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1月16日電 1月16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揚之水:以畢生晨昏,尋萬物之名》的報道。
她面前的,是一片荒野。
并非地理意義上的莽原戈壁,而是文明記憶深處,少有人留意、但她格外在意的,那些“名”與“物”的失散。
人們是否想過?
在浩如煙海的詩詞歌賦、文獻古籍里,我們能讀到無數器物的名字,但許多名字所指代之物早已湮沒于歷史長河,讓人無從想見其真實模樣。
在恒溫恒濕的博物館庫房深處,棲息著無數承載記憶的珍貴遺存,我們至今仍未知曉它們真正的名字,只能冠以籠統含糊的稱謂。
更常見的,是為古物安上張冠李戴的名號,給舊名加以似是而非的解釋。
她所踏入的,就是這樣一片名存實亡、實存名佚,抑或名實不符的認知的荒野。
荒野尋蹤。在北京東二環的老胡同、一棟青灰磚墻的舊式小樓上,名物學家揚之水日復一日地做著讓名與物重逢的研究,拼對文獻、實物與圖像,細細勘驗線索,一次次回答最基礎,也最根本,且在她眼中最有意思的叩問:“這里講的是什么東西?”“這個東西叫什么名字?”
她或許是這個時代最擅于與物對話的人。許多人聽說“名物學”,都是因為她和她的書。
從先秦到明清,從《詩經》中的草木蟲魚到《金瓶梅》里的家具首飾,從金銀器的工藝紋樣到茶、香、花事的諸般器用……一個學者能厘清一個時代的一類風物已屬不易,她卻試圖為整部文明史一閃而過的各類“道具”“布景”標注名稱、說明用途、追溯源流,并在所涉各領域皆有創見。譬如,她的五卷本《中國金銀器》被譽為“中國首部金銀器通史”。
學問做得何等精細而遼闊,談起自己的研究,揚之水卻說,那真的都是“很細小的東西”。
她也是這個時代為數不多仍擁有“傳奇”的學者。
下鄉歸來,賣過水果、開過卡車;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初中學歷進入《讀書》雜志做編輯;十年后,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自此“埋姓埋名埋頭用功”,佳著迭出,聲名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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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之水在棔柿樓家中。受訪者供圖
提到這為人津津樂道的經歷和著作等身的訣竅,揚之水歸因于一個“笨”字。“我這人特別笨”,于是,心甘情愿“下笨功夫”,付出全部心血,收獲一生快樂,“就投入與產出而言,實在是百分之百的贏家”。
從一九九六年進入中國社科院算起,今年是揚之水學術生涯的第三十年。在喜愛她的讀者心中,這位已步入古稀的學者不僅筆下文字動人,更以自身實踐示范了一種迷人的活法: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一個人如何憑借極致的專注與熱愛,錨定自己的坐標,向深、向小,在一隅天地精耕細作,一磚一瓦地筑起自治豐盈的精神世界。
因喜愛窗前的棔樹、柿樹,她將棲居的小樓命名為“棔柿樓”。冬日,棔柿樓格外靜謐。二樓兼做書房的客廳里,書柜環房間半周而立,包著塑料書皮的書籍排列整齊。正對窗戶的那排柜門上貼了層薄紙,為書遮陽。
