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更改重復地名及其現實意義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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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地名重復是中國歷史上的常見現象，歷代曾進行過六次大規模更改。以西晉太康元年、隋開皇十八年、唐天寶元年及民國三年的更名規模最為宏大，使歷史上長期存在的縣級及其以上重名問題得到較為徹底的解決。更改重復地名的原則與標準，經歷了一個由加方位及對稱字來修飾，至完全更改用字相同的重復地名，再至取消文相類及聲相近的地名的演進過程。當今地名存在類似問題，建議在適當的時候更改因字同、形似、音近而容易引起混淆的50多組地名。

關鍵詞：中國 地名 地名標準化

引言

重復地名，或稱異地同名，是歷史上一種常見現象。它具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指地名用字完全相同，例如五代周始置之通州（今江蘇南通）與金代始置之通州（今北京通州）；二是指地名讀音相同，例如民國年間陜西省境內的同官、潼關二縣，讀音均為tóng guān。歷代更改重復地名的對象，主要是針對政區地名中的縣級地名而言，其中以更改縣名用字完全重復為重點，與更改地名相同讀音、相近字形相輔相成。

歷史上的地名重名，曾給社會日常生活帶來了諸多不便。例如北宋景祐三年（1036年），發往濰州（今山東濰坊市）的斷獄文書，因濰、維二字音同形近，被誤投到維州（今四川理縣東北）。又如上述兩個通州，在元、明、清六百多年的歷史上長期并存，明弘治元年（1488年）一位漂泊來華的朝鮮人問道：“我所經處，浙江有通州，北京亦有通州，徐州府有清河縣，廣平府亦有清河縣，一海內州縣有同名者，何耶？”當時的中國官員答道：“名雖偶同，所管布政司有異，實無害也”。若說省際之間地名重名無妨，那么省內地名重名就不會“無害”了，如明江西布政司境內便有兩個永豐縣，每年科舉考試，只得“分吉（安）永豐、廣（信）永豐以別之”。據統計，西漢時有54組同名縣，東漢有11組同名縣，唐代有66組同名縣，宋代有30組同名縣，元代有25組同名縣，明代有38組同名縣，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時有60組同名縣，民國初年則有同名縣100組以上。這么多的重復地名，不知在當時造成多少麻煩！

地名的重名，早已使古人覺得“古今混淆，尤為難辨”。所以，處理重復地名的最佳辦法是將其改名。至于怎么改、改得怎么樣，各個朝代情況不盡相同，下面將作詳細分析。

先秦、秦漢時期

清朝“開國儒宗”顧炎武嘗云：“漢時，縣有同名者，大抵加‘東’、‘西’、‘南’、‘北’、‘上’、‘下’字以為別”。王鳴盛則說：“郡國縣邑名同者，則加‘東’、‘西’、‘南’、‘北’、‘上’、‘下’或‘新’字以別之”，比顧氏多總結出一“新”字。這是兩位樸學大家考證漢代地名總結出來的規律之一，得到了錢大昕、吳卓信、楊守敬等人的一致贊同。這條規律本身并沒錯，但他們都誤以為這種做法始于漢代。其實，加方位字、對稱字以區別重復地名的做法，漢代之前就已經產生了，例如：

東垣 戰國趙之東垣邑，秦置東垣縣，故地在今河北正定縣。《史記·趙世家》武靈王二十一年（前305年）“攻中山、取東垣”，《蘇秦傳》“軍于東垣”，《陳稀傳》：“上自擊東垣，降之，更命東垣為真定”，均此。《元和郡縣志》（以下簡稱《元和志》）卷17：“以河東有垣縣，故此加‘東’”。

東武城 原為戰國趙邑，《史記·平原君傳》：“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于東武城”。故地在今山東武城縣西北。《元和志》卷16東武城縣：“蓋以定襄有武城，同屬趙，故此加‘東’字以辨之”。定襄武城故地在今內蒙古清水河縣北。

南武城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索隱》：“按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正義》：“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也”。此地入秦為瑯邪郡之南城，西漢時為東海郡之南成縣，故地在今山東費縣西南。

北屈 本春秋晉屈邑，見《左傳》莊公二十八年，秦置北屈縣。《漢書·地理志》（以下簡稱《漢志》）河東郡有北屈，應劭注：“有南，故稱北”。臣瓚注：“汲郡古文‘翟章救鄭，次于南屈’”。顏師古注：“即晉公子夷吾所居”。北屈故地在今山西吉縣北。

上蔡 《水經·汝水注》引成書于戰國末年的《世本》：“上蔡也，九江有下蔡，故稱‘上’”。故地在今河南上蔡縣西南。

新蔡 《漢志》汝南郡新蔡縣：“蔡平侯自蔡徙此”。即今河南新蔡縣。

外黃 《史記·蘇秦列傳》：“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魏世家》：惠王三十年（前341年）“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裴骃《集解》：“劉向《別錄》曰：‘徐子，外黃人也，外黃時屬宋’”。宋國，公元前286年滅于齊。張晏注《項羽本紀》則云：“魏郡有內黃縣，故加‘外’也”。外黃故地在今河南民權縣西北內黃集。

內黃 《漢志》魏郡有內黃，應劭注：“陳留有外黃，故加‘內’云”。《元和志》卷16內黃縣：“河以北為內、南為外，故此有內黃，陳留有外黃”。內黃故地在今河南內黃縣西。

可見在秦朝及秦朝以前，人們已用方位字來區分和避免重復地名了。并且，顧炎武、王鳴盛均沒提及用“外”、“內”二字來區分相同地名，這是應該補充的。

不過，大規模地使用方位字或對稱字來區分重復地名應是西漢時期完成的，因為春秋戰國以來各諸侯國內的相同地名，到秦漢時大部分因襲了下來，一旦共存于統一的國家之中，便會帶來一定程度的混亂，所以秦朝曾經在這方面做過統籌工作；然則秦祚短促，此任務便下延至社會較為穩定的西漢時期來完成了。由于《史記》、《漢書》沒有為秦朝專設地理志，所以許多地名是秦還是西漢所改已無從區分，但從《漢志》記載來看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至遲到西漢前期，政府已經進行了大量的地名整理工作。

