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皇帝“點名勸退”的才子：柳永的科舉夢與青樓人生

如果一個人四次考試落榜，還被當權者親自拒絕，你會怎么選？是咬牙再試，還是換道而行？在北宋，有一個叫柳永的文人，他走出了一條與眾不同的路。與其說他是被現實逼進了青樓，不如說他在命運的夾縫中找到了自己的舞臺。他的名字不僅在文人圈響徹，也在江南煙花巷口流傳百年。

柳永出生于984年的山東費縣，生在書香門第，祖父、父親都做過官，一家人對他寄予厚望。自幼聰慧，六歲背詩，十歲作文，少年時便娶妻成家。父親調任京城后，他身邊的兄弟們一個個科舉有成，唯獨柳永，表面順從，其實心思早已漂向江南。他十八歲時南下蘇杭，說是趕考，實際流連于歌舞升平的江南青樓，沉醉于自由的氣息中。他與一般紈绔子弟不同，不是為了消遣，而是發自內心喜歡那份不受拘束的生活。

二十四歲那年，他回到京城參加科舉，滿載家族期望，但結果一次次讓人失望。第一次落榜后，他沒有回家，而是在汴京的青樓借酒消愁。那首《鶴沖天》表達了他對功名的無所謂，這種態度讓當時的皇帝宋真宗記住了他。后來他屢考屢敗，甚至有一次本有希望金榜題名，宋仁宗卻因他“看輕仕途”將他名字親自劃去，“且去填詞”四字成了他的命運符號。這一幕，像極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高考復讀生，屢戰屢敗，卻始終未能如愿，不同的是，柳永沒有選擇回頭。

家族的失望、親友的冷眼，加上連續十幾年的科舉失敗，讓柳永終于放棄了仕途。他開始專心寫詞，把青樓作為棲身之所。柳永與歌女們建立起特殊的合作關系：她們為他提供生活的保障，他則用才情為她們寫下膾炙人口的歌詞。這種模式，在唐代的白居易身上也有幾分影子，但柳永更進一步，把詞作為謀生手段，和青樓女子結成了利益共同體。類似的文藝與底層生活結合，幾百年后在法國作曲家埃里克·薩蒂的咖啡館生涯中出現過，薩蒂也常靠寫曲為舞女謀生，生活拮據卻極具創造力。

柳永的詞和別的文人不同，通俗易懂、貼近市井，把平凡人的悲歡離合唱進大眾心里。他筆下的歌女有血有肉，她們的苦樂和尊嚴通過文字得以流傳。靠著這樣的作品，他獲得了歌妓們的敬重和照顧，甚至死后依然如此。1053年，柳永在潤州老友趙香香家中病逝，身無分文。當地歌女集體為他籌款置辦喪事，幾百人披麻戴孝送行，青樓歇業一天，場面震動整座城市。這種場景，類似于現代網絡紅人去世后粉絲自發悼念，感情真摯，卻帶著時代烙印。

當然，也有人對柳永的生活方式嗤之以鼻。在那個以科舉為唯一正途的年代，像蘇軾、歐陽修這樣科場得意、仕途順暢的文人，始終站在主流價值觀的一邊。相比之下，柳永的漂泊和青樓生活，被一部分人視為墮落和無為。但柳永并未因此自卑，他直言“多虧了各位姐妹照應”，坦然接受這段命運安排。有趣的是，反觀晚清文人龔自珍，雖一生仕途坎坷，但始終未曾脫離對官場的執念，最終郁郁而終。這種對比，更襯出柳永的灑脫。

年過半百，柳永終于因為朝廷大赦獲得了一個九品小官，管理鹽務，卻因為性格直爽，頻頻得罪同僚，上司視他為異類，仕途依舊不順。最終他還是回到曾經溫暖過他的青樓舊友身邊，安然終老。柳永的故事在死后還在延續，每年清明，各地歌女自發到他墓前祭拜，形成了“吊柳會”的傳統。曾經接受他詞作的謝玉英，甚至在他死后守靈三日，并留下遺愿要與他合葬。相比之下，許多仕途得意的文人，卻鮮有人能如此被底層群體銘記。

柳永的一生，像是被不斷推開的門外人，卻在被拒絕的世界之外，悄悄開辟了屬于自己的天地。他的詞一直流傳，青樓女子的淚水和笑聲里，都藏著這個“奉旨填詞”的男人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