三十年來,棔柿樓外,時代在迅猛變遷中飛馳;棔柿樓內,歲月緩慢流淌,揚之水伏案讀書,以物為舟,在歷史與當代間擺渡。
一切從名字開始
能推則推,揚之水不常接受采訪。在她看來,關于自身種種,自己寫過不少,旁人也寫過不少,并無太多新鮮可談,何必強作應酬。“與人應酬”,她曾在日記里寫道,“真是最累最煩最沒意思的事”。
可每回破例,她都認真準備,盡力談出一點新意,也借機將“名物學”的涵義與旨趣,不厭其煩地向更多人介紹。
見面的下午,揚之水取出幾張便箋,上面字跡娟秀,預列了談話要點。她開門見山:“首先,我做的是名物研究。就是把‘物’作為一種敘事語匯,借此使歷史敘事在某些局部具有立體的效果。”
這是一門先秦時就已存在的古老學問。“名物”一詞,最早見于《周禮》。這部典籍通過規定不同等級之人所用器物的不同名稱、種類、形制等,確立了一整套禮制秩序。
如今,“名物學”常被歸為冷僻“絕學”,但揚之水認為,人人都在關心名物問題,只是渾然不覺。“比如看展覽,大家對展品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這個叫什么’;我們見面,我先問的也是‘你怎么稱呼’,一切從名字開始。”
名字,是她研究的起點與核心問題。“許多人喜歡給物賦予形而上的理論色彩,但一個東西,你連它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來談它承載的哲理或意義呢?必須先定名——叫出它的名字,并且是退回歷史語境,叫出它當時的名字。”她說,定名而后相知,即在確定名字的基礎上給物建立檔案,明確其生平、用途、“朋友圈”,這是名物研究的兩項主要工作。名物學,便是探尋“物”里故事的一門學科。
某個時期名為“碗”的器具,在另一個時期可能不叫“碗”,或者叫“碗”的不是它。“追蹤這種名與實的變化,不是很有意思嗎?”揚之水相信,名稱包含著一個歷史時段的集體記憶,社會等級借“物”彰顯,時代風尚在“物”上流轉,文學中的情感也往往以“物”寄托……對器物之名及其演變的關注,可以觸及“日常生活史乃至社會生活史的若干發展脈絡”。
“我做的都是很細小的工作。”她坦言,自己鐘情于散落在文獻記載中、難成系統的“碎片化的記憶”。聽上去像歷史的“邊角料”,但她傾盡心力,試圖讓人們從這些碎片中窺見一些具體的歷史細節,達到“宏大歷史敘事所不能企及的歷史豐富性和生動性”。
不要小看這細碎的工作,當她將一件件器物放回往昔的筵席、妝臺、書齋、廟堂……在證據鏈盡頭重新喚出它們的真名,古人生活的某個角落,便在這一刻被輕輕照亮,歷史研究和文學研究中的諸多迷惑,也賴此得以厘清。
比如,首都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中都藏有發飾“鳥籠簪”,在清代,它的名字是“鸚哥架”或“鶯哥架”,屢現于子弟書的唱詞中。弄清楚這一點,文獻與實物便互相勾連,人們讀到“鬢角兒旁珠掛兒一枝掛鶯哥”,眼前自會浮現那搖曳的畫面。
又如,“蓮花銜青雀,寶粟鈿金蟲”,自南朝至明清,中國詩歌中多次詠及一種叫“金蟲”,也稱“玉蟲”的飾品,但歷代詩歌箋注均未對此作出確切解釋。日本法隆寺有國寶級文物“玉蟲廚子”,有人因此以為相關裝飾工藝源于日本。
揚之水考證指出,金蟲或玉蟲,是吉丁蟲科的一種昆蟲。它的鞘翅“閃動金屬光澤的藍,又或綠與銅綠、翠綠,每在光線的反射下微泛金光,因有金蟲之名。又以鞘翅為吉丁質,放歷久不壞”,因而被用作裝飾材料,鑲嵌在首飾等物件上。
