黃的江水，緩緩駛向儲奇門碼頭。船行得很慢，很沉，像是載不動滿艙的哀傷。兩岸早已站滿了人，黑壓壓一片，卻靜得出奇。只有江水拍打船舷的聲音，一聲，又一聲。

船上是一口靈柩。里面躺著的人，兩個月前還是統(tǒng)兵數(shù)萬、威震鄂北的集團軍總司令。此刻，他靜靜地躺著，身上覆蓋著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旗子有些舊了，邊角甚至有些磨損，但很干凈。

這個人叫張自忠。他是抗戰(zhàn)以來，中國戰(zhàn)死的最高級別將領。也是整個二戰(zhàn)反法西斯同盟中，犧牲在前線的最高軍銜統(tǒng)帥。

碼頭上，蔣介石來了，馮玉祥來了，國民政府幾乎所有的軍政要員都來了。他們穿著整齊的軍裝或中山裝，臂纏黑紗，站得筆直。沒有人說話，所有人的目光都跟著那艘船，一點一點地靠近。

船終于靠岸。當棺木被緩緩抬下船時，人群中突然爆發(fā)出一陣壓抑不住的慟哭。那哭聲先是零星的，隨即連成一片，像決堤的江水，在碼頭上空回蕩。許多士兵哭了，軍官哭了，連那些見慣生死的老兵，也忍不住用粗糙的手掌抹著臉。

馮玉祥走上前，這位身高近一米九的山東漢子，張自忠的老長官，用手撫著棺木，眼淚滾滾而下。他想起很多年前，在廊坊第一次見到那個叫張自忠的年輕人時的情景。那時他才二十五歲，話不多，眼神里卻有一股子倔強和沉穩(wěn)。馮玉祥心里一嘆：彥忱啊，你怎么就走在我前頭了。

靈柩從碼頭經(jīng)市區(qū)運往北碚，沿途的景象，后來很多人記了一輩子。

路兩旁自發(fā)聚集的百姓，里三層外三層。沒有人組織，但隊伍肅穆整齊。看到靈柩經(jīng)過，人們齊刷刷跪下。賣菜的放下扁擔，拉車的停下黃包車，店鋪里的伙計和掌柜走到街邊，學堂里的先生帶著學生立在道旁。白發(fā)蒼蒼的老者，被兒孫攙扶著，顫巍巍作揖；婦人懷里的孩子還不懂事，也被這肅穆的氣氛感染，睜大眼睛安靜地看著。

紙錢像雪片一樣，從路邊樓房的窗口撒下，紛紛揚揚，落在黑色的棺槨上，落在士兵的肩頭，落在重慶五月濕漉漉的石板路上。滿城素縞，舉國同哀。

這悲壯一幕的背后，是一個糾纏了三年的是非曲直，和一場以死明志的終極抉擇。

時間倒回1937年7月底，北平淪陷前夕。第29軍主力奉命南撤，軍長宋哲元找到張自忠，讓他留下來，代理一切職務，與日本人周旋，拖延時間。明眼人都知道，這是跳火坑。留下來，就是“漢奸”的罵名；不留，則大局難顧。

張自忠沉默許久，說了句：“現(xiàn)在誰都可以走，就我不能走。”他留下來了，在淪陷的北平苦撐了八天，安排傷員，疏散眷屬，盡力維持秩序，然后化裝潛逃。而報紙上，“張逆自忠”、“華北特號漢奸”的大字標題，已傳遍全國。

在濟南，他被自己人扣押，押送南京受審。國民政府發(fā)布命令，將他撤職查辦。那是他人生最灰暗的時刻，責詬滿天下。他曾對同僚吐露心聲：“把我張自忠的骨頭軋成碎粉，用化學分析分析，看有一點漢奸氣味沒有？”

他沒有辯解，只是向蔣介石請罪，說：“如果委員長令我回部隊，我一定誓死以報領袖，誓死以報國家。”

他等來了戴罪立功的機會。1938年臨沂，他率59軍晝夜奔襲180里，與日軍王牌板垣師團血戰(zhàn)七晝夜，砍出了臺兒莊大捷的序幕。捷報傳來，撤職處分的命令也隨之撤銷。那一仗，他是在用命洗刷清白。

此后，一戰(zhàn)隨棗，再戰(zhàn)襄東，他成了日軍聞之膽寒的“活關公”，也成了第五戰(zhàn)區(qū)最鋒利的一把尖刀。官越做越大，從軍長到軍團長，再到集團軍總司令、戰(zhàn)區(qū)右翼兵團總司令，麾下十五萬之眾。可他心里那根刺，似乎從未拔出來。