例如，戰國時見于文獻共有四個安陽，趙有兩個，秦、宋各一個，在《漢志》中趙國的兩個安陽已被一冠以東（東安陽故地在今河北陽原縣東南）、一冠以西（西安陽故地在今內蒙古烏拉特前旗東），秦國的安陽仍稱安陽（故地在今河南安陽市西南），宋國的安陽此后就聲名不顯了（故地在今山東曹縣東側）。又如，戰國齊、趙各有一安平，《漢志》中齊國的安平已稱東安平（故地在今山東淄博市東），而于遼西郡新置的安平縣則取名為新安平（治今河北唐山市），原趙國安平則不變（即今河北安平縣）。再如，戰國時韓、魯二國各有一平陽，《漢志》中原魯國平陽已為南平陽（故地在今山東鄒城市），原韓國平陽則成了河東郡所轄一縣（平陽縣治所在今山西臨汾市西南）。像這樣在《漢志》中被冠以修飾字而達到消除重復目的的地名還有：

東平陸 此地原為戰國齊之平陸邑，故地在今山東汶上縣北。《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康公十五年（前390年），“魯敗齊平陸”，即此。《漢志》中始見加“東”字，屬東平國。《漢志》另有平陸縣，屬西河郡，故地在今陜北、晉西一帶，確址無考。

東平舒 《漢志》勃海郡有東平舒，顏師古注：“代郡有平舒，故此加‘東’”。平舒縣治今山西廣靈縣西，東平舒治今河北大城縣。

東武陽 《漢志》東郡有東武陽，應劭注：“武水之陽也”。既以武水之陽得名，則原無“東”字，系日后所加甚明。東武陽治今山東莘縣南。《漢志》另有犍為郡武陽縣，治所在今四川彭山縣東。

南武陽 《漢志》泰山郡有南武陽，故治在今山東平邑縣。

西鄂此地原為春秋時楚國鄂邑，故地在今河南南陽市北。《史記·楚世家》：熊渠“乃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即此。《漢志》中始見加“西”字，屬南陽郡，應劭注：“江夏有鄂，故加‘西’云”。江夏郡之鄂縣治今湖北鄂城市。

北皮、南皮 《漢志》勃海郡有南皮，顏師古注引闞骃云：“章武有北皮亭，故此云‘南’”。南皮故城在今河北南皮縣東北。《水經·淇水注》：“《地理風俗記》曰：南皮城北五十里有北皮城”。

上邽、下邽 《漢志》京兆郡有下邽、隴西郡有上邽，應劭注：“秦武公伐邽戎，置有上邽，故加‘下’”。上邽治今甘肅天水市，下邽故地在今陜西渭南市東北。

上曲陽、下曲陽 上曲陽原系戰國趙之曲陽邑，故地在今河北曲陽縣西，《史記·趙世家》：武靈王二十一年（前305年）與胡、代“合軍曲陽”，即此。《漢志》中始見加“上”字，屬常山郡。《漢志》另有下曲陽，屬巨鹿郡，治所在今河北晉州市西，顏師古注：“常山有上曲陽，故此云‘下’”。

下邳 《漢志》東海郡有下邳，臣瓚注“有上邳，故曰下邳也”。上邳故地無考，下邳治所在今江蘇睢寧縣北古邳鎮。

下博 《漢志》信都國有下博，《水經·濁漳水注》：“應劭曰：太山有博，故此加‘下’”。博縣治今山東泰安市東南，下博治所在今河北深州市東南下博鎮。

下雉 《漢志》江夏郡有下雉，故治在今湖北陽新縣東。《漢志》另有雉縣，屬南陽郡，故治在今河南南召縣東南。

新郪此地原為戰國魏之郪丘，故地在今安徽太和縣北。《史記·魏世家》：安釐王十一年（前266年）“秦拔我郪丘”，即此。《漢志》中始見加“新”字，屬汝南郡，應劭注：“秦伐魏，取郪丘，漢興為新郪”。《漢志》另有郪縣，屬廣漢郡，治所在今四川三臺縣西南郪江鎮。

另外，還有一些縣名系西漢新置而冠以修飾字的，如高祖七年（前200年）所置京兆尹之新豐（《漢志》另有一豐縣，屬沛郡）、武帝時所置牂柯郡之西隨（《漢志》另有一隨縣，屬南陽郡）、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所置潁川郡之新汲（《漢志》另有一汲縣，屬河南郡）、西漢末年所置涿郡之南深澤（《漢志》另有一深澤縣，屬中山國）、西漢置但具體時間不明的涿郡之北新成（《漢志》另有一新成縣，屬河南郡）等。不過，也有后來居上的，如昭帝時于右扶風新置平陵縣后，原濟南郡平陵縣反而只得改名“東平陵”了。

上述30余例地名因加修飾字而避免了重復，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這種做法注意到了同級地名用字不能相重的現象，有的學者稱之為“同級同名排斥”原則。這條原則為后代所沿用，成為地名標準化的手段之一。

西漢中期以后，由于實行“推恩令”，大肆分封功臣、外戚等原因，與縣平級的侯國驟然增多，縣級地名重復者又增加了不少。《漢志》系據西漢末年簿冊編集而成，錢大昕歷數《漢志》中的重復縣名，結果是：曲陽、建城、定安三縣均有三處重名，另有劇縣、定陶等51對同名縣。也就是說，西漢末年存在著100個以上的重復縣級地名。

王莽改制后，把全國地名改得面目全非，所以許多場合使用地名極不方便，甚至連他本人下的詔書也不得不連篇累牘地解釋地名。

東漢王朝建立后，光武帝快刀斬亂麻，全數廢除了混亂不堪的王莽地名，并且也以加方位字的方式來區別重復地名，典型的例子如：

東朝陽 原為西漢濟南郡朝陽縣，東漢始加“東”字，屬濟南國，治所在今山東鄒平縣西北。《宋書·州郡志二》：“前漢曰朝陽，后漢、晉曰東朝陽”。《水經·河水注五》引《地理風俗記》云：“南陽有朝陽縣，故加‘東’”。《續漢書·郡國志》（以下簡稱《續漢志》）南陽郡朝陽縣故治在今河南新野縣西南。

南新市 原為西漢江夏郡新市，東漢始加“南”字，為江夏郡一侯國，故地在今湖北京山縣西北。《水經·涢水注》：“富水出竟陵郡新市縣東北，《郡國志》以為南新市也。中山有新市，故此加‘南’”。《續漢志》中山國之新市縣故治在今河北新樂市南。

西平昌 原為西漢平原郡平昌縣，東漢始加“西”字，仍屬平原郡，治所在今山東臨邑縣東北德平鎮。《太平寰宇記》（以下簡稱《寰宇記》）卷64德州德平縣：“本漢平昌縣，后漢改為西平昌”。《續漢志》另有一平昌，屬北海國，治所在今山東諸城市西北。

