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的末日：死前1天住所挨轟炸，入殮時手中被放入一紙條

1944年11月9日清晨，日本名古屋上空被刺耳的防空警報撕裂，躺在陸軍醫院病房里的汪精衛還沒來得及舉手拭汗，就被護士和擔架兵連人帶床抬進了陰暗潮濕的地下避難室。那天的轟炸持續了足足兩個小時，美軍出動的一百五十架B-29像鋼鐵巨獸一樣呼嘯而過，炸彈在醫院周圍開出一串漆黑的深坑。躺在擔架上的汪精衛發出嘶啞的低吼：“快！給我水！”護士回了一句，“先生，水會嗆到您。”一句短短的應答，已足夠顯示他的無力。自稱“為國苦心”的這位前國民黨元老、偽政權首腦，在最后四十八小時里，被炮火和病痛雙重撕扯，命運已貼上“倒計時”的標簽。

追溯到九年前，1935年11月1日的南京中央黨部門口，一陣零星槍聲驟響。那場刺蔣行動雖然以失敗告終，卻改變了汪精衛的一生。三顆子彈擊中他，其中一顆牢牢嵌進脊柱。技術落后的手術只能讓醫生搖頭，子彈被留在體內。此后汪精衛落下頑固疼痛，形影相隨。有人說，正是那顆奪不出的鉛彈，與他心底揮之不去的“接班夢”一起，慢慢腐蝕了他對民族大義最后的敬畏。

1938年12月，他從河內發表“艷電”，公開主張與日和談；1940年3月索性在南京樹起“國民政府”的牌子，自稱行政院長兼軍事委員會主席。此舉讓千萬國人咬牙切齒，也讓他與抗戰陣營徹底決裂。彼時的日本正陷入泥淖，需要一個“華人傀儡”來粉飾太平，而汪精衛需要的，則是一個可以延續政治生命的平臺。雙方一拍即合，看似利益互換，實際卻把他推向了不歸路——“漢奸”的鐵牌，自此烙在額頭。

時間來到1943年秋天，日本本土的戰報連吃敗仗，東條英機的口氣卻越來越硬，勒令汪當局三月內籌糧百萬石、征兵二十萬。汪精衛既無財力又無人心，急得團團轉。十一月初，他奔走于各部門催糧催兵，匆忙間在官邸樓梯失足滾落，一根臺階棱角砸在胸膛，舊創猝然復發。劇痛如火線貫體，他連夜電報東京，哀求派來骨科專家取彈。此時他已五十九歲，體質羸弱，每次轉身都像有人用錘敲刺中的神經。

1943年12月19日，日本“名醫”后藤在南京軍醫院為他實施手術。表面看切口整潔、出血量不大，然而術后不久，汪精衛發現雙腿麻木、排泄失禁。有人暗示是醫護操作粗暴損傷神經，也有人嘀咕后藤把他當“活體教材”。陳璧君驚慌失措，執意請來老家粵東的草藥名醫劉一貼。頭幾貼膏藥尚覺溫熱，第三貼揭開時皮膚竟紫黑一片，鉛毒發作，比槍子兒更毒。

日本人倒也“珍惜”這位傀儡，總怕他中途死掉惹來輿論風暴。1944年5月，他們把汪精衛秘密送往名古屋大學附屬醫院，使用所謂“自然愈合療法”。說穿了，不過是拿他跟另一名骨折軍官一起當實驗對照。大劑量激素和鈣劑堆進去，斷骨卻越來越歪，連頸椎都開始塌陷。為防止氣管受壓，醫生給他套上特制鋼圈，將下頜與肩胛硬生生拉開，活像懸梁。病房走廊里常能聽到他痛苦的呻吟，幾位年輕醫生對視一眼，小聲問：“真要繼續？”領班醫生冷冷丟下一句：“只許活，不能死。”

生的折磨不算完，戰火又叩門。11月9日的轟炸過后，醫院停電，取暖爐熄火，地下室陰冷似冰窖。汪精衛高燒不退，呼吸困難。次日下午四點，他口唇發紫，心跳驟停。手術室外記錄的死亡時間是1944年11月10日16時03分。日本方面象征性降半旗，隨后即著手籌備“國葬”，因為這是維系傀儡政權最后一根稻草。

靈柩啟程回南京前，陳璧君悄悄塞進他發僵的手心一張宣紙。字跡秀麗，僅四字：“魂兮歸來”。她心如死灰，卻仍希冀“亂世終有團圓”。然而，這紙溫柔并未感動命運。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南京淪陷的政治舞臺瞬間倒塌，汪氏政權隨之崩碎。

1946年3月19日清晨，紫金山腳傳來爆炸巨響。國民政府工兵營奉命將梅花嶺上的汪墓徹底鏟平。五噸鋼筋混凝土經不起炸藥的猛烈沖擊，瞬息間化作亂石塵埃。棺蓋炸裂，汪精衛遺體因防腐藥物尚未完全腐壞，被扯得面目猙獰。士兵把碎木與尸體一股腦裝車，拉往清涼山火化，灰燼被拋散于滔滔江風。原址上，工程隊抬來石料，草草砌了座不起眼的小亭，行人駐足也難知昔日風云人物曾長眠于此。

回頭去看，汪精衛的政治抉擇，自有其復雜時代背景：北洋軍閥的混戰、國共并立的恐慌、個人權力夢的誘惑，都給了他一步步滑向深淵的理由。然而，這些理由終究無法抵消他叛國的事實。抗戰期間，他給日本人送去的糧食和勞工，正是那一代中國男兒的血和汗；他口口聲聲說的“以和平救中國”，成了掩飾投敵的口實。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雖然自身也在多方夾縫中搖擺，卻把炸毀汪墓視為洗刷民族恥辱的象征，這一炸，既是政治態度，也是對民意的低頭。

有意思的是，汪精衛自認在政治上可以與孫中山并肩，臨終前還囑咐護士要把自己安放在中山陵左側。然而歷史的丈量標尺向來冷酷，孫中山留名革命史，而汪精衛只能被釘在恥辱柱。倘若當年那枚子彈沒留在體內，他是否會走上另一條路？沒人能給出肯定答案，但可以確定的是：即便沒有脊椎旁那枚彈丸，他也早在思想上“中彈”。這場宿命般的衰亡，更多成分是信念背叛后的報應，而非單純的病痛或炮火。

從名古屋地下室到梅花山殘垣，再到清涼山的一抔灰，短短數月，見證的是一個政客飛蛾撲火式的終章。歷史往往不吝筆墨去記述那些驚心動魄的戰役，卻更愿意在人物的命運裂隙間留下醒世注腳。汪精衛自負才高，少年時寫下“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悲壯詩句；六十年的人生走到盡頭，卻換來了“國賊”二字。短暫的哀榮、精心澆筑的水泥墓冢，在炸藥面前如紙糊。最終，留存世間的，只剩那張“魂兮歸來”的紙條，和千夫所指的唾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