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村輟耕錄》的史料價值、版本源流及其整理理念

《南村輟耕錄校證》，[元]陶宗儀撰，陳曉偉、王巖校證，中華書局，2026年1月版

中國古代筆記文獻自成譜系，自《西京雜記》、《世說新語》以下，至于宋元明清，蔚為大觀。此類著述往往體例不拘，內容博雜，采摭宏富，或記朝野故實，或述典章制度，或錄風土民情，或評詩文藝術，或載奇聞異事，往往于正史官書之外，別開生面，存一代之風貌，補史乘之闕遺。然其文本特性，亦為整理與研究帶來特殊挑戰：作者常輯錄群籍，匯纂舊文，間參己意，史源錯綜且多不標明出處；其書成稿之后，或藏之名山，或傳抄友朋，流播未廣，待付梨棗，已歷經多手傳寫，魯魚亥豕，歧異叢生，復經書賈刊刻，校讎精粗不一，遂形成復雜多歧之版本系統。故于今日整理此類文獻，若但執一“善本”逐字校勘，或僅據晚出“精校本”為底本，則恐難窺文本原初之面貌，易為后世校刻者之臆改所蔽，且無從揭示文本生成與流變之復雜層次。元末明初陶宗儀所撰《南村輟耕錄》三十卷，堪稱此類文獻之典范。宗儀字九成，號南村，浙江黃巖人，元末避兵亂徙居松江（今上海市）。主要事跡見于孫作《南村先生小傳》及《明史·陶宗儀傳》。其人博學工文，著述甚豐，除《輟耕錄》外，尚有《說郛》、《書史會要》、《南村詩集》等行世。以下我們簡單談談《輟耕錄》的史料價值、版本源流及重新整理《輟耕錄》時的一些思考。

一、史料價值

《輟耕錄》一書，“上兼六經百氏之旨，下極稗官小史之談”（孫作《〈南村輟耕錄〉序》），舉凡元代典制、宮廷秘聞、社會百態、書畫技藝、器物鑒賞、戲曲名目，乃至元末東南兵事，無不賅備，實為研究元代社會、政治、文化之史料淵藪，向為學林所重。據初步統計，《輟耕錄》目前可查到直接摘錄引用或同源文字的史書，多達160余種，其中尤以蒙元官方史乘和元明各類筆記小說、文集碑傳等文獻為最多。陶宗儀與活躍在元末江浙地區的文人多有交游，他們常常彼此分享著流傳至江南地區的各類典籍與歷史知識。特別是，宗儀與曾參與編纂《經世大典》的虞集等人過從甚密，這讓他在編纂《輟耕錄》時，不僅有幸并抄錄到《經世大典》《大元大一統志》等官修文獻，更可能利用到當時翰林國史院舊藏的國史列傳——《后妃功臣列傳》。這些內容頗為珍貴，在此可以略舉幾個例子：

1.本書卷二六在敘述至元三十一年（1294）御史中丞崔彧上呈《獻寶璽書》一文后，曾對傳國璽事進行了一番考辨，其中提到了“國史”，原文載：

此文乃桓所撰。

桓，字武子，兗州人。幼警悟，為人寬厚，事親篤孝，博覽群籍，尤精篆籀之學。由儒學教授仕至國子司業，卒。

闊闊朮，拓跋氏。成宗即位，近臣以其事聞，授漢中廉訪司僉事，仕至湖廣廉訪使，卒。

國史于《按扎兒傳》謂拾得乃國王速渾察之子，謂桓辯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于《桓傳》謂桓辨其文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

上述楊桓、闊闊朮、按扎兒三人，于《元史》中均有傳，且較《輟耕錄》更詳，這說明兩書必然抄撮了同一份史料，而陶宗儀稱之為“國史”。又據引文“按扎兒傳”“桓傳”可知，宗儀在編纂《輟耕錄》時見到的這份“國史”，已具備成型的列傳體例。根據學界最新研究，元代實錄是不附臣子列傳的，《后妃功臣列傳》才是元代國史列傳的主要載體，且屬《元史》列傳的核心史源（封淵《元明易代視域下的國史編纂與正史生成：以〈后妃功臣列傳〉為中心》，《文史》待刊）。故所謂“國史”，最有可能指向《后妃功臣列傳》。