北宜春 原為西漢汝南郡宜春縣，東漢始加“北”字，仍屬汝南郡，治所在今河南汝南縣南。《水經·汝水注》：“豫章有宜春，故加‘北’矣”。《后漢書·安思閻皇后傳》：“以后父侍中暢為長水校尉，封北宜春侯”，章懷太子李賢注：“北宜春縣屬汝南郡，以豫章有宜春，故此加‘北’”。《續漢志》豫章郡宜春縣治所在今江西宜春市。

同時，建武六年（30年）六月又省并了400余縣。所以，東漢一代重復地名較少，見于《續漢志》的僅有11對而已。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

三國、兩晉、南北朝，從曹丕稱帝到隋文帝滅陳止，歷時370年，大小政權走馬燈似地先后換了33個，其中只有公元280年至316年短暫的西晉統一局面，其余均為分裂時期。

西晉統一全國后，曾對一些重復的縣名進行過整頓。例如，當時司州廣平郡有武安縣（治今河北武安市西南），太康元年（280年）改廣州郁林郡武安縣為武熙縣（治今廣西象州縣西北）、改交州交趾郡武安縣為南定縣（治今越南南定省省會南定市東南）。然而，史書并無更改重復縣名的完整記錄：專記有晉一代政區沿革的《晉書·地理志》，只是一份再也簡單不過的地名表；《宋書·州郡志》對西晉更改縣名的記錄稍顯完整，但也沒有甲縣與乙縣重名哪怕僅一處的記載；整部《元和志》也只有兩處因同名而改名的記錄，卷26信安縣：“漢獻帝初平三年分太末置新安縣，屬會稽郡，晉太康元年以弘農有新安，故改名信安”；同書同卷唐興縣：“三國吳分章安置（南）始平縣，晉武帝以雍州有始平，改為始豐”。《元和志》這兩處寶貴的記載提示后人，晉武帝太康元年更改的縣名有相當一部分應是因重名而更改。筆者遂據上述三部地理志書，對太康元年更改的重復地名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其治所今地，參考了《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三冊），結果列表如下（見下頁）：

由表1可知，僅太康元年更改的重復縣名即達43處。奇怪的是，作為正史的《晉書·武帝紀》無一語及之，《資治通鑒·晉紀》也沒提到此事。更令人驚奇的是，這43處更改的縣名，除豫州汝南國之南安陽一縣位處淮河北濱之外，其余42處全部位于秦嶺—淮河一線以南，其中以在今江西省境內者最多，達13處，其余依次是：

浙江8處，廣西6處，四川、湖北、湖南各3處，廣東、江蘇、陜西、重慶、云南及境外（今越南）各有1處。因此，完全有理由推測，太康元年更改重復縣名的原則是以北方縣名為標準參照物，對原東吳、蜀漢境內與北方重名的縣名進行了大規模的更改。這分明表示出中原統治者對南方的地理歧視。

除表中所列之外，尚有5處太康元年以后更改的重復縣名。如揚州丹陽郡臨江縣和梁州漢中郡南鄉縣，太康二年（281年）時因與梁州巴郡臨江縣、荊州南鄉郡南鄉縣重名而分別改名為江寧縣（今江蘇江寧縣西南江寧鎮）和西鄉縣（今陜西西鄉縣南）。太康四年時（283年），因揚州永嘉郡始陽縣與廣州始安郡始陽縣重名，前者被改為橫陽縣（今浙江平陽縣）。另外，荊州上庸郡建始縣因與本州建平郡建始縣重名而改為微陽（今湖北竹山縣西）、揚州晉安郡東安縣因與徐州瑯邪國東安縣重名而改為晉安（今福建泉州市西北），史書俱載為晉武帝時，但無具體年代。此五例更改的重復縣名，亦俱在秦嶺—淮河一線以南，所以非但不影響上述推論，而且更能證明這種推論的合理性，說明晉武帝統一天下后一直貫穿了這樣更改重復縣名的原則。

由表1還可以看出，太康元年更改重復縣名已不以加方位字或對稱字為重點了（43處改名中僅有3處這樣做了），重名即改為它名，這樣做的后遺癥更少。在后代，這種做法比同級相同地名排斥原則應用得更為廣泛、普及和成熟。

如果透過現象看本質，還可以從中觀察到一些不見于歷史記載的現象。例如，梁州巴東郡永安縣于太康元年改名魚復（治今重慶直轄市奉節縣東）的原因，關涉此縣沿革的地理志書，如《華陽國志》卷1、《宋書·州郡志三》、《水經·江水注一》、《晉書·地理志上》、《寰宇記》卷148、《大明一統志》卷70、正德《夔州府志》卷1、《嘉慶重修一統志》卷297、光緒《奉節縣志》卷2、龔煦春著《四川郡縣志》卷2及新編《奉節縣志》（1995年方志出版社）等，均無任何說明。由表1可知，此永安縣縣名因與司州平陽郡之永安縣（今山西霍州市）重名，故太康元年必須改名。此可補史傳之闕。又如，太康元年揚州吳興郡臨水縣改名臨安（今浙江臨安市北），從正史地理志、總志到方志如《宋書·州郡志一》、《水經·漸江水注》、《晉書·地理志下》、《元和志》卷25、《寰宇記》卷93、《咸淳臨安志》卷16、《大明一統志》卷38、萬歷《杭州府志》卷1、雍正《浙江通志》卷5、《嘉慶重修一統志》卷281、宣統《臨安縣志》卷1、姚祖義著《臨安縣志志糾志補志余》、新編《臨安縣地名志》（1983年）等，均不載改名原由。從表1可知，該臨水縣名因與司州廣平郡臨水縣（治今河北磁縣）重名，故太康元年須改名。此亦可補史志之闕。再如，太康元年揚州豫章郡富城縣改名豐城（治今江西豐城市西南）的原因，有關豐城縣建置沿革的史籍如《宋書·州郡志二》、《元和志》卷28、《寰宇記》卷106、《輿地紀勝》卷26、《大明一統志》卷49、萬歷《南昌府志》卷2、《嘉慶重修一統志》卷308、同治《南昌府志》卷1、光緒《江西通志》卷2、道光與同治兩種《豐城縣志》及新編《豐城縣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等均未作任何說明。從表1可知，此縣太康元年時因與兗州東平國富城縣（今山東東平縣東北）重名而改名。這個現象也不見于歷史記載。同樣的問題，還存在于荊州宜都郡夷陵縣（今湖北宜昌市東）、揚州東陽郡遂昌縣（今浙江遂昌縣）、揚州廬陵郡南康縣（今江西南康縣）、廣州郁林郡郁平縣（今廣西貴港市）等縣中，恕不一一考辨。

