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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從福柯式的“規訓社會”轉向韓炳哲所描述的“功績社會”,個體成為自我驅動又自我剝削的主體。這種過度積極催生了抑郁與倦怠,也瓦解了我們深度專注與沉思的能力。而我們避之不及的“無聊”,曾是創造與精神真正自由的搖籃。
福柯的規訓社會由醫院、瘋人院、監獄、營房和工廠構成,已經不再適用于描述當今的社會。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種社會形態,由健身房、辦公樓、銀行、機場、購物中心和基因實驗室建構的社會。
21世紀的社會不再是一個規訓社會,而是功績社會。其中的成員也不再是“馴化的主體”,而是功績主體。他們成為自身的雇主。那些規訓機構的圍墻,過去用來分隔正常與異常的疆域,現在變成歷史的遺跡。福柯的權力理論無法闡釋從規訓社會轉向功績社會過程中發生的心理和形態上的變化。過去流行的概念“監控社會”也不再適用于這一轉型,因為其中包含了過多的否定意義。
01
功績社會中,人們常自我剝削
規訓社會是一個否定性的社會。各種否定性的禁令在其中占據主導。否定性的情態動詞——“不允許”控制著一切。“應當”中也附著否定性、強制性。功績社會越來越擺脫了否定性。不斷升級的去管制化進程取消了否定性。功績社會使用一種積極的情態動詞——打破界限的“能夠”。集體復合性的肯定句“是的,我們可以辦到!”恰當地表達了功績社會的積極屬性。禁令、戒律和法規失去主導地位,取而代之的是種種項目計劃、自發行動和內在動機。
規訓社會尚由否定主導,它的否定性制造出瘋人和罪犯。與之相反,功績社會則生產抑郁癥患者和厭世者。
從規訓社會向功績社會的范式轉移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延續性。將生產最大化的渴望顯然存在于社會集體無意識之中。當生產達到一定發展階段時,禁令的規訓法則,或者說其否定模式,便達到其極限。為了進一步擴大生產,規訓范式必須由功績范式,或曰“能夠”的肯定性模式來取代。因為當生產水平發展到一定程度時,禁令的否定性起到阻塞的效果,妨礙了繼續發展。肯定性的“能夠”比否定性的“應當”更有效率。因此社會集體無意識由“應當”轉向“能夠”。較之馴化的主體,功績主體更高效、多產。“能夠”并沒有撤銷“應當”。功績主體依然接受規訓。他已經逾越了規訓階段。規訓法則,即“應當”式律令,保障了生產程序,“能夠”則進一步提高生產水平。就提高產量而言,“應當”和“能夠”之間不存在斷裂,反而展示了一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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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蘭·埃亨伯格(Alain Ehrenberg)將抑郁癥視作規訓社會向功績社會轉型期產生的并發癥狀:“當控制行為的規訓模式讓位于另一種規范時,換言之,過去通過權威和禁令分配社會階級和兩性角色,如今每個人必須自發地行動,每個人都有義務去成就他自身,抑郁癥就在這時開始盛行。……抑郁癥患者沒有最大限度地發展自身,他在必須成就自身的努力中筋疲力盡。”阿蘭·埃亨伯格僅從自我管理的視角看待抑郁癥,這是成問題的。他認為,這一社交命令——人僅屬于自身——是導致抑郁癥的原因。
