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多爾袞還有什么用？通過鞭尸他，順治帝達成了關內漢人的和解

清順治7年（公元1650年）冬，多爾袞在狩獵途中墜馬，并于數日后病逝于喀喇城，時年39歲。

多爾袞是清帝國實際的最高統治者，是清軍入關行動的主要操刀人，他的突然離世引發海內震動，一時之間各方勢力暗流涌動。

多爾袞死后，年僅14歲的小皇帝福臨以一系列讓人感到眼花繚亂的操作對多爾袞系勢力進行了清洗。

他先是盛贊多爾袞的功績，甚至追封多爾袞為“義皇帝”，讓多爾袞享受極致的哀榮。

福臨的這一系列操作，成功起成了穩住并迷惑多爾袞舊臣的作用，讓他們誤以為多爾袞系與皇帝福臨之間可以繼續合作，于是多爾袞舊臣們交出了欲接替多爾袞權力的阿濟格，并表示服從皇帝。

福臨手起刀落迅速拿下阿濟格，將其永久圈禁并最終處死。

干掉了最有可能接過多爾袞權柄的阿濟格后，福臨圖窮匕見，還做著可以與皇帝和解美夢的多爾袞老臣們或被貶為庶民，或被直接干掉，多爾袞勢力被徹底打倒。

但這還不算完，小皇帝福臨不但要殺人，還要誅心，在完成了對多爾袞派系的清洗后，福臨開始網羅多爾袞諸多罪狀，并以反賊的罪名將封賞給他的所有榮譽全部收回，甚至毀其墳墓以示侮辱。

小皇帝福臨通過對多爾袞系毫不手軟的清洗，成功拿回了自己的權力，但事實上，福臨清洗多爾袞還帶來了另一個效果：在某種程度上與關內漢人達成和解。

功臣？屠夫？

就連十分仇視多爾袞的順治帝，也不得不承認多爾袞在清兵入關這一重大事件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多爾袞的政治能力是毋庸置疑的，清兵入關前，他巧妙地以恩威并施的方式將吳三桂的關寧鐵騎收入囊中。

進入北京城后，多爾袞以一系列高超的政治手段，成功騙過了前明的大小官員，讓他們產生了一種清廷和滿人很“守規矩”的假象，多爾袞進入北京后，曾對原明朝官員說：昔日雖是敵人，但日后親如一家，凜然一副從李自成農民軍將這些前明朝官員解救出來的拯救者形象。

更為夸張的是，多爾袞的一系列操作不止騙過了被清軍占領地區的前明朝官吏，甚至南京的南明弘光政權也一頓被騙的團團轉。

在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軍和滿清政權并存的背景下，南明弘光政權給出的既定國策是：聯合滿清，抗擊農民軍。

顯然，在南明群臣眼里，相比于農民軍，滿清要好上一些。

在阿濟格部向西攻打李自成時，連后來抗清而死的史可法都認為：聯合滿清打擊農民軍的戰略是可行的。

但深諳權力之道的多爾袞在利用完漢人官員幫助滿清政權穩定統治后，立刻就要收回權力，并且要以實際行動讓漢人們官員和士大夫明白誰才是這個天下的主人。

五大弊政

剃發令、易服令、圈地令、投充法、逃人法被稱為清初五大弊政，這些法令在關外時就已存在，隨著清軍入關，這些政令也被帶入關內，在清軍立足未穩時，這些政令的執行并不算嚴格，但當清軍南下占領南京，消滅南明弘光政權后，多爾袞再次將這五大弊政提上日程。

剃發易服令：即清廷規定，關內漢人男子，改變原有束發的發型和漢族傳統交領、右衽、無扣的服飾特點，改為滿洲男子“金錢鼠尾”發型和立領、對襟、盤扣的服飾形式，有不從者，一律斬首。

圈地令：清軍入關后，下令將前明朝皇莊土地、前明朝王爺土地以及無主之地分發給八旗貴族和旗丁，但是無主之地與有主之地往往相互交錯，難以完全分清，于是滿清政府規定，以跑馬圈地的方式確定土地歸屬，被圈占土地歸八旗人員所有，雖然在名義上是八旗人士與百姓置換土地，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八旗兵丁用一些不毛之地強行置換百姓手中良田的情況時有發生。

投充法：被八旗子弟強行換走土地的百姓失去了謀生手段，別急，清廷已經為他們想好了“出路”，清廷以一種“恩典”的方式，允許沒有土地的百姓投充到八旗子弟的農莊里，成為莊丁，莊丁在當時處于一種類似與農奴的狀態，莊主除了不能隨意殺死這些人之外，幾乎掌握著這些莊丁的命運。

逃人法：清軍入關前，其社會制度是一種人身依附的半奴隸制度，清軍每次入關劫掠，除搶劫財物外，還掠奪大量人口，這些被掠奪而來的人口的地位幾乎等同于八旗子弟的私人財產，可以進行買賣，既然這些人等同于財產，那么他們如果逃跑，便等同于八旗子弟財產損失，為了防止這一情況發生，滿洲法律對于逃人有一套嚴厲的懲處措施，逃跑者常常要被打100鞭送回原主，窩藏者則直接被斬首，其周圍鄰居也要被判處流放之刑，這套法令在清軍入關后繼續實施，該法令與圈地令和投充法相結合，幾乎斬斷了普通百姓除為八旗子弟當莊丁之外的所有出路。