西晉以外的動蕩年代，也進行過一些有限的避免地名重復的工作。八王之亂以后，中原戰亂頻繁，黃河流域的世家大族和平民百姓為了逃避戰爭災難，紛紛以宗族為單位移徙南方（主要是長江下游、中游兩岸地區），東晉、南朝政府就按他們原籍的政區名稱建立州、郡、縣來管理他們。這種因甲地淪陷，從甲地流徙到乙地居住并在乙地復置甲地的州、郡、縣，就叫僑州、僑郡、僑縣。由于僑州郡縣“皆取舊壤之名”，原州郡縣在僑置時并不限于一處，所以僑名與原名一開始即存在重名問題，區別的辦法是加方位字，如加“東”、“西”者有東、西河陽郡，東、西京兆郡，東、西苞信縣，東、西古復縣，東宕渠郡，西汝陰郡等；至于加“南”字則是宋永初元年（420年）八月以后才有的，卻是政區地名中加方位字最多的，州有南徐、南兗、南豫、南荊等，郡有南魯、南沛、南東海、南瑯邪、南蘭陵、南彭城、南東莞、南清河、南高平、南濟陰、南濮陽、南泰山、南河東、南汝南、南天水、南漢中、南晉壽、南義陽、南宕渠、南新蔡、南平昌、南陰平等。

南朝如此，北朝也一樣。僅對稱的地名，北魏有南、北繩池縣，西魏有南、北秦州，滅北齊后的北周有東、西楚州、南、北陳郡等。公元580年時，北方三名以上重名的州、郡、縣即有37組，兩名重復者多如牛毛。

盡管地名加上了方位字，南北朝政區地名的“虛號相假”、“空張郡目”狀況，仍未得到徹底的改觀。直到隋開皇初年平陳后，大規模的僑州郡縣結束，這種混亂狀況才煙消云散。

隋唐時期

隋文帝楊堅一統宇內，在開皇三年廢天下諸郡之后15年即開皇十八年（598年），更改了140多處縣名，主要是改掉帶有前代名字的縣名（如晉興、宋廣、齊昌、梁樂、魏安、東燕之類）和更改重復縣名。關于更改重名，整部《隋書·地理志》僅有一處提到，梁郡考城縣下云：“后齊為城安縣，開皇十八年以重名改曰考城”。這條記載提示我們開皇十八年更改的縣名有相當一部分應是改掉重名。筆者根據《隋書·地理志》，參考楊守敬《隋書地理志考證附補遺》，進行了仔細的爬梳鉤沉，整理出開皇十八年更改重復縣名的詳細情況，列表如下：

由表2可知，開皇十八年更改了84個地名用字完全相同的重復縣名。這樣更改重復縣名，規模是空前的，覆蓋地區是廣大的，在整個中國地名發展史上僅次于民國三年一月的更改重復縣名之舉。從中還可知，該年更改重復縣名也不以加方位字、對稱字為重點，而是一有重名即將其改名，很少保留與原縣名有關的成分。

從這份表格中，依然可以看出一些不見記載的歷史現象。例如，今山西沁水縣和河北清苑縣，北周、隋初時均名“永寧縣”，開皇十八年才改成今名，為什么要改？記載此二縣建置沿革的志書，如《通典》卷178—179、《元和志》卷15、《寰宇記》卷44和卷68、《大明一統志》卷2和卷44、《嘉慶重修一統志》卷12和卷145、光緒《山西通志》卷4、宣統《畿輔通志》卷16、直到新編《沁水縣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和新編《清苑縣志》（新華出版社，1991年），都沒有回答這個問題。由表2可知，此二永寧縣與開皇中置于今河北任丘市境內永寧縣重名，故須改名。此可補史志之闕。又如，今湖北南漳縣原名思安，為什么開皇十八年要改名？記載此縣沿革的志書如《通典》卷177、《元和志》卷21、《寰宇記》卷145、《大明一統志》卷60、《嘉慶重修一統志》卷346、光緒《襄陽府志》卷1、民國《南漳縣志》直到新編《南漳縣志》（中國城市經濟社會出版社，1990年），對此均無一辭。由表2可知，此思安縣因與治所在今甘肅徽縣東南之思安縣重名而改名。這也不見于歷代史志記載。再如，今越南河靜省香山一帶，西晉以來置有“西安縣”，開皇十八年為什么要改成光安縣？《安南志略》卷1、《大南一統志》卷13、陶維英著《越南歷代疆域》等均無解釋。從表2可知，此西安縣因與置于開皇四年、治所在今云南彝良縣西北之西安縣重名，故應改名。此可補越南歷代政區沿革之闕。類似的情況，還存在于上谷郡淶水縣（原名永陽、今河北淶水縣）、北平郡盧龍縣（原名新昌、今河北盧龍縣）、太原郡太谷縣（原名陽邑、今山西太谷縣）、絳郡稷山縣（原名高涼、今山西稷山縣）、梁郡碭山縣（原名安陽、今安徽碭山縣）、襄陽郡谷城縣（原名義城、今湖北谷城縣）、巴陵郡沅江縣（原名安樂、今湖南沅江市）、澧陽郡慈利縣（原名零陵、今湖南慈利縣）、巴郡江津縣（原名江陽、今重慶直轄市江津市東）等縣中，恕不一一具體辨析。

從表2中還可以看到，歷史上中國統一王朝的疆域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改重復縣名時既會因與北方重名而更改南方縣名，也會因與東部重名而更改西部縣名，反之亦然。前者如永熙郡平原縣（今廣東羅定市南），因與齊郡平原縣（今山東鄒平縣東北）、平原郡平原縣（今山東平原縣）重名而改名為瀧水縣；后者如清化郡永康縣（今四川達縣西北）、資陽郡永康縣（今四川安岳縣東南），因與東陽郡永康縣（今浙江永康市）同名，前兩個永康縣分別改為永穆縣和隆康縣。交趾郡之新昌、安人二縣今在越南境內，但在距今1402年前屬隋朝版圖，當時因與這二縣重名而改北平郡新昌為盧龍（今河北盧龍縣）、改上谷郡新昌為遂城（今河北徐水縣西北）、改江都郡新昌為清流（今安徽滁州市）、改永平郡安人為寧人（今廣西容縣東北）。今越南境內原日南郡西安縣改名光安縣，也與犍為郡有西安縣有關，已見上文。同樣道理，前述西晉太康元年改重復縣名和下文將要述及的唐天寶元年更改天下重復縣名，也均能說明統一王朝版圖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開皇十八年更改重復縣名的同時，也更改了少量用字相近、讀音相同的縣名。例如，梁郡有睢陽縣、襄城郡有雉陽縣，睢、雉形近，遂改前者為宋城（今河南商丘市南）、后者為湛水（今河南寶豐縣東南）。又如，齊郡高唐縣與同安郡高塘縣字形相近、讀音相同，遂改高唐為章丘（今山東章丘市西北）、高塘為宿松（今安徽宿松縣）。再如，梁郡城安縣與魏郡成安縣（今河北成安縣）也是字形相近、讀音相同，于是改城安為考城（今河南蘭考縣東北舊考城）。總的看來，這類改名不是很多。