2.卷二六“后德”條載：

今上皇后弘吉剌氏，名伯顏忽都，武宗宣懿惠圣皇后之侄毓德王孛羅帖木兒女，后至元二年丁丑三月立。性節儉，不妒忌，動以禮法自持。第三皇后奇氏素有寵，居興圣西宮，帝希幸東內。左右以為言，后無幾微怨望意。嘗從帝時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辭曰：“莫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往來再三，竟拒不納，帝益賢之。居坤德殿，終日端坐，未嘗妄踰戶閾。至正二十五年乙巳八月丁未崩，年四十二。

此條內容全見于《元史》卷一一四《后妃傳·伯顏忽都》條，二書均將奇氏誤作“第三皇后”，《元史》之誤已由點校本《元史》校勘記指出，并據后文奇氏本傳及《樸不花傳》改作“第二皇后”。大抵二者史源——《后妃功臣列傳》中即已錯寫作“三”。

3.卷七“還金絕交”條謂：

曹公克明鑒，號以齋，宛平人。為湖廣行省員外郎日，麻陽主簿顧淵白致書問訊，且以辰砂一包見寄，未及啟封，漫爾置篋笥中。后有憲官過訪，因論制藥，謂苦無好辰砂，公曰：“我一故人嘗以此為惠，當奉送。”及取視，乃有砂金三兩雜其內，公驚嘆曰：“淵白以我為何如人也？”時淵白已沒，呼其子歸之，其廉潔如此。官至禮部尚書，謚文穆。

此條并見于《元史》卷一八六《曹鑒傳》，相比之下，《輟耕錄》較《元史》本傳更為詳細，表明兩者雖同源，但《輟耕錄》可能更完整地保留了國史列傳的原始內容，而《元史》實則經過刪削。

翻閱《輟耕錄》，我們還能看到其記述了一批元末死于國事者的事跡，其中不乏多與《元史》列傳有雷同者，集中體現在卷十四“忠烈”條。該條記述蕭景茂、李黼、樊執敬、王伯顏、楊乘、張桓等人在至正十二年（1352）左右死于紅巾軍亂，此六人亦立于《元史·忠義傳》中，不僅事跡多合，傳目順序亦相鄰。這類忠義人物的傳記，正是元代翰林國史院日常修史制度下不斷補入《后妃功臣列傳》的內容，說明陶宗儀所見國史列傳并非靜態文本，而是持續增補的動態檔案。

此外，如卷一“大元宗室世系表”多與《元史·宗室世系表》相合，存在同源異流關系；卷七“官制資品”表亦可與《元典章·吏部一·官制一》之“資品表”及《元史·百官志》互勘。而卷二一所載“宮闕制度”條主要記載了元大都的建置，陶宗儀于此條末尾說：“（虞）集佐修《經世大典》，將作所疏宮闕制度為詳。”該條內容亦多與元人王士點《禁扁》中關于大都城內布局的內容相合，基本可確定出自《經世大典》（此最早由復旦大學宋若谷博士發現）。另如卷一七“江浙省地分”詳載江浙行省之四至八到，或許源出《經世大典·都邑》或《大元大一統志》等部分（此最早由復旦大學張昀東同學發現）。這些地理、制度類條目，與人物列傳分屬不同文獻系統，也反映出陶宗儀采擷史源的廣泛性。再比如，卷二六“瑞應泉”條載：“湖州長興州金沙泉，唐時用此水造紫筍茶進貢。泉不常出，有司具牲牢祭之，始得水，事訖即涸。宋季屢加浚治，泉迄不出。至元十五年歲戊寅，中書省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畝，遂賜名瑞應泉。”經對比，這條材料與《元史·世祖紀》載至元十五年正月下所載史事若合符契。

《輟耕錄》的性質，本就是“上兼六經百氏之旨，下極稗官小史之談，昔之所未考，今之所未聞”，陶宗儀在元末得以接觸此類官方史籍，并選擇性抄錄其中如傳國璽、瑞應泉及忠義秉節等具有故事性、奇異性或道德教化意義的內容，既體現了其個人旨趣，也為我們保留了大量《后妃功臣列傳》及已經缺失散佚的《經世大典》、《大元大一統志》等文獻的原始片段。因此，《輟耕錄》不僅在筆記小說史上有重要地位，亦為研究元代國史編纂、正史生成及元明史料傳承提供了珍貴線索。