豪賭

上述五大弊政中的大部分，滿清政權在關外就已經開始實施，由于關外的后金（滿洲）政權很大程度上還是一個奴隸制社會，所以給了這些與奴隸制社會相匹配的制度以生存的土壤。

但如果要把這些制度在早就處于封建社會的關內實施，則勢必引發劇烈反彈。

但占領南京后，多爾袞認為天下大局已定，滿清作為一個遠離中原核心文化圈的關外政權，始終被冠以“韃子”、“蠻夷”的稱號，所以要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統治，軍事占領只是第一步，接下來要在文化上建立統治，這一步至關重要，成，則滿清政權徹底站穩腳跟，敗，則天下大亂，但由于成功的回報如此之高，多爾袞決定進行一次豪賭。

以剃發易服令讓關內漢人徹底臣服，圈地令、投充法、逃人法相互結合，維護八旗貴族的利益，多爾袞所作所為目的明確，要將滿洲八旗的軍事優勢轉化為文化上的優勢。

這五大弊政的鋪開，不出所料地引起了巨大反彈，為了反對剃發令，已經總體臣服的江南地區發生大規模起義，而在更早時候就已經被占領的北方百姓，則因生存受到了圈地令、投充法、逃人法的威脅而不斷爆發農民起義，滿清政權在全國范圍內的統治基礎受到動搖。

盡管如此，多爾袞的豪賭仍舊成功了，由剃發易服令、圈地令、逃人法、投充法引發的反清浪潮雖然聲勢浩大，但是由于缺乏一個統一領導，最終被已經建立了中央集權制度的滿清逐個擊破。

剃發易服令后的江南震動被平息后，李成棟、劉澤清、姜襄等前明將領先后反正，又給清廷造成了一次不小的危機，雖然這些危機也因為相同的原因被清廷鎮壓下去，但五大弊政的不得人心已經可見一斑，五大弊政的積極推動者多爾袞，和積極執行五大弊政的阿濟格、多鐸都成為了關內漢人痛恨的對象。

關內漢人憤怒的情緒雖然暫時在刀槍的壓力下被壓制住，但是一旦有一股力量將這種仇恨點燃并加以正確的領導，滿清政權仍有被趕出關外的危險，而這股力量正在西南方向醞釀。

西南火起

多爾袞死于1650年最后一天，此時被認為對滿清威脅最大的南明弘光政權早已被消滅，因剃發易服令而發生的幾次反清高峰也在清軍強力鎮壓下被撲滅，之后李成棟、劉澤清、姜襄等前明軍將領反正帶來的政局動蕩也被鎮壓，表面上看，滿清政權已經渡過了最危險的時刻，但就在這一時期，那個已經被認為掀不起什么風浪的南明永歷政權卻突然戰斗力暴漲，而這個“煥然一新”的南明永歷政權即將對滿清統治發起最強力的挑戰。

表面上看，南明永歷政權遠不及之前被滿清輕松消滅的南明弘光政權強大，弘光政權有江北四鎮作為屏障，有左良玉這樣手握重兵的將領，還有一套完整的文官系統，而永歷政權，只是一群大西軍殘部與永歷帝臨時組合。

但事實上，成分更加簡單的永歷政權卻反而更容易克服南明政權內斗的傳統，弘光政權雖然表面上擁有相當的實力，但是由于內部派系太多，這些勢力相互掣肘，力量被相互抵消，最終造成了清軍一到，弘光政權一觸即潰的局面。

而永歷政權的勢力相對簡單，原大西軍宣布擁立永歷帝后，成為永歷政權的絕對主力，沒有其他勢力能夠威脅原大西軍的地位，反而導致合流后的永歷政權在行動時沒有那么多掣肘。

大西軍與永歷政權合流后，目標相對一致，且分工相對明確，孫可望負責守住云南大本營，李定國負責向廣西、貴州、湖南一帶出擊，劉文秀負責向四川一帶出擊。

幾路大軍各行其是，反而少了掣肘，均取得了一定戰果，其中李定國在湖南先后干掉了定南王孔有德和敬謹親王尼堪，“兩厥名王”天下震動，福臨皇帝甚至萌生出退出關外的想法。

小皇帝福臨在干掉了多爾袞一系后，又要面對來自西南的巨大威脅。

又打又拉

事實上，在干掉多爾袞一系后，福臨就意識到了要在關內建立統治，就不能不與漢人和解，除對多爾袞的“鞭尸”行為外，福臨還親自主持拜孔子，講孝道，以示自己對漢文化的認可。