唐代更改重復地名，主要集中在玄宗在位的開元、天寶年間。當時出現了“開天盛世”局面，國力極盛，政府有能力組織并完成更改地名用字相重、相近、相似和讀音相同的工作。概而言之，唐代進行的地名“標準化”工作主要包括開元十三年（725年）的更改州名和天寶元年（742年）的更改重復縣名兩方面內容。

據《元和志》卷3邠州載：“開元十三年，以豳、幽字相涉，詔曰：‘魚’、魯變文，荊、并誤聽，欲求辨惑，必也正名，改為‘邠’字”。最后一句“改為‘邠’字”，《唐會要》卷70作“改‘豳’字為‘邠’”，具體日期作該年二月二十二日。邠州治所在今陜西彬縣，詔書指出更名的原因是“豳”、“幽”字相涉，即字形相近，目的是“欲求辨惑，必也正名”。這是我國歷史上最早正式提出地名整理原則的詔書。

《舊唐書·玄宗紀》：“開元十三年二月丙子，改豳州為邠州、鄚州為莫州、梁州為褒州、沅州為巫州、舞州為鶴州、泉州為福州，以避文相類及聲相近者”。查陳垣《二十史朔閏表》，開元十三年二月乙卯朔，丙子為二十二日，與《唐會要》卷70所載頒詔日期正合，則知該詔書內容還包括鄚、梁、沅、舞、閩諸州的改名；改名的原因，據《新唐書·地理志》載：“豳”字類“幽”（幽州治今北京市），“鄚”、“鄭”文相類（鄭州治今河南鄭州市），“梁”、“涼”聲相近（涼州治今甘肅武威市），“沅”、“原”聲相近（原州治今寧夏固原縣），“舞”、“武”聲相近（武州治今甘肅武都縣）。可見，這次更改州名的原則是去掉文相類及聲相近即地名用字相似、讀音相近者，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唐代更改縣級地名重名，初期已有之，如武德三年（620年）改石州太和縣為臨泉縣，乃是當時吉州也領有太和縣之故。像這樣零星地更改縣名，唐史上是很常見的；而更改縣名規模比較大的則要數天寶元年了。《舊唐書·玄宗紀》載：天寶元年九月“丙寅，改天下縣名不穩及重名一百一十處”。有關唐代政區沿革的地理志書，也沒有甲縣與乙縣重名的完整記載；經筆者查核地理文獻，找出了天寶元年更改的地名用字完全相同的重復縣名48個、地名讀音相同3個、以及重名而未改名的縣名19個，列出細目如下：

由表3可知，經過這次更改重復縣名，使同名縣大大地減少了，故有人稱為唐朝的地名標準化。這樣大規模地更改縣名，在中國歷史上僅次于民國三年和隋開皇十八年之舉，在地名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若從微處觀察，仍可看出一些不見歷史記載的現象。例如吳興郡德清縣（今浙江德清縣東老縣城），本名臨溪縣，因瀕臨余不溪（今東苕溪）而得名，符合該縣地理特征，為什么天寶元年非改名不可？從宋談鑰《嘉泰吳興志》、明郝成性《嘉靖德清縣志》到新版《德清縣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都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從表3羅列的現象可知，本年吳興郡臨溪縣與臨邛郡臨溪縣（治今四川邛崍市西南）重名，故吳興郡臨溪縣須改名。此可補史傳之闕。又如會稽郡蕭山縣（今浙江蕭山市），本名永興縣，為什么天寶元年要改名？宋施宿《嘉泰會稽志》，張淏《寶慶會稽續志》，明萬歷、清康熙、乾隆、民國及新編《蕭山縣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年）、毛奇齡《蕭山縣志刊誤》均無解釋。從表3可知，天寶元年因會稽郡永興縣與江夏郡永興縣（治今湖北陽新縣）重名，故改為蕭山縣，以山為名。此亦可補史之闕。類似的情況，還存在于南康郡信豐縣（本名南安、今江西信豐縣），鄱陽郡浮梁縣（本名新昌、今江西浮梁縣），清源郡仙游縣（本名清源、今福建仙游縣），建安郡浦城縣（本名唐興、今福建浦城縣），桂陽郡藍山縣（本名南平、今湖南藍山縣東北），衡陽郡常寧縣（本名新寧、今湖南常寧市），蘄春郡蘄水縣（本名蘭溪、今湖北浠水縣），巴西郡羅江縣（本名萬安、今四川羅江縣），遂寧郡蓬溪縣（本名唐興、今四川蓬溪縣），黔中郡黔江縣（本名石城、今重慶黔江縣東南）等縣中，恕不一一考辨。

總之，隋、唐兩代地名的“標準化”工作做得非常出色，開元十三年更改州名，原則上是取消文相類及聲相近者；開皇十八年和天寶元年的大規模整頓縣名行動，除了上述相同內容外，更主要地在于消弭縣名的重名，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宋元明清及民國時期

地名因重名、形近、音同而改名，符合地名標準化原則，但宋、元、明、清四朝在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夠。