二、版本源流

版本乃文獻整理之根基。對《輟耕錄》而言，重新審視并科學認知其版本系統，是突破既往整理范式的首要工作。具體來說，該書版本流傳之跡長期晦而不彰，學界多矚目于以明成化十年（1474）松江府督學侍御史戴珊刻本為祖本之版本系統。此系統諸本行款皆為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左右，故我們可統稱為“十行本”系統。戴珊刻本卷首有錢溥序，述刊刻始末，稱此書久以抄本流傳，“傳寫訛舛，久失其真”，后得“陜右白公大本”及“先生的本”，由戴珊主持刊刻。此本歷來被視作今存可確知年代最早之刻本，后世諸多版本皆從此出，影響深遠。明嘉靖間有玉蘭草堂本，萬歷六年（1578）有徐球重修本，明末毛晉輯入《津逮秘書》，民國十二年（1923）著名藏書家陶湘（字蘭泉）又據傅增湘藏本參校玉蘭草堂本重刻。諸本雖間有校改，然其版式、行款皆未脫戴珊刻本系統之范疇。上世紀以來之多種整理本，如中華書局1959年標點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李夢生點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王雪玲整理本等，均以此系統版本為工作底本，可視為傳統認知下之整理路徑。

然而，另有一版本系統長期隱于故紙，未獲足夠重視。近年來，隨著古籍普查之深入與版本研究之細化，該系統得以重新發現并獲深入研究，其版本譜系遂得廓清，早期文本面貌亦漸次顯現。此一新認知，不僅關乎一書之整理，亦為探討筆記文獻之流傳與整理方法，提供了寶貴個案。

十二行版本系統行款為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五字，版式風貌與十行本系統迥異。在重新整理本書的過程中，我親自目驗核查了目前國內所見的五部藏本，它們分藏于上海圖書館（沈濤舊藏本，藏書號：線善830707—18；王相舊藏本，藏書號：線善796492—507）、國家圖書館（黃裳舊藏本，善本書號：18255；鐵琴銅劍樓舊藏本，善本書號：03523）及北京大學圖書館（李盛鐸舊藏本，藏書號：LSB234）。諸藏書目錄或題“元刊”，或云“明初刻本”，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此外，近年來尚有俄羅斯國立圖書館藏滿鐵大連圖書館舊藏本于網上流出，同樣被視作“元刻本”，經過我們的目驗對勘，其當與鐵琴銅劍樓藏本屬同一刻本，印次或有不同。

圖一 上海圖書館藏沈濤舊藏十二行本書影

此系統之真實刊刻時代，因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盛鐸舊藏本所附一篇后序而得以揭曉。該序作者為林克賢，序文雖在藏本中有部分闕文及年號被剜，然幸全文收錄于明人李時漸所編《三臺文獻錄》中，題為《〈南軒輟耕錄〉后序》（卷九《〈南軒輟耕錄〉后序》，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歷五年刻本，葉29b—31a。其中“軒”為“村”之誤）。序文詳載刊刻緣起：林克賢之從兄林鶚，在明天順年間任鎮江知府時，于當地故家宦族處獲《輟耕錄》抄本一部，并親自校讎，精抄珍藏。后天順三年（1459），林鶚述職北上，示之于時任吉安知府的張瑄，后者遂摹寫一部。翌年，張瑄升任廣東右布政使，即欲將書稿付梓于廣東濂泉書院，然因“此方多事，未暇速成”。直至成化八年（1472），張瑄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時，此書方在福建最終刊刻完畢，張瑄將其中一部寄贈林克賢，克賢因撰此序，追述始末。據此可知，《南村輟耕錄》之“十二行本”系統，其初刻當在明成化八年左右，并由巡撫福建之張瑄主持刊行。此時間點較戴珊刻本（成化十年）尚早兩年。舊日藏書家如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徑稱其藏本為“元刊”（鐵琴銅劍樓藏本卷端亦書“元刊八本”），實屬誤判。書中遇元帝名諱提行空格之格式，乃明代刊刻時沿襲元末稿本舊式，非元代刻本之獨有特征，不可作為斷代鐵證。張瑄刻本之發現，將《輟耕錄》之刊刻史上溯至更早源頭，并揭示了一個獨立于十行本系統之外的早期文本流傳脈絡。