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清代“金鑲珠石蝴蝶簪”,鑲在蝶翅中央、充當蝶腹的正是一枚翠盈盈的金蟲鞘翅。實際上,這件簪釵更準確的名字應該叫“金累絲鑲玉蟲珠石蝴蝶簪”。從古詩中的線索分析,這種工藝率先出現于中國,后傳播到周邊國家。
和朋友講述考證結果的時候,朋友告訴她,這種蟲子可供食用。歐洲的藝術家們曾收集東南亞餐館里被棄置的蟲翅,在布魯塞爾王宮鑲嵌出一幅金光燦爛的壁畫。受此啟發,她與設計師張凡合作,設計了一款銀鍍金鑲玉蟲墜飾。“把大家已經遺忘的古代工藝在當代重新用起來,這不是一件挺好的事情嗎?”最近,她們又綜合古代紋樣與現代審美,合作設計十二生肖主題的首飾。
今天,揚之水的很多研究成果都已走出書齋,被文博界廣泛采納,成為寫入展品說明和圖錄的“公共知識”。她感嘆為此付出的萬千艱辛,算是得到了最高的回報。欣喜之余,又希望一些引用能標注出處,方便觀眾循著線索,進一步探究。
時代的河道與個人的舟楫
2014年,從中國社科院文學所退休時,所里為揚之水舉辦了一場榮休座談會。時任所長劉躍進在會上發言,說她的經歷是“不可復制的”。
“我在當時并不是一個特例。”揚之水認為,這“不可復制”指的是改革開放浪潮下,那個成就她的時代:不以出身論英雄,對自學者給予充分支持,體現出“不含偏見的真正的接納,即以成果來判斷研究能力以及潛力”。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揚之水初中畢業,下鄉插隊。返城后,被分配到王府井果品店做售貨員,等學會開車,又握著方向盤運瓜果。干活之余,手不釋卷,發下的工資常“上貢”給果品店隔壁的書店,換回《宋書》《史記》《陸游集》……
后來,她去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做資料員,憑著一支筆和對讀書的熱愛,先后被光明日報出版社和《讀書》編輯部錄用。最終,邁入學術殿堂,成為中國社科院一名沒讀過大學的研究員。
這段過往,日后被人們奉為學界傳奇,以簡化的敘事反復講述,忽略了傳奇光環之下,是一條由無數具體選擇鋪就的野徑。時代是每代人共有的河道,渡河卻要靠各自一槳一槳劃。
不存在順風順水。恢復高考后,揚之水也曾走入考場,成績高出分數線五十四分,卻因年齡超過所報專業規定兩歲,未被錄取。轉過年,學校放寬限制補錄,她又已婚且有孕,去學校問詢后,一路哭著回的家。
過了很多年,她還夢到過自己考上大學,醒來后自嘲:“上大學,此生無望了!”
此路不通,繼續業余讀書,在看似被動的漂流中,為自己造槳。她參加高考同年,錢鍾書的《管錐編》問世。“他在書里提到什么書,我馬上找來看。”對于揚之水,這是她讀書做學問的“入門書”,不是入門某一學科,而是一種“讀書的眼光、方法和境界”,教會她如何把書讀活,如何放射性思考,從此“不再一本本讀書,而是一片片地讀”。
到了《讀書》編輯部,主編沈昌文派她向作家學者們組稿,意外發現“反映奇佳”“極有好評”。金克木、徐梵澄、谷林、張中行、王世襄、何兆武……老先生們個個對她青睞有加,讓沈昌文發出慨嘆:“作者和編輯的交往到如此莫逆的程度,實為我畢生所僅見。”
“因為覺得我是個讀書種子吧。”揚之水回憶,每次約稿前,她都要把對方的書盡數買來通讀,等見面交談,便能接住人家拋來的各種話題,談出其作品的妙處或疑點,被引以為知音。