南宋學者洪邁曾經指出：“國朝之制，州名或同，則增一字以別之。若河北有雄州、恩州，故廣東增‘南’字；蜀有劍州，故福建者亦增‘南’字，以至西和、西安州亦然。其聲音頗同，患于舛誤，則俗聞稱呼，自加上、下、東、西為別，故稱岳為上岳，鄂為下鄂；清州與青類，稱為北清；郢州與潁類，稱為西郢；融州與容類，稱為西融者是也”。這段文字有兩層含義：前半段指同名州名前加“南”、“西”字以別之，南雄州、南恩州、南劍州治所分別在今廣東南雄市、廣東陽江市、福建南平市，西和州、西安州治所分別在今甘肅西和縣、寧夏海原縣；后半段指地名讀音相同者可以加“上”、“下”、“東”、“西”字樣以資區別，則以方位字區別重復地名的使用范圍已擴大到了地名讀音方面。但是，洪邁同時又指出：“若縣邑則不問”，即縣名重復悉聽其便；也就是說，宋代因重名而更改的縣名很少，所以他接著又列舉了19組重復縣名，在當時均未得到改名。清人錢大昕于此之外又補列了11組未見更改的宋代同名縣名。所以，宋代實際存在著30組重復縣名。

宋代縣名重復而得不到更改的陋習，元、明、清三個統一王朝均加以承襲，所以見于文獻的重復縣名，元代有25組、明代有38組、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時有58組、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有60組、清末已多達63組！

明清時期，對于重復縣名也采取過少量措施。例如明初因鳳陽、大理、吉安三府均有太和縣，遂改吉安府之太和為泰和；因順天府有永清縣，改南安府之永清為上猶；因重慶府有長壽縣，嘉靖十年（1531年）改承天府之長壽縣為鐘祥縣。清人俞正燮云：“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禮部以府、州、縣同名者六十五處，奏請換印時冠以省名鑄給”。據俞氏所列，當時府名同者1組、州名同者6組、四縣同名2組、三縣同名10組、二縣同名46對（組），故禮部有此請求。但這些微弱的措施并未使縣名重復的狀況得到根本的改觀。

因而，自宋代以后，歷經元、明、清三朝，縣名重復的狀況越來越嚴重。例如太平縣，唐代前期有3個，天寶元年將始寧郡太平縣更名為巴東縣后，仍有兩個太平縣（分別屬于絳郡、交趾郡，治所分別在今山西襄汾縣西南汾城鎮和越南河西省山西市），天寶中期于宣城郡新置太平縣（治今安徽黃山市黃山區）后恢復到3個。五代時越南獨立，但宋、元時期仍有兩個太平縣。明成化五年（1469年）于臺州府新置太平縣（今浙江溫嶺市）后，重名的太平縣又有3個；正德十五年（1515年）于夔州府析置太平縣（今四川萬源市）后則增加到4個。清朝全部承襲了這4個重名的太平縣。民國元年（1912年）將長江下游河道沙洲中的太平廳改置為太平縣（今江蘇揚中市）后，太平縣有5縣重名。又如新城縣，唐朝后期杭州、涿州各有一個（治所分別在今浙江富陽市西南新登鎮和河北高碑店市），南宋紹興八年（1138年）在建昌軍析置新城縣（今江西黎川縣）后增加到3個，元初于般陽府路析置新城縣（治所在今山東桓臺縣西桓臺城）后增加到4個。明、清二朝全部因襲了這4個重名的新城縣。民國元年（1912年）在貴州西南部新置了新城縣（今貴州興仁縣），次年又將吉林省原新城府改置為新城縣（治今吉林扶余市），遂使同名的新城縣在民國初年增加到6個。像這樣，重復縣名猶如滾雪球一般越積越多，迨至民國初年“二縣同名者七十四、三縣同名者十有二、四縣同名者四、五縣同名者三、六縣同名者一”，總計“全國重復縣名一百二十六處”，因而不得不進行大規模的更改。

民國三年（1914年）一月三十日，內務總長朱啟鈐向總統府提交了一份《擬改各省重復縣名撮舉理由分別說明請鑒核批示文》，列舉了導致地名重復的四大弊端，并附有《改定各省重復縣名及存廢理由清單》。這個改革方案得到了大總統袁世凱的批準。經筆者整理后，其內容可列表如下：

總計此次改掉的重復縣名，廣東、云南各13處，江西、貴州各10處，四川、奉天各9處，直隸8處，山西、甘肅各7處，江蘇、廣西各6處，浙江、湖南、山東、陜西各4處，湖北3處，黑龍江、吉林、安徽、新疆各2處，福建、河南各1處，總計127處，地域范圍遍及了當時全國23個省中的22省（臺灣省當時處于日本統治之下）。這是中國歷史上更改重復地名規模最大的一次。

這次改名的主要原則，“凡兩縣同名，存其先置，新名從同，仍還故稱”，即保留設置較為久遠，政區較為穩定的縣名，而改掉重名的其它縣名，收到了很好的社會效果。經過這次改名，一千多年以來陸續積存的重復縣名問題得到了根本性的清除。

繼民國三年一月份更改重復縣名之后，又陸續更改了一些殘留的和新產生的同名縣名（主要是與省、道同名的縣名），詳細情況如表5所列：

民國年間大刀闊斧地整頓重復縣名，使得地名在一個較長時期之內相對穩定，當時的地名學家金祖孟評價說：“從那時起，中國就不再有重復的縣名”，“自從吉林縣改名永吉縣、寧夏縣改名賀蘭縣以后，省名縣名也不再有相同的情形。在名義上，我們的省縣名稱總算已經做到‘一地一名’的地步”。由此可見，民國年間、尤其是民國初年的更改重復縣名之舉，規模比以往任何朝代都要大、涉及的方面比以往要多、程度也比以往更深，因而在中國地名學史上具有重大的積極意義。歷史上長期困擾著人們的縣級及其以上地名的重名問題，從此得到了徹底的解決。

應當附帶說明一下，因解放區和1949、1950、1951年期間析置新縣、新改縣名而造成與全國其它縣名重名的，總共有10來處，1958年之前全部及時地得到了更改，詳見下表：

結語和啟示

綜上所述，中國歷史上有六次大規模的更改重復地名行動，分別發生在秦及西漢初年、西晉太康元年（280年）、東晉南北朝時期、隋開皇十八年（598年）、唐天寶元年（742年）和民國年間。

從總體上看，歷代更改重復地名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加方位字、對稱字以資區別，常用的有“東”、“西”、“南”、“北”、“上”、“下”、“左”、“右”、“內”、“外”、“新”11個字。這種方式起源古老，秦漢及東晉南北朝時得到了廣泛運用，唐、宋時期使用頓然減少，元代以后縣級及其以上地名重名的改名就不大使用這種方式了。另一種方式是以其中一個地名為參照物不動，其他重復地名改動一字或另起新名。這后一種方式起源稍晚，在加修飾字已不能完全解決問題的時候顯示出它的優勢，以后在歷代更改重復地名中得到了廣泛運用，一直沿用至今。不過，就縣名用字完全重復而改來說，保留原名中一字與另起新名的例子，太康元年分別為33個和10個，開皇十八年分別為14個和75個，天寶元年分別為5個和43個，民國三年分別為29個和98個，可見重復縣名改名時，另起新名的例子越到后來越占多數，保留原名中的一字的例子越來越少。這說明更改重復縣名時，另起新名更具有生命力。