細察現存五部十二行本，其版刻風貌、文字細節并非全然一致，實可析為三個系統。A系統為上海圖書館藏沈濤舊藏本、王相舊藏本，其中又以沈濤藏本為先印，王相舊藏本為后印。B系統以國家圖書館藏黃裳舊藏本為代表，其行款雖同，然字體風格、版面布局與A系統有明顯差異，當為據張瑄刻本上版之另一刻本，可視為十二行本系統內之一獨立分支。C刻本以國家圖書館藏鐵琴銅劍樓舊藏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盛鐸舊藏本為代表（俄羅斯圖書館藏本屬此系統）。此二本實為A刻本之覆刻本。覆刻質量甚為低劣，因照貓畫虎而衍生了不少新的文字錯訛，常識性錯誤更是俯拾即是。

此一版本譜系之重構，其意義不僅在于澄清了現藏諸《輟耕錄》版本并無“元刻本”，更在于為《輟耕錄》的文本校勘提供了一個時間更早、且獨立流傳的版本系統，使其文本校理工作擁有了更為豐富和堅實的版本基礎。

圖二 十二行本版本譜系圖

在《輟耕錄》版本流變中，明嘉靖年間出現的玉蘭草堂本是一個關鍵節點，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出的整理本中，此本也因其表面文字錯訛較少，而被視作《輟耕錄》現存諸版本中最為精善者，成為整理者選取的底本。然而，經過我們諸卷勘覈文字內容后，發現玉蘭草堂刻本實為十二行本與十行本兩大系統首次匯流的產物，具體而言，即以十二行本為底本，同時參校戴珊本重新校勘后刊刻而成。其版式雖仍為十行，然其文本內容卻與十二行本關系更近。在通校十二行本與戴珊刻本后，可見玉蘭草堂本的校勘者每遇難通之處，輒據戴刻本改動，甚至無據臆改。經此混合校勘，此本已去《輟耕錄》原書面貌及史源愈遠，且新增誤校、錯校、漏抄、錯抄等問題不計其數，此本對在其后出的諸種《輟耕錄》版本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中，萬歷六年徐球本即以此本為底本，明末毛晉又據徐球本為底本刊印。1923年陶湘重刻此書時，亦參校了此本。將玉蘭草堂本作為整理底本，雖可借其已校之功，但也會繼承其混合與臆改帶來的問題，并且模糊了不同版本系統的源流界限。

可以說，在古籍整理中選擇底本，不能僅看其表面訛字多寡，必須首先厘清其在版本譜系中的位置。一個經過后人大量校改、融合了多個系統異文的晚出“精”校本，其“精”可能掩蓋了它對原始文本狀態的偏離及本書的版本源流。

圖三 十行本版本譜系圖

三、整理理念

版本關系的明晰，為接下來的校勘與整理確立了新的坐標。對于版本脈絡略顯復雜、文字傳抄多歧的《輟耕錄》而言，若其整理工作停留在不同版本間的異文對校，雖可糾正部分文字的訛、脫、衍、倒等問題，卻難以判斷何種異文更近作者本意或史料來源原貌。因此，倘隨意選取十行本或十二行本中某一看似“精善”的版本作為校勘底本，則上述根本問題仍可能被遮蔽。幸而陶宗儀編纂《輟耕錄》，以大量采擷前代及當代文獻為主，或直錄，或節略，或綜合，書中許多條目可在《說郛》（同為陶氏所編）或如《山居新語》、《國朝文類》、《東園客談》等其他宋元筆記、文集、史乘中找到同源文本或直接來源。因此，我們整理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即是考辨條目史源，并以此作為校勘的重要依據，換句話說，辨析《輟耕錄》各條史文之史源，是判斷版本文字優劣、乃至內容正誤的更高標準。經過我們逐一考證史源，并逐字逐句詳勘諸本異同后，發現十二行本不僅文字錯訛較十行本更少，且更接近于史源面貌。試舉三例：

1. 本書卷三“正統辨”條并見于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簡稱《貝瓊集》）卷二《鐵崖先生傳》。今《貝瓊集》有《四部叢刊》影印洪武刻本，取其與十二行本、戴珊刻本對讀，可見戴珊刻本訛誤較多：例如，“春秋之首例未聞，綱目之大節不舉”一句中，戴珊刻本將“綱目”誤作“編目”；“或問朱氏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一句，戴珊刻本脫“述”字；“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唐”句，后一“唐”字戴珊刻本誤作“漢”；另，戴珊刻本又脫“于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十六字；

2.本書卷十七“古銅器”條，其中一段內容稱“趙希鵠《洞天清祿集·古鐘鼎彝器辨》曰”，即引自趙希鵠的《洞天清祿集》。今《說郛》所載《洞天清祿集》與《輟耕錄》文字高度雷同，故宗儀當分別裁剪抄撮此書來編纂《輟耕錄》與《說郛》。其中如“尚帶土氣”、“惟流傳人間”等，十二行本與《說郛》全同，而戴珊刻本作“尚帶腥氣”、“惟流傳世間”，故知沈藏本文字更近史源；