“自學出身,無名師益友。聰明,有才氣。”學者金性堯曾以前輩對自己年輕時的評語,談與揚之水的共鳴:“厭凡庸,厭頭巾,厭婆子嚼舌。有審美力,感情質,無理論基礎。喜博覽,愛書如命,手不釋卷。喜收藏,近于貪婪,幾日不到書店,茫茫然如有所失。”
《讀書》十年,是揚之水在一大批杰出學人間接受熏陶和滋養的十年。她稱這是“師從眾師”。沒有名分,不拘門派,“這樣就不會有一種思維定式,視野就更開闊了”。
如今回望,揚之水總結,外界所驚嘆的她身上種種不可思議的蛻變,背后并無玄妙,“根本就兩字:讀書”。人們常稱道她聰穎多才,可她樂于認領的,從來只有“笨”和“勤”。
三十三歲那年,她在日記中寫道:“一個‘勤’字,注定了我終生只能是一個勤勤懇懇、埋頭苦干的平庸之人。”
數年后,她又在日記中嘆羨張愛玲的聰明:“只覺得她是一只鳥,不費勁地長大了,忒楞楞就撲翅射向藍天。我卻是一生變了幾變的尺蠖,只能在地上慢慢爬呀爬,爬了一輩子,也還是在地上。”
“笨,只好勤能補拙。”揚之水說。
于是,在沈昌文口中:“她的勤奮簡直令人恐懼!”在作家張中行筆下:“我,不避自吹自擂之嫌,一生沒有離開書,可是談到勤和快,與她相比,就只能甘拜下風。”在學者趙園眼里:“我和她同在一個研究機構,所見她的專注刻苦,同行中罕有其比。那是一種已近乎失傳的治學精神。”
以書為舟,以勤作槳,經一條漫長的“野生”航道把自己渡向彼岸,等待人生的關鍵一躍。這是揚之水一個人的抵達,也是一代自學者的縮影。
減法和加法
如果面前這張淺棕木色、帶著經年使用痕跡的老寫字臺有記憶,它會記得年輕時在《讀書》編輯部與揚之水共度的時光。上世紀九十年代某個尋常日子,在一眾要被淘汰的老伙計里,它以十塊錢身價被揚之水買下,隨她到棔柿樓安了家。
此后,陪她從編輯成為學者,參與她數十年不變的日常:清晨三四點起身,晚上九點安歇,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一本本著述的手稿在它壓著玻璃板的“身軀”上寫就,包括即將付梓的《名物圖解百例》。
編輯部的同一批寫字臺早已不知所終,去年春天,出版《讀書》雜志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終于說服揚之水將碩果僅存的這張舊桌捐出,作為店史的見證和特展“讀書別裁——揚之水的著述與研究”的展品。
后來,有觀眾俯身于這張“展品”前,在留言本里寫下一條條感言:“無意間瞥見這張樸而純的書桌,我不禁停步聯想,這張書桌的主人,大概也是如物一般樸而純的老人吧。”“展覽讓我看到了先生學術進路的‘過程’。原來世間的事,總逃不過‘認真’二字。”
“挺舍不得,直到捐的那天還在用它。”桌子被抬走當日,揚之水一路送它到門口,為它拍照留念。
聚散有時。她的生活依舊簡單,幾乎只有讀書、寫書、出門觀展。“也還是得吃飯洗漱、散步鍛煉什么的。”揚之水強調。問她一天花多久讀書,回答是:“不知道,反正沒事就讀。”
早在三十多年前,張中行就在文章里邊贊嘆邊調侃她對生活的減法、讀書的加法:“工資加稿酬,百分之七八十買書……其他方面盡量節省,比如辦事趕不上回家吃飯,就在路旁隨便買點什么,吃到不餓得難過就可。”“衣是我眼見的,不只陳舊,而且不合身,以鞋為最,像是總比腳長半寸。脂粉、唇膏之類當然更沒有。”
