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古代的科舉只考四書五經，不考數(shù)理化這些理科技術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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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裝劇都有一些奇怪的現(xiàn)象，有些科舉出身的官員，滿肚子都是之乎者也，連數(shù)理化都不懂，那他們是怎么修長城、建運河、算賦稅的？

按理說這些都離不開數(shù)理知識，可科舉都不考，朝廷就不怕選出來的都是紙上談兵的書呆子嗎？

其實，科舉不考數(shù)理化，不是古人傻，要搞懂這個問題，得先明白科舉的初衷，從隋代創(chuàng)立科舉到清末廢除，這套制度的核心目標只有一個：

選拔認同朝廷價值觀、能統(tǒng)籌全局的政務管理者。

古代中國是大一統(tǒng)帝國，最需要的不是某個領域的技術天才，而是能協(xié)調各方、穩(wěn)定地方的官員。

四書五經講的是仁義禮智信的價值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邏輯，是如何處理君臣、父子、官民關系的行為準則，考這些內容本質上是一場意識形態(tài)篩選——

朝廷要確認你和我們的治國理念是一致的，就像現(xiàn)在企業(yè)招高管，更看重你的戰(zhàn)略思維和價值觀匹配度，而不是你會不會修打印機。

可能有人會問那技術活誰來干，古代官僚體系里，官和吏、政務和技術是嚴格分開的——官負責定方向、做決策，技術活自有專門的人來負責。

科舉不考數(shù)理化，不代表朝廷不重視理科人才，只是這些人才的選拔走的是另一條路，和科舉主通道并行。

早在唐代，科舉體系里就有專門的理科——明算科，這門考試不考四書五經，專考數(shù)學，內容包括算經，要求考生能解決田畝丈量、糧食換算、工程計算等實際問題。

考上明算科的人，雖然不能像進士那樣進入翰林院當清貴官，但能直接進入司農寺、將作監(jiān)等技術部門任職，負責財政核算、工程設計等工作。

到了宋代，理科人才的待遇更好，朝廷設立了書算學，相當于專門的理科院校，學生畢業(yè)后能直接參與天文歷法、水利工程等項目。

元代甚至設立了匠籍制度，將全國頂尖工匠納入官方管理，給予編制和俸祿，讓他們專門負責宮殿、水利、軍器等技術工程。

除了這類專門的理科科考之外，唐代還設有一套面向技術型公職人員的選拔體系——流外銓，它專為選拔基層吏員而生，考試內容全是貼合崗位需求的實用技能。

巔峰時期通過流外銓入仕的吏員規(guī)模高達三十萬人，而同期科舉出身的官員總數(shù)不過一萬余人，這群手握實操技能的吏員才是支撐大唐基層技術事務高效運轉的核心任務。

更重要的是，技術人才也有晉升通道，比如唐代的吏員只要年度考核優(yōu)秀，干到一定級別就能入流，轉為正式官員。

明代的欽天監(jiān)官員，很多都是從民間天文愛好者中選拔，只要技術過硬，就能獲得朝廷任命，簡單說，古代的理科生，不靠科舉也能端上鐵飯碗，甚至做到高官。

每個縣的縣衙里都設有六個職能部門，分別管理不同的技術活，這些吏員大多是通過流外銓選拔的技術骨干，一輩子鉆研具體業(yè)務，比科舉出身的官員更專業(yè)。

明清時期吏制逐漸僵化，吏員的晉升通道變窄，很多人一輩子只能做基層技術工作，導致部分吏員濫用職權、欺壓百姓，但這是執(zhí)行層面的問題。

古代中國之所以把四書五經作為科舉核心內容，還有一個關鍵原因：治理龐大的帝國，軟實力比硬技術更重要。

四書五經里的儒家思想強調仁政、民本，這些理念是維系社會穩(wěn)定的核心，

一個官員哪怕不懂數(shù)學，但只要認同民為邦本，就不會肆意搜刮百姓，哪怕不懂工程，但只要能協(xié)調各方，就能讓專業(yè)的人干專業(yè)的事。

相反，如果科舉只考數(shù)理化，選拔出來的可能是優(yōu)秀的工程師，但未必是合格的管理者，比如商鞅是頂尖的改革家，但他的改革過于嚴苛。

隋煬帝時期修建大運河，技術上堪稱奇跡，但因為不顧百姓承受能力，最終引發(fā)天下大亂，這些例子都說明，技術能力再強，沒有正確的治國理念支撐，反而可能給國家?guī)頌碾y。

而且，古代的技術傳承有其特殊性，很多技術都是靠師徒制、家族傳承延續(xù)的，這些技術往往是獨門絕技，無法通過標準化的考試來選拔。

科舉作為全國統(tǒng)一的選拔制度，只能考所有人都能學習的通用知識。

說到底，古代科舉不考數(shù)理化，不是古人忽視技術，而是建立了一套分工明確的人才體系，這套體系在古代相當有效。

我們不能用現(xiàn)在的高考思維去要求古代科舉，畢竟在那個時代，能選拔出認同朝廷理念、能穩(wěn)定治理地方的官員，比選拔出幾個技術天才更重要。

參考資料：

1. 《新唐書·選舉志》（中華書局，1975年版）

2. 《宋史·職官志》（中華書局，1977年版）

3. 《明代科舉制度研究》（郭培貴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