3.卷十七“穿耳”條，抄自呂希哲《雜記》（見《永樂大典》卷一九六三六“屋”字韻“沐”字目“膏沐”條），其中“則穿耳自古亦有之矣”，十行本無“則穿耳”三字，而十二行本與《雜記》同。

史源考辨更有助于我們判斷文本正誤。不妨再以本書卷十七“古銅器”條舉例說之，十二行本該條載：

識文、款紋亦不同。識，乃篆字，以紀功，所謂“銘書鐘鼎”。夏用鳥跡篆，商則蟲魚，周以蟲魚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篆隸書，三國隸書，晉宋以來用楷書，唐□用楷隸。

其中，“唐□用楷隸”一句，即“唐”字下為一空格，而戴珊刻本作“唐秦用楷隸”，此斷不可能通，而玉蘭草堂本刪掉空格與“秦”字，僅作“唐用楷隸”，而王雪玲整理本因以玉蘭草堂本為底本，同作“唐用楷隸”（《南村輟耕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347頁）。實際上，此條史源為前述《洞天清祿集》，查《說郛》所引，作“唐兼用楷隸”，將“兼”字放入闕字出，文義曉暢，戴珊本似因“兼”“秦”形近而誤，玉蘭草堂本之改則屬無據臆測。

以上所述，并非意在否定戴珊刻本的價值。該本中亦不乏更貼合史源之處，甚至部分文字可作為與十二行本并存的平行文本，在我們的整理本中予以保留。究其原因，《輟耕錄》中保存了不少現已難以溯源的獨家記述。在面對這類文本時，十二行本與十行本所呈現出的系統性文字差異，正反映出本書在流傳過程中，不同刻本系統內部發生的文本衍變。如卷二五“院本名目”條，書中羅列金元院本名目700余種，是戲曲史的寶貴資料。十二行本與十行本在此處存在大量異文（如“窄布衫”還是“脫布衫”等）。在缺乏更早的直接史源的情況下，較為審慎的做法，是將兩個系統的異文在校記中悉數列出，提供完整的文本差異信息，既保留進一步探討的空間，也為后續研究提供一些便利。

總之，《輟耕錄》的校勘，是版本校、他校（利用史源文獻）、理校相結合的一次古籍整理實踐。其目標不僅是為學界提供一個更便于使用的整理本，更是通過校勘與史源考辨揭示文本生成的層次與過程，評估不同版本異文的可信度，從而為歷史研究提供更堅實、更清晰的文獻基礎。

基于以上對《輟耕錄》版本與文本特性的分析，其理想之整理工作，或應遵循以下理念與方法：

1.底本選擇：回歸早期獨立且更貼合史源的版本系統。鑒于十二行本系統（尤以A系統沈濤舊藏本為代表）刊刻時間最早，文本相對更近史源且文字錯訛較戴珊刻本更少，且自成流傳體系，我們最終決定以上海圖書館藏沈濤舊藏十二行本為底本進行整理。凡底本闕葉者，則以上海圖書館藏王相舊藏本配補。通校本有三：國家圖書館藏黃裳舊藏本及鐵琴銅劍樓舊藏本，其中后者如遇闕葉，則以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盛鐸舊藏本補校；十行本系統則選取臺灣省圖書館藏明成化十年戴珊刻本（藏書號：310.2108360）為通校本，如遇闕葉，則以上海圖書館藏戴珊刻本（藏書號：線善793456—63）補校。此外，凡遇底本及通校本有明顯錯誤之處，還適當參考國家圖書館藏玉蘭草堂刻本（善本書號：04931）的校勘成果出校。

2.異文處理：區分性質，審慎判斷。在我們的《〈南村輟耕錄〉校證》一書中，清晰區分屬于傳抄刊刻產生的文字訛誤，與可能源于不同史料來源或作者不同記述傾向的內容差異。對于前者，可在有確據時予以校正；對于后者，尤其是獨家記載或諸本并存的異文，整理者宜持謹慎態度，主要工作在于客觀呈現差異，而非強行統一。