時過境遷,我們見到的揚之水,樸素無華、清爽利落,自帶一種天然的可親可愛。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為了解明代社會生活的細節,揚之水帶著對《金瓶梅詞話》中服飾問題的困惑求教文物大家王世襄,收到一串電話號碼:“給你介紹一位最好的老師。”
電話那頭,是著名文物專家、考古學家孫機。“讀孫著,并與先生一席談之后,痛感‘四十九年非’。”四十一歲的秋天,揚之水寫下這樣的感觸,預感這將是自己讀書生涯轉折的開端。
孫機的老師沈從文早年曾提出“《詩經》《楚辭》名物新證”的研究構想,可惜久無回響。這份念想經由孫機傳到揚之水手中,著成《詩經名物新證》,“我的老師和我后來都把它視作畢業論文”。
這本與學位無關的“畢業論文”,給她的治學打下最初的基石,也令她找到畢生志業——名物研究。“師曰:這個詞,今人已經很陌生了。我想,我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使這個詞為人所熟悉。”
“讀書別裁”特展上,展出了揚之水多年來的讀書筆記、觀展考察日記和研究手稿。其中很多裝在牛皮紙信封里。
這是孫機傳授的辦法:先做資料卡片,按自己設計的類別裝入不同牛皮紙信封,積累到一定數量,就加以整理做長編,再據此寫文章,刪汰枝蔓做減法。
跑博物館、觀展考察,則是受孫機影響,揚之水給自己增加的另一門必修課。隨著博物館開放力度的加大,逐漸發展成她儲備圖像實物資料的治學途徑。
“目驗而后信。”孫機生前曾自謙在這一點上做得不及揚之水:“其近著之附圖全是在博物館或展覽會上拍的照片。她的先生嫻于攝影,對她的工作既理解又支持。兩人曾一同造訪過國內外數百家博物館,在館方許可的范圍內,一位指向哪里,另一位就照到哪里,積累下無數高清晰、多角度的文物照片,為寫作提供了極大方便。”
為方便考察,揚之水早年外出觀展,只帶一個七寸見方的布包。“出去一周,外邊衣服不帶換的,現在也還是這樣。”她說,只是布包換成兩個箱子,裝兩臺相機、一臺電腦、充電器、備用電池等工具設備,和幾件內衣。
即使是出國觀展,她仍然每天凌晨起床,常以點心或方便面簡單充饑,就開始一整天連軸轉的跑場。很多文物看過一次還覺不夠,千里迢迢也要去看第二次、第三次……令后輩學者感佩其超乎常人的精力與勤奮。
一般來說,“勤奮”后面經常跟著“刻苦”。但揚之水的勤奮之后,是興味無窮。“沒覺得這樣很苦,我覺得這是挺高興的事。”她笑著說自己并非壓抑欲望來讀書看展做研究,“我沒有其他欲望。”
誠然,能“勤奮”一輩子的事,從來不單靠毅力。對于揚之水,生活的減法與讀書的加法都是一回事:做自己喜歡的事。
創造自由
初入師門時,揚之水最羨慕孫機對問題的嗅覺,“能夠很容易就發現問題,當然也就找到了題目”。這般本事,她花了五年才堪堪摸到門道。
日后,她常跟人講,從老師這里取得的“真經”就是這種“問題意識”,歸結成“八字真言”: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她的全部著述都是這八個字的注腳。研究宋代香事、茶事、花事,是因為通讀《全宋詩》,發現這類雅事構筑了兩宋的詩情意境,雅事所托之“物”卻鮮有關注。“那時還沒有‘香文化’這個詞,大家還問我研究香是不是因為信佛。”
系統研究金銀器,始于對湖南宋元窖藏金銀器中諸多器物定名的疑惑。這一領域當時相當冷門,學者齊東方剛推出國內首部唐代金銀器研究專著。“我問他還繼續往下做嗎?他說沒有這個打算,我說那我接著做。”多年后,齊東方同揚之水笑言:“金銀器熱可以說是我們倆掀起的吧?”