在他看來,當晚期現代的人類無法成就自身時,抑郁癥就是這一失敗的病理學表現。然而,正是人際關系的匱乏導致了抑郁癥,這種匱乏是日益碎片化、分裂化社會的典型癥狀。埃亨伯格沒有注意到抑郁癥的這一面向。他也忽視了功績社會內部的系統性暴力,正是這種暴力導致了精神梗阻。因此,并非“人僅屬于自身”的社交命令,而是成就壓力造成了過勞式抑郁癥。由此可見,倦怠綜合征(Burn-out-Syndrom)不是表達了筋疲力盡的自我,而是表達了疲憊、燃盡的心靈。按照埃亨伯格的觀點,當規訓社會的規定和禁令讓位于主體自主承擔責任和自發行動時,抑郁癥便開始流行。但事實上,并非過多的責任和自主性導致疾病,而是作為晚期現代社會新戒律的效績命令。
阿蘭·埃亨伯格錯誤地把當下的人類等同于尼采的主權獨立的人:“主權獨立的人,不模仿任何人,尼采曾宣告他的降臨,如今此類型的人即將大量出現。沒有在他之上的權威告訴他,他應當成為什么樣的人。因為他宣稱自己只屬于自身。”恰恰相反,按照尼采的觀點,即將大量出現的不是主權獨立的超人,而是只會勞作的“末人”。這種新型的人類,毫無防御地陷入過度的積極性之中,沒有任何獨立自主性可言。抑郁的人是一種勞作動物,他在沒有任何外力壓迫的情況下,完全自愿地剝削自我。他同時是施暴者和受害者。自身嚴格來說是一個免疫學范疇。抑郁癥則徹底脫離了免疫學范式。當功績主體不再能夠(繼續工作)時,抑郁癥就在這一時刻爆發。它首先是一種對工作、“能夠”的倦怠感。只有在一種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社會中,才有抑郁癥病人發出哀嘆:“沒有什么是可能的。”不再能夠的能夠導向一種毀滅性的自我譴責和自我攻擊。功績主體和自身作戰。抑郁癥患者是這場內在戰爭中的傷殘者。一個社會苦于過度的積極性,因此患上了抑郁癥。它所反映的,是那種同自身作戰的人類。
功績主體不受外在的統治機構控制,沒有外力強迫他工作或剝削他。他是自身的主人和統治者。因此他無須屈從于任何人,或者說只屈從于自身。這正是他有別于規訓主體之處。但盡管擺脫了統治機構,卻沒有導向自由。自由和約束幾乎在同一時刻降臨。功績主體投身于一種強制的自由,或者說自由的強制之中,以達到最終目的——效績的最大化。工作和效績的過度化日益嚴重,直到發展成一種自我剝削。這比外在的剝削更有效率,因為它伴隨著一種自由的感覺。剝削者同時是被剝削者。施虐者和受害者之間不分彼此。這種自我指涉性產生了一種悖論式自由,由于其內部固有的強制結構而轉化為暴力。功績社會的精神疾病,便是這種悖論式自由在病理學上的顯現。
02
我們不能容忍無聊,也失去了專注的能力
過度的積極性還可以呈現為過度的刺激、信息和資訊,它從根本上改變了注意力的結構和運作方式。感知因此變得分散、碎片化。此外,日益增長的工作負擔要求一種特殊的時間和注意力的管理技術,這反過來也影響了注意力的結構。作為一種時間和注意力的管理技術——多工作業(Multitasking),并不代表文明的進步。多工作業不是人類新掌握的技能,以便適應現代晚期信息社會的需求。更確切地說,它代表了一種倒退。當動物身處野外捕獵區時,普遍存在多任務處理。這種注意力的管理技術是荒野求生的必備技能。
一只正在進食的動物必須同時處理幾項其他的任務。例如,它必須阻止敵人靠近自己的捕獲物。它必須時刻小心,確保自己在進食的同時不被吃掉。它還要同時守護自己的后代和伴侶。在自然捕獵區,動物們不得不將自己的注意力分散到不同的活動中。因此它不能專心、沉浸于任何活動之中,無論是進食或交配。動物不能專注、沉湎于眼前的對象,因為它必須同時注意背景環境。除了多工作業,還有其他一些活動,例如電腦游戲也會形成一種寬廣但膚淺的注意力,同野生動物的情形相似。最近的社會發展以及注意力的結構轉變促使人類社會越來越類似于自然捕獵區。例如,職場霸凌如今已經泛濫成災。過去人們關心如何擁有美好的生活,其中也包含了如何融洽地共同生活,如今人們則只考慮如何存活下去。
人類在文化領域的成就,包括哲學思想,都歸功于我們擁有深刻、專一的注意力。只有在允許深度注意力的環境中,才能產生文化。這種深度注意力卻日益邊緣化,讓位于另一種注意力——超注意力。