地名重名的種類，有北方與北方的重名，有南方與南方的重名，也有東部與西部的重名，但更多的是北方與南方的重名。今就北方與南方重名的縣名而言，太康元年有37組42處，更改的全部是南方縣名；開皇十八年有22組28處，更改南方縣名13個，更改北方縣名15個，南、北改名數相差不大，說明隋朝已沒有歧視南方的社會心理了；但天寶元年有17組22處，更改南方縣名多達17處，而改掉北方縣名僅5個，似乎南方地名又成了犧牲品；民國三年有43組57處，更改南方縣名29個、更改北方縣名28個，南、北大體持平。這種更改重復縣名地域分布的差異由南北懸殊、到南北不均衡、再趨向于南北大體持平的過程，也是一個南北政治地位由不平等趨向平等的過程，中間曾經有過反復。

歷代更改重復地名的結果，應該說越到后代越有成效。太康元年43個重復縣名的更改，有6個縣名生存了1700多年之后，一直使用到今天，占14.0％；開皇十八年更改89個重復縣名后，有31個縣名存在1400年之后一直使用至今，占34.8％；天寶元年更改了的51個重復縣名中，也有15個使用至今，占29.4％；民國三年一月改名的127個重復縣名當中，有92個沿用至今，更占了72.4％。

至于歷代更改重復地名的內容，則包括了地名用字相同、相似、讀音相同三個方面，不過歷代均以更改地名用字相同為重點。開皇十八年更改重復縣名中，更改地名用字完全相同的有84個，占總數的94.4％，而更改地名用字相似、讀音相同的僅有5個，僅占總數的5.6％。唐開元十三年更改的6個州名，則全屬改掉字相類及聲相近者。天寶元年已更改的重復縣名中，更改地名用字完全相同的有48個，占總數的94.1％，更改地名讀音相同、用字相近的僅有3個，只占總數的5.9％。民國三年一月更改的重復縣名100％是改掉用字完全相同者。民國年間更改地名讀音相同的僅有一例：1946年7月，在陜西省境內因同官縣與潼關縣讀音完全相同，將同官縣改名為銅川縣（今銅川市）。

由此可知，中國歷代更改重復地名以改掉地名中完全相同的用字為重點，這方面歷代政府已發揮得淋漓盡致，所以自1945年以后全國已沒有縣級及其以上地名用字完全相同的情形了。今天，吉林省名與該省境內的吉林市名稱相同，江西的東鄉縣與甘肅的東鄉族自治縣名稱雖非完全相同，但應屬重名范圍，以歷史的經驗而言均宜改。國務院1986年1月23日發布的《地名管理條例》第四條也規定：“全國范圍內的縣、市以上名稱，不應重名”。

相對來說，更改地名用字相近、讀音相同兩個方面，歷代所做工作并不多，并且也很不夠，所以至今仍留下一些值得探討的問題。

地名用字相近方面例子不少。例如今河南省境內，同時存在著沁陽、泌陽二縣，沁、泌二字僅一筆之差，極易混淆。又如山西一省之內，古縣、吉縣并存，古、吉僅一筆之差，兩地之間僅隔一臨汾市，也容易搞錯。據《198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圖冊》，類似的情況還有：永城縣（河南）—水城縣（貴州），成安縣（河北）—武安縣（河北），青河縣（新疆）—清河縣（河北），盂縣（山西）—孟縣（河南），南匯縣（上海）—南江縣（四川），彬縣（陜西）—郴縣（湖南），浦江縣（浙江）—蒲江縣（四川），浦城縣（福建）—蒲城縣（陜西），賓縣（黑龍江）—濱縣（山東），清水縣（甘肅）—清河縣（河北）—清水河縣（內蒙古），滕縣（山東）—藤縣（廣西），鎮平縣（河南）—鎮坪縣（陜西）。國務院《關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暫行規定》第十條指出：“地名命名要簡明確切，不用生僻字和字形、字音容易混淆的字”；第十二條又指出：“凡不符合本規定第七、八、九、十條精神的，原則上應予更名”。此處所列13組形近地名，使用了字形容易混淆的字，不符合第十條之規定，故在適當時候均宜改名。

當然，10多年來的政區變化，有4對形近地名因改名而消失，如滕縣、孟縣分別于1988年和1996年改為滕州市和孟州市，郴縣、濱縣則已撤消；但沁陽縣于1989年改為沁陽市后，專名部分“沁陽”并未改變，仍與“泌陽”二字形近，武安縣、永城縣分別于1988年和1996年改為縣級市后同樣如此。這些地名的改名，既有經驗可資借鑒，也有教訓值得吸取。如何做好這些形近易訛地名的改名，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地名讀音方面，問題更多。新中國建立初期，全國縣級政區同音、同調、同省的地名有4組，即廣西的融縣與容縣、湖北的英山縣與應山縣、河北的薊縣與冀縣、云南的宜良縣與彝良縣。融縣于1952年改名融安縣后不再與容縣同音，應山縣于1988年改名廣水市后也不再與英山縣同音；薊縣1993年劃歸天津直轄市后與冀縣不再同屬于同一省級政區，冀縣于1993年改名冀州市后也不再與薊縣同音；而宜良、彝良二縣依然故我，如今仍并存于云南一省之內。今天，甘肅有禮縣、四川有理縣、湖南有澧縣、河北有蠡縣，禮、理、澧、蠡四字均讀作lǐ。又，今貴州有息烽縣、遼寧有西豐縣、甘肅有西峰市，息烽、西豐、西峰的漢語拼音均作xīfēng。截止于1999年12月31日全國行政區劃資料的縣、市政區地名中，讀音完全相同的地名還有：