而后，福臨又開始遏制圈地，減輕逃人法的懲戒力度，這一切都在表示其有意成為一名來自關外但總體上認可漢文化的皇帝。

除此之外，福臨也開始重用漢族官員，就連下定決心與清廷血戰到底的鄭成功，福臨都曾嘗試拉攏，他將軟禁鄭芝龍的責任全部推到多爾袞身上，并表示鄭成功選擇對抗清廷，是多爾袞有錯在先，只要鄭成功剃發來降，仍會得到重用，即便鄭成功嚴詞拒絕福臨的勸降，福臨也只是表示現在不來降以后恐怕要后悔。

以上種種，是福臨向關內漢人釋放的善意，表示只要接受他這個滿人皇帝的統治，滿人和漢人可以和平共處。

但是請注意，福臨在釋放善意的同時，并未真正取消五大弊政中的任何一個。

不剃發者仍要軍法處置（即斬首），對逃人法的處置甚至在1652年變得前所未有的嚴格。

福臨此舉也好理解，李定國北伐后，滿清在軍事上受到明顯頓挫，為了對抗李定國，福臨最應該仰仗的力量還是滿洲八旗，而圈地令、投充法、逃人法實際上損害關內漢人利益去滿足滿洲八旗利益的做法，當福臨在軍事上十分需要滿洲八旗來對付來勢洶洶的李定國時，滿足滿洲八旗的利益變得更加迫切，相比之下，關內漢人的利益則可以被適當舍棄。

另外，需要明白的是，福臨釋放的善意，是在對方徹底臣服下的善意，是在關內漢人愿意剃發易服下進行的。

福臨在滿洲軍事貴族和關內漢人間進行一種制衡，需要哪邊就向哪邊制衡，此時的福臨已經將中原王朝統治者的縱橫捭闔之術玩得爐火純青，滿清政權也迅速完成從游牧部落向大一統中央集權帝國轉變。

福臨以其在滿人與漢人之間的縱橫捭闔，即發揮了八旗軍事集團的軍事優勢，又有關內大片農耕區提供的物資保障，靠著這兩點，清廷成功抗住了李定國、鄭成功等人的進攻，如不出重大變故，天下歸清已經不可逆轉。

內斗

當然，除了順治帝在面對南明的反擊時處置得當外，南明自身難以解決的內斗問題也注定了其不可能成功。

矛盾的第一重來自永歷政權主力：原大西軍內部，張獻忠的四大部將中，威望最高的本是孫可望，原大西軍與永歷政權合流后，也由最有威望的孫可望留守大本營，而讓威望稍遜的李定國、劉文秀等人向外用兵收復失地。

但由于李定國軍事能力突出，戰績過于耀眼，李定國與孫可望誰才是永歷政權的實際的最高權威，這個問題便衍生了出來。

也正是因為如此，才會出現日后孫可望處處給李定國使絆子，讓李定國對清軍所取得的戰果盡數丟失，隨著二人分歧越來越大，日后李定國、孫可望火并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矛盾的第二重則來自擁立永歷帝的李定國等人與先前擁立南明其他皇帝的反清武裝之間的矛盾，李定國北伐時，曾積極聯絡鄭成功，希望他的水軍在東南沿海登陸對清軍形成兩面夾擊之勢，但在李定國兵鋒正盛時，鄭成功卻回應寥寥，反而是李定國北伐陷入頹勢后，鄭成功才用上全力對滿清用兵。

鄭成功如此選擇的原因無他：他是隆武帝的人，雖然李定國北伐時，鄭成功也表示奉永歷正朔，但相比于李定國，鄭成功在永歷政權中的地位要明顯低上一等，如果鄭成功全力配合，即便擊敗清軍，最后分走最多利益的也一定是支持永歷帝的前大西將領。

如此多的矛盾注定了南明永歷政權的反擊雖然來勢兇猛，但卻只能是曇花一現，而對于已經建立起了中央集權體制的滿清政權來說，只要南明永歷政權的攻勢受到頓挫，清廷就能組織起源源不斷的反擊，任李定國軍事實力再強，也不可能幫助矛盾重重的南明去戰勝已經實現中央集權的滿清。

重啟

1653年，順治采納范文程的建議，開始大量屯田，恢復生產，1657年，又積極組織墾荒。

大量流民開始獲得土地，成為能夠為朝廷朝廷提供稅收、并接受朝廷征召的“丁”，中國古代封建王朝以土地為紐帶，土地兼并到極致后就是王朝崩潰，而新王朝的建立都伴隨著土地的重新劃分，某種程度上講，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大量屯田的順治皇帝已經將這個帝國重啟。

經過土地重新劃分的帝國將會擁有旺盛的生命力，獲得土地的農民能夠給帝國提供源源不斷的兵源和稅收，整個帝國的資源能夠被這個新生帝國充分調配，盡管南明永歷政權也在其控制區做著相似的事情，但是手中握有大半個中國的滿清政權，其控制的資源絕非僅僅割據于西南數省的南明永歷政權可比。

從這個角度上看，從順治皇帝決定重新劃分土地的那一刻起，天下歸請便已經注定，除非李定國真能神勇到短時間內將長江以南的清軍全部消滅并盡占整個南中國，否則，即便李定國與孫可望不發生內訌，即便李定國與鄭成功能夠精誠團結，天下歸清的結局也已經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