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個人四次考試落榜,還被當權者親自拒絕,你會怎么選?是咬牙再試,還是換道而行?在北宋,有一個叫柳永的文人,他走出了一條與眾不同的路。與其說他是被現實逼進了青樓,不如說他在命運的夾縫中找到了自己的舞臺。他的名字不僅在文人圈響徹,也在江南煙花巷口流傳百年。
柳永出生于984年的山東費縣,生在書香門第,祖父、父親都做過官,一家人對他寄予厚望。自幼聰慧,六歲背詩,十歲作文,少年時便娶妻成家。父親調任京城后,他身邊的兄弟們一個個科舉有成,唯獨柳永,表面順從,其實心思早已漂向江南。他十八歲時南下蘇杭,說是趕考,實際流連于歌舞升平的江南青樓,沉醉于自由的氣息中。他與一般紈绔子弟不同,不是為了消遣,而是發自內心喜歡那份不受拘束的生活。
二十四歲那年,他回到京城參加科舉,滿載家族期望,但結果一次次讓人失望。第一次落榜后,他沒有回家,而是在汴京的青樓借酒消愁。那首《鶴沖天》表達了他對功名的無所謂,這種態度讓當時的皇帝宋真宗記住了他。后來他屢考屢敗,甚至有一次本有希望金榜題名,宋仁宗卻因他“看輕仕途”將他名字親自劃去,“且去填詞”四字成了他的命運符號。這一幕,像極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高考復讀生,屢戰屢敗,卻始終未能如愿,不同的是,柳永沒有選擇回頭。
家族的失望、親友的冷眼,加上連續十幾年的科舉失敗,讓柳永終于放棄了仕途。他開始專心寫詞,把青樓作為棲身之所。柳永與歌女們建立起特殊的合作關系:她們為他提供生活的保障,他則用才情為她們寫下膾炙人口的歌詞。這種模式,在唐代的白居易身上也有幾分影子,但柳永更進一步,把詞作為謀生手段,和青樓女子結成了利益共同體。類似的文藝與底層生活結合,幾百年后在法國作曲家埃里克·薩蒂的咖啡館生涯中出現過,薩蒂也常靠寫曲為舞女謀生,生活拮據卻極具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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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的詞和別的文人不同,通俗易懂、貼近市井,把平凡人的悲歡離合唱進大眾心里。他筆下的歌女有血有肉,她們的苦樂和尊嚴通過文字得以流傳。靠著這樣的作品,他獲得了歌妓們的敬重和照顧,甚至死后依然如此。1053年,柳永在潤州老友趙香香家中病逝,身無分文。當地歌女集體為他籌款置辦喪事,幾百人披麻戴孝送行,青樓歇業一天,場面震動整座城市。這種場景,類似于現代網絡紅人去世后粉絲自發悼念,感情真摯,卻帶著時代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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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有人對柳永的生活方式嗤之以鼻。在那個以科舉為唯一正途的年代,像蘇軾、歐陽修這樣科場得意、仕途順暢的文人,始終站在主流價值觀的一邊。相比之下,柳永的漂泊和青樓生活,被一部分人視為墮落和無為。但柳永并未因此自卑,他直言“多虧了各位姐妹照應”,坦然接受這段命運安排。有趣的是,反觀晚清文人龔自珍,雖一生仕途坎坷,但始終未曾脫離對官場的執念,最終郁郁而終。這種對比,更襯出柳永的灑脫。
年過半百,柳永終于因為朝廷大赦獲得了一個九品小官,管理鹽務,卻因為性格直爽,頻頻得罪同僚,上司視他為異類,仕途依舊不順。最終他還是回到曾經溫暖過他的青樓舊友身邊,安然終老。柳永的故事在死后還在延續,每年清明,各地歌女自發到他墓前祭拜,形成了“吊柳會”的傳統。曾經接受他詞作的謝玉英,甚至在他死后守靈三日,并留下遺愿要與他合葬。相比之下,許多仕途得意的文人,卻鮮有人能如此被底層群體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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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的一生,像是被不斷推開的門外人,卻在被拒絕的世界之外,悄悄開辟了屬于自己的天地。他的詞一直流傳,青樓女子的淚水和笑聲里,都藏著這個“奉旨填詞”的男人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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