寫《詩歌名物百例》,因為讀詩時屢次發現箋注中的疏漏訛誤。“有問題,我不就有的寫了?”于是精選古詩中百余種出現頻率較高,而辭書及歷代箋注未曾注解、解釋有誤,或“有釋而無圖、因之仍不得其真確者”,文圖并茂,一一詮釋。
“有問題,我才有動力。”揚之水說。因為關注問題,她筆下總有新知新見,字里行間也總能讀出“解題”的歡愉。
“狂喜!”她這樣形容在文獻、實物、圖像的“三頭對案”,讓名與物重新契合的心情,“高興得不知道怎么著好!”于她而言,名物考證永遠是懸念迭起的求解之旅和快樂的勞動,“總是令人充滿激情”。
“學術非時好,文章幸自由”,揚之水常引用陸游這句詩,說這是最理想、最有滋味的治學狀態。她始終認為,做研究應當跟隨問題和興趣,反對“計劃學術”,對當下課題制的模式也抱以審慎的看法。
有一回,她報了一項老年課題,中途擔心無法按期完成,主動申請撤回。沒了壓力,反而按自己的節奏提前完成了項目,還評上了科研獎項。還有一回,課題做到半路,她興趣轉移,最后寫出一本跟課題計劃全然無關的書。
“研究本來就是思路四向伸展的過程,就像章魚為捕食伸展觸角。發現感興趣的題目,我只能說先做做看,不敢說一定能做出來,也不敢說做出來一定有多大反響,可是報課題時,必須要說這些話。”她感嘆哪能為了經費和考核,行不通還要硬做,不像樣的書還要硬出?“這對不起讀者,也對不起課題費。”
絕大多數時間,揚之水以自費治學為自己創造“文章幸自由”的空間。老伴對此無條件支持,跟她組成“精誠合作而且受法律保護的課題組”,陪她走南闖北,“超越了古今中外所有愛情故事中的男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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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之水與老伴李志仁,她戲稱這張照片為“永遠的課題組”。受訪者供圖
只是對今天的年輕學者而言,這種創造是難求的奢侈,少有人能真正置身規則和標準之外。
揚之水的“文章幸自由”,還包括反對學術八股和語言規范的僵化。
“早些年,很多大學者的文字都各有風格,一看就知道是誰的手筆,而且學術書也能夠寫得很好看。”揚之水說。老師孫機曾幾次叮囑她保持做編輯時的文筆:“你的考證功夫已經過關,但還要有情趣,而這本來是你的長項,一定不能丟掉。”
近年來,令她惋惜的是,看到一些研究者對文字毫無追求,學界和出版界也默許,甚至助長這種傾向,把作者富有個性的表述改得千篇一律,而對千人一面的套話大開綠燈。
她感到費解,還有為什么一些報刊不許使用漢語數字,非得用阿拉伯數字?為什么用電腦打字、繁體字不再有書寫困難問題的時代,年輕人不把它學起來?“不識繁體字,怎么讀那些影印的古書呢?”
帶著許多單純而執拗的疑問,她能做的,唯有埋頭繼續以自己的方式貫徹陸游的詩句,印證另一種可能。
“開一代風氣,成一家絕學。”這是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對揚之水的評價。遙想當年她剛開始做名物研究時,許多人聽到“名物”這個詞,都不知道是哪兩個字。因她幾十年如一日的實踐與呼吁,這門差點被遺忘的學科重新漸為人知。
揚之水說過很多回,她的理想是“用名物學構筑一個新的敘事系統”,打通文學、歷史、文物、考古等學科,在社會生活史的脈絡里,對“物”推源溯流。
做起來很難,但她愿為此“窮一生之力”。
她說,這是大路旁邊的一條偏僻小徑,自古以來不是主流,也沒必要成為主流,但這里有她喜歡的能夠激發創造力的東西。“路上可以稍微多幾個人,真正特別喜歡它的人,別把這當成課題,就自己慢慢做,做完了以后很高興,有發現的快樂,這就好了。”
問揚之水浸淫名物研究數十載,會不會格外感到“人為過客,物是主人”,而對人與物的關系有更深感受?
她認真作答:“物是生活中的物,而生活是永恒的。無論發生什么,人每一天都還要吃喝拉撒,這就要靠物來支撐。人與物的這種關系是永遠不變的。”
以物觀人。其實人的一生不也是一個不斷“定名與相知”的過程?就像揚之水,在對世界無止境的探尋中,與物相知,與書相知,與良師益友相知,與自己的天賦志趣相知,從而為自己人生的每個階段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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