1940年5月，棗宜會戰(zhàn)。日軍三十萬重兵壓境。作為總司令，他本可坐鎮(zhèn)后方指揮，但他留下了給副總司令馮治安的絕筆信，親率兩千余人東渡襄河，直插敵后。

他在信里寫：“因為戰(zhàn)區(qū)全面戰(zhàn)事之關系及本身之責任，均須過河與敵一拼……奔著我們最終之目標（死）往北邁進。無論作好作壞，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

他知道此去兇多吉少。副官后來回憶，將軍每逢惡戰(zhàn)，必先寫遺書，歸來便燒掉。這次，他沒打算燒。

渡河后，他像一把尖刀，在日軍后方左沖右突，攪得敵陣大亂。日軍驚覺有中國高級指揮官深入險地，調(diào)集重兵合圍。5月16日，湖北宜城南瓜店十里長山，子彈像雨點一樣潑來。

身邊士兵越打越少，衛(wèi)隊也被他派去前沿增援。最后時刻，他身邊只剩八人。日軍逼近，他身中數(shù)彈，對部下說：“我力戰(zhàn)而死，自問對國家對民族可告無愧，你們應當努力殺敵，不能辜負我的志向。”遂壯烈殉國，年僅四十九歲。

打掃戰(zhàn)場的日軍，認出了他的身份，竟也肅然列隊，用擔架抬走遺體，清洗干凈，殮入棺中，立木牌：“中國大將張自忠之墓”。

消息傳到重慶，蔣介石下令：不惜代價，搶回忠骸。部隊血戰(zhàn)兩晝夜，硬是從日軍控制區(qū)將靈柩奪回。醫(yī)官擦拭遺體時，數(shù)了數(shù)，重傷七處，最重的一處，炮彈從前胸穿透后背。

如今，這具飽經(jīng)創(chuàng)傷的軀體，就靜靜地躺在這口緩緩行進的棺槨里，回到他誓死保衛(wèi)的國家首都。

靈柩沒有直接下葬，而是“權厝”——暫時淺葬，以待抗戰(zhàn)勝利后，再遷往南京中山陵旁。地址選在北碚的雨臺山。馮玉祥效仿史可法葬在揚州梅花嶺的典故，將雨臺山改名為梅花山，親手在墓周種下梅花。他說，寒忱的氣節(jié)，當如梅花凌霜。

下葬那天，是1940年11月16日。場面比迎靈時更為隆重。蔣介石親自主祭，題寫“勛烈常昭”。國民政府追授陸軍上將。

延安那邊，毛澤東題了“盡忠報國”，周恩來寫了“為國捐軀”。在《追念張藎忱上將》的文章里，周恩來寫道：“每讀張上將于渡河前親致前線將領及馮治安將軍的兩封遺書，深覺其忠義之志，壯烈之氣，直可以為我國抗戰(zhàn)軍人之魂！”

可再高的禮遇，也換不回一個活生生的人了。

我常常想，張自忠在那段被國人誤解的日子里，心里是什么滋味。他后來回部隊，對部下說：“今日回軍，除共同殺敵報國外，是和大家一同尋找死的地方。”這話說得很直白，不像文人那樣拐彎抹角。他是個軍人，說話辦事都有股子干脆勁兒。為什么尋死？因為只有死，才能把蒙在他身上的那些臟水洗干凈。這很悲壯，甚至有些慘烈。

國葬的儀式，其實是在替活著的人完成某種交代。那些隆重的環(huán)節(jié)、肅穆的流程、高規(guī)格的禮遇，都是在告訴所有人：這個人，國家認他，民族認他，歷史認他。他不再是那個需要辯白的“嫌疑者”，而是注定要刻進碑文里的英雄。

很多年后，張自忠的女兒張廉云回憶，父親常說一句話：“要憑良心，憑我的良心，求得良心的安慰。”她后來到重慶讀書，學校離梅花山很近，常去陪父親坐坐。1945年8月，她在去成都的車上，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瞬間淚流滿面，在心里默默地說：“爸爸，日本投降了，咱們勝利了。”

梅花山上的梅花，開了又謝，謝了又開。那口“權厝”的靈柩，終究沒有移往南京，永遠留在了重慶。將軍用生命守護的土地，最終也深情地擁抱了他。

如今我們想起他，不只是想起一位戰(zhàn)死沙場的將軍，更是想起一個人在滔天誤解中的孤獨堅守，在至暗時刻里的良心抉擇，以及最終用生命完成的那場干凈、徹底、轟轟烈烈的自證。

這或許就是為什么，八十多年過去了，每當嘉陵江畔梅花盛開，依然會有人想起1940年那個濕漉漉的五月，和一艘載著忠魂、逆流而上的輪船。

有些告別，山河記得。有些犧牲，時間會把它釀成整個民族共同的血脈與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