安西縣（甘肅）與安溪縣（福建），均讀ān xī xiàn；

賓縣（黑龍江）與彬縣（陜西），均讀bīn xiàn；

朝陽市（遼寧）與潮陽市（廣東），均讀cháo yáng shì；

阜寧縣（江蘇）與富寧縣（云南），均讀fù níng xiàn；

阜平縣（河北）與富平縣（陜西），均讀fù píng xiàn；

阜陽市（安徽）與富陽市（浙江），均讀fù yáng shì；

衡山縣（湖南）與橫山縣（陜西），均讀héng shān xiàn；

華縣（陜西）與滑縣（河南），均讀huá xiàn；

會東縣（四川）與惠東縣（廣東），均讀huì dōng xiàn；

吉安市（江西）與集安市（吉林），均讀jí ān shì；

臨西縣（河北）與林西縣（內蒙古），均讀lín xī xiàn；

靈川縣（廣西）與陵川縣（山西），均讀líng chuān xiàn；

瀘西縣（云南）與瀘溪縣（湖南），均讀lú xī xiàn；

梅縣（廣東）與眉縣（陜西），均讀méi xiàn；

平山縣（河北）與屏山縣（四川），均讀píng shān xiàn；

平南縣（廣西）與屏南縣（福建），均讀píng nán xiàn；

青河縣（新疆）與清河縣（河北），均讀qīng hé xiàn；

淇縣（河南）與祁縣（山西），均讀qí xiàn；

渠縣（四川）與衢縣（浙江），均讀qú xiàn；

容縣（廣西）與榮縣（四川），均讀róng xiàn；

涉縣（河北）與歙縣（安徽），均讀shè xiàn；

太和縣（安徽）與泰和縣（江西），均讀tài hé xiàn；

桃源縣（湖南）與桃園縣（臺灣），均讀táo yuán xiàn；

天祝縣（甘肅）與天柱縣（貴州），均讀tiān zhù xiàn；

微山縣（山東）與巍山縣（云南），均讀wēi shān xiàn；

武義縣（浙江）與武邑縣（河北），均讀wǔ yì xiàn；

鄉城縣（四川）與襄城縣（河南），均讀xiāng chéng xiàn；

新河縣（河北）與新和縣（新疆），均讀xīn hé xiàn；

延津縣（河南）與鹽津縣（云南），均讀yán jīn xiàn；

宜良縣（云南）與彝良縣（云南），均讀yí liáng xiàn；

易縣（河北）與義縣（遼寧），均讀yì xiàn；

元陽縣（云南）與原陽縣（河南），均讀yuán yáng xiàn；

越西縣（四川）與岳西縣（安徽），均讀yuè xī xiàn；

鄖縣（湖北）與云縣（云南），均讀yún xiàn；

鎮平縣（河南）與鎮坪縣（陜西），均讀zhèn píng xiàn；

鎮原縣（甘肅）與鎮沅縣（云南），均讀zhèn yuán xiàn；

讀音相同但政區級別不同的地名有：

常寧（湖南一市）與長寧（四川一縣），均讀cháng níng；

貴陽（貴州一市）與桂陽（湖南一縣），均讀guì yáng；

淮安（江蘇一市）與懷安（河北一縣），均讀huái ān；

雞西（黑龍江一市）與績溪（安徽一縣），均讀jī xī；

吉林（省名）與吉林（市名），均讀jí lín；

蘭溪（浙江一市）與蘭西（黑龍江一縣），均讀lán xī；

陸豐（廣東一市）與祿豐（云南一縣），均讀lù fēng；

廉江（廣東一市）與連江（福建一縣），均讀lián jiāng；

南平（福建一市）與南坪（四川一縣），均讀nán píng；

萍鄉（江西一市）與平鄉（河北一縣），均讀píng xiāng；

潛江（湖北一市）與黔江（重慶一縣），均讀qián jiāng；

泉州（福建一市）與全州（廣西一縣），均讀quán zhōu；

榮城（山東一市）與容城（河北一縣），均讀róng chéng；

銅仁（貴州一市）與同仁（青海一縣），均讀tóng rén；

益陽（湖南一市）與弋陽（江西一縣），均讀yì yáng；

沅江（湖南一市）與元江（云南一縣），均讀yuán jiāng；

運城（山西一市）與鄆城（山東一縣），均讀yùn chéng；

中山（廣東一市）與鐘山（廣西一縣），均讀zhōng shān。

國務院《關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暫行規定》第八條指出：“全國縣以上名稱，避免用同音漢字命名地名”；第十條指出：“地名命名要簡明確切，不用生僻和字形、字音容易混淆的字”；第十二條又規定：“凡不符合本規定第七、八、九、十條精神的，原則上應予更名”。1986年頒布的《地名管理條例》第四條則指出：“全國范圍內的縣、市以上名稱，不應重名，并避免同音”。由此可見，此處所列38組79處地名讀音完全相同（其中青河與清河、鎮平與鎮坪還是兩對形近地名）和18對音同但政區級別不同的地名，并不完全符合《暫行規定》和《管理條例》。對于這56組地名如何進行地名的國家標準化和國際標準化，既要考慮到歷史的傳統，也要顧及現狀，所以今后的任務是非常艱巨的。

最近10多年來，隨著政區的變動，部分讀音完全相同的地名已經消失。山西忻縣與河南新縣同音，忻縣于1983年改為忻州市。河南輝縣與甘肅徽縣同音，輝縣于1988年改為輝縣市。山東掖縣與河南葉縣同音，掖縣也于1988年改為萊州市。河南鞏縣、遼寧新金縣分別與四川珙縣、新津縣同音，鞏縣、新金縣均于1991年分別改為鞏義市和普蘭店市。河北新城縣與廣西忻城縣同音，新城縣于1993年改為高碑店市。河南林縣、河北深縣分別與山西臨縣、山東莘縣同音，林縣、深縣均于1994年分別改為林州市和深州市。湖南酃縣與山東陵縣讀音完全相同，酃縣已于1994年改為炎陵縣。雖然這些縣名近年來的改名并非完全出于避免讀音相同的考慮，但客觀上減少了一些讀音相同的縣名。上述列舉現今存在的56組115處同音地名，如何進行地名標準化，這類改名的方式恐怕也不能完全排斥在考慮之外。

另外還必須指出，江蘇南通縣于1992年改設通州市后，造成了與北京市通縣的重名，因為通縣縣城自金代以來一直稱“通州”，而且1997年通縣撤縣建區后，“通州市”與“通州區”已完全重名。本來，元、明、清以來南、北兩通州并存本是不合理現象，故俗稱江蘇通州為南通州。1912年因避免重名而正式改江蘇通州為南通。這是順應歷史規律之舉，是一個進步。可是近年造成的南、北通州再次重名，恢復了歷史上的不合理現象，是很不應該的，對政區地名做這樣的改動可以說是失敗的。

作者：華林甫

來源：《歷史研究》2000年第4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耿 曈

校對：汪鴻琴

審訂：杜佳玲

責編：楊 琪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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