3.整理方式：版本對校與史源他校并重。古籍整理中存在兩種不同的校勘理念，一種是追求惟一正確文本的是非式校勘，另一種則是尊重文獻生命歷程的源流式校勘。根據我們對《輟耕錄》版本問題的理解與研究來看，此書之整理，理應踐行后一理念。當然，理想的校勘記不應僅是羅列諸本異同，更應積極利用可考之史源文獻（如《說郛》、相關宋元筆記、文集等）進行他校，以判斷異文優劣，考辨內容淵源。對于重要異文，尤其是涉及名物、制度、史實者，應力求追溯源頭，說明致誤或產生差異的可能原因。對此，我們的《〈南村輟耕錄〉校證》以“校記”“考證”形式加以區分：“校記”列出版本差異及厘正字訛，而凡屬箋注內容，則標明“考證”，以核查史源為主，對于直接抄錄還是相似記載的同源文本，均予以指出，在此基礎上，編撰一份《〈南村輟耕錄〉史源檢索表》附于書末，以便讀者查閱。在此重申我們整理本的最終目標，即不應僅是出版一個“干凈”的排印本，而是通過精細的校勘與考注，盡可能地呈現《輟耕錄》文本編纂、層次復雜性與版本刊刻、流傳的多變性，使讀者在閱讀時能洞察其史料來源，評估其記載的可信度，從而更有效地將其運用于歷史研究。

4.整理方法的反思。如何以版本系統之精細辨析為基礎，綜合運用版本對校、史源追溯、文本內證等多種方法，以達成在重新點校該書的同時，既恢復文本相對原貌，又揭示其史料構成層次之雙重目標，是我們整理《輟耕錄》時反復思考的問題。今日整理《輟耕錄》這樣的典籍，條件較前賢已有巨大改善：更多版本公藏可目驗，檢索手段日益便捷，學術積累愈發深厚。這既意味著我們有可能做得更精細、更深入，也意味著古籍整理之責任更重。以《輟耕錄》為個案，可為同類文獻之整理實踐，提供一種更具方法論自覺的思考路徑：對于大量類似的宋元明筆記文獻，其整理是否也應超越單一“點校”模式，而致力于構建一種能反映其文本生成與流傳脈絡的整理范式？即在提供可靠閱讀文本的同時，通過版本譜系的梳理、史料來源的考索、異文性質的分析，為研究者深入利用這些寶貴史料，構建起更為堅實、明晰的文獻橋梁。這或許是當代古籍整理者，在面對那些承載著豐富歷史信息的筆記文獻時，所應追求的共同學術目標。

自2019年在陳曉偉老師的指導下初識《輟耕錄》，至今倏忽已八載。其間我從本科三年級步入博士階段，輾轉求學于南北。初次接觸本書時，我是一個對文獻學與版本目錄學一無所知的門外漢，故在版本調查與底本擇定上，只能采用最樸素的方式——逐字通校當時能獲見的所有藏本，然后以此分型分式。直至在復旦大學修讀石祥老師的課程后，才首次系統學習到版本目錄研究的科學方法，這為日后進一步辨析版本源流問題奠定了重要基礎。在滬求學期間，終于有機會親赴上海圖書館查閱兩部十二行本。由于底本尚未電子化，通校全憑館內原件，即便已數字化的王相藏本，彼時亦不被允許在閱覽室的電腦前拍攝。江南多陰雨，每逢天氣不佳便無法提書，故冬日是我前往上圖最勤的時節。兩段經歷至今仍清晰如昨：一是2021年的12月31日，午后善本室內只余值守的兩位館員，她們不時輕聲提醒“還不回去跨年嗎”，我則只顧趕在閉館前校完最后一卷，終于在舊年將盡時第一次完成了首次全本通校；二是2023年5月一個沉陰欲雨的清晨，我懷著或許提書失敗的心情，最后一次乘地鐵赴上圖核校底本，那時碩士生涯將近尾聲，《輟耕錄》校證初稿也已成形。當我輕輕合上那兩函相伴三載的古籍，將其歸還借書臺的瞬間，心中仿佛有長風拂過，一時空明，亦有不舍。

在版本調查與研究中，先后蒙南開大學王曉欣、馬曉林、龐乃明，浙江師范大學樓一格，復旦大學黃敬斌、張佳、石祥、張良、岳思彤，北京大學張帆、李新峰、苗潤博、洪景濤等師友襄助，時為復旦大學在讀學生的張敬奎、張雨絲、封淵、胡康等二十五位同學先后參與初步整理，在此謹致謝忱。同時期待學界同仁對小書的批評與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