這種渙散的注意力體現為不斷地在多個任務、信息來源和工作程序之間轉換焦點。
由于這種注意力不能容忍一絲無聊,因此它也絕不接受一種深度無聊,而這種深度無聊恰恰對于創造活動具有重要意義。瓦爾特·本雅明把這種深度無聊稱作“夢之飛鳥,孵化經驗之蛋”。如果說,睡眠是身體放松的最高形式,那么深度無聊則是精神放松的終極狀態。一味的忙碌不會產生新事物。它只會重復或加速業已存在的事物。本雅明哀嘆,由休息和時間構筑的夢之鳥的巢穴在現代社會日漸消失。再沒有“編織和結網”的活動。無聊是一塊“溫暖、灰暗的布,里面卻有耀眼奪目、五彩繽紛的內襯”,“當我們在做夢時,我們便包裹在其中”。我們置身于“它內襯上的阿拉伯式花紋上,感到熟悉而愜意”。沒有了放松和休息,我們便失去了“傾聽的能力”,也便不存在“傾聽的群體”。他們同我們這個過度積極的社會是直接對立的。“傾聽的能力”恰恰以沉思的專注力為基礎,而過度積極的主體無法抵達這一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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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個人在行走時感到無聊,又沒有辦法忍受無聊的話,他會焦慮、煩躁地轉來轉去,并且急切地尋找各式各樣的活動。而那些對無聊更有耐心的人,將在忍耐了片刻之后意識到,也許是這種行走的方式令他感到無聊。這促使他去發明新的行走方式。跑步并不是新的行走方式,它只是加快速度的行走。舞蹈或者漂移則是全新的運動方式。只有人類能夠跳舞。也許他在行走時體會到一種深度的無聊,并在無聊的激發下,將行走步伐改為舞步。然而同線型、筆直的走路相比較,動作花哨的舞蹈顯得過于鋪張,完全不符合效績原則的要求。
我們在談論“沉思的生活”時,不應同時試圖召回那個最初產生這則格言的世界。那個世界和一種存在經驗相連,按照這種經驗,美和真理是永恒不變、遙不可及的,沒有人類有權獲得它們。其基調是一種對于事物之本質的驚奇,祛除任何塑造或加工。新時代的、笛卡爾式的懷疑消解了這種驚奇。然而沉思的能力并不必須和永恒不變的存在相連。恰恰相反,只有沉思的專注力才能解讀懸浮不定之物,隱蔽或飄忽即逝之物。只有停留在沉思之中,才能進入悠長、從容的狀態。持久的形式和狀態消除了一切過動癥狀。
保羅·塞尚(Paul Cézanne)是沉思專注方面的大師,他曾表示能夠觀看到事物的芬芳。將氣味轉化為視覺印象,這需要一種深度注意力。在沉思狀態中,人能夠從自身出離,將自己沉浸于事物之中。梅洛——龐蒂把塞尚對風景的深沉關注形容為一種“去物化”或“去內化”過程:“首先,他試圖清晰地勾勒出地表的形態。然后他紋絲不動地固定在一個位置,觀看(風景)一直到眼睛快從腦袋里蹦出來,如同塞尚夫人所言。……他曾說,風景在我體內思考,我是它的意識。”只有深度專注力才能約束“飄忽不定的雙眼”,由此產生一種“聚精會神”,在這種狀態下,“自然那好動的雙手安分地疊放在一起”。如果缺少這種聚精會神,目光將迷亂地四處張望,無法呈現出任何事物。然而藝術是一種“表達行為”。盡管尼采用意志取代了存在,但他也同樣認為,如果把一切悠閑沉思從人類生活中去除,那么人類將終結于一種致命的超積極性之中。
“由于缺少安寧,我們的文明將逐漸終結于一種新的野蠻狀態。行動者,即那些永不安息的人如今大行其道,超越以往任何時代。因此,人們應當對人性做出必要的修正,在其中大量增加悠閑冥想的成分。”
杰克?韋爾奇說:“你可以拒絕學習,但你的競爭對手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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