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學術生涯是一場賭博”

“學術生涯是一場賭博”，這是馬克斯·韋伯在《以學術為志業》拋出的論斷，相信學習社會學的朋友都有所了解。韋伯是這樣寫的：

“因此，學術生涯乃是一場瘋狂的冒險。當年輕學者要我對他們進大學教書做些建議時，我幾乎沒辦法負起鼓勵之責。如果他是猶太人，我們自然可以說：“放棄一切希望。”但是對其他的人，無論基于感情或良心，我們都必須問這樣一個問題：你真的相信，你能夠年復一年看著平庸之輩一個接一個爬到你的前面，而既不怨懟亦無創痛嗎？自然，我們得到的回答總是：“當然，我活著只是為了我的‘志業’。”然而，我發現只有少數人能夠忍受這種情形，而不覺得這對他們的內在生命是一種傷害。”

簡單來講，韋伯觀察到，當時德國學術職位競爭異常激烈，且常常受到官僚體制和經濟結構的制約，學者必須忍受低收入、高工作量和職業不安全感帶來的壓力

。學術生涯的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個人能否“蒙上雙眼”進行科學探索，還是被周圍的功利誘惑所左右。這一過程充滿了不可控的偶然性，如同賭博一般。

韋伯發表《以學術為志業》的年代至今已經有一百多年了，在如今的中國，我們又可以

我之前接觸的學術圈的許多想要“走學術道路”的青年朋友，總體來講，我覺得主要包括但不限于這三種觀念：第一種是受韋伯精神感召，要“以學術為志業”，甘做十年冷板凳，做出一些永遠流傳的學術經典。第二種是儒家士大夫“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式的理想，懷有“高尚的道德品質”，做學術是為了國家和社會做貢獻。當然，這種貢獻或者改變是自上而下的，也就是說要接近權力中心，為當局建言獻策或者自己當官入仕。第三種則是覺得高學歷很牛逼，在中國這個階序社會，自己是名校高學歷能高人一等，教授的社會地位很高，自己想要這一個職位。

不過不論出于哪一種動機而走上學術道路，其讀博的目的都有一個共同點：順利博士畢業，憑借博士學歷這一最高文憑以找到一個好工作，比如高校的教職、某地的研究員，再或者通過選調或者人才引進成為官員等。

在去年碩士畢業前，我在某地某高校的公眾號看到了延畢博士生這樣的呼聲，讓我“幼小的心靈”受到了震撼（沒寫是哪個具體學校，如果知道的也請不要透露）：

事情緣由的大概是這樣的，某學校在這之前，該學校其實對宿舍管理不是很嚴格，所以延畢博士生還是可以住原來的宿舍。25年畢業季，由于大學擴招、宿舍緊張，所以規定不再給延畢博士提供宿舍。但這個學校位于的B市房租價格很高，延畢博士如果要寫論文待在B市，光是房租就算一筆很大的開銷。他作為一位（自稱為）“貧窮“的博士生，可能因為各種原因不得不延畢（讀到了博士，相信大家都想要準時畢業、不想延畢的吧），個人的科研壓力很大，但自身沒有什么積蓄，延畢又讓他失去了收入（博士補貼），又增加了開銷，又要面臨更多的壓力，所以才在公眾號上投稿，呼吁校方給延畢博士生提供宿舍。

我國社會科學學術界在近50年的發展與西方有很大的不同，我國社科學術界的發展經歷了一個斷裂—重建的過程。在重建時期，各個大學百廢待興，急需一批碩博擔任高校教師。在上一個“知識短缺”年代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可能讀完本科就能留校工作，讀完碩士就能在高校獲得一個教職。沒錯，社會學重建時期的南開班就是這樣。考到好學校碩博，順利畢業，就能拿到終身教職，這可謂真的是“知識改變命運”了。而這一代人通過教育取得了階層躍升，同樣影響了整個社會，包括我們這些后輩的觀念——或許只要做題上了一個好學校，讀書讀出來，那就有一個好工作自動等著我了。

但在近些年來，一方面是博士大量擴招，學術界人才供大于求。而另一方面則是各個高校、學術機構的考核愈發嚴格，“非升即走”成為了常態。現在許多崗位就連新入職教師的安家費也沒有了。而就算是學術入仕的道路，也不一定有那么順利，以前博士生走人才引進能當副縣長，現在再去，就沒有那么豐厚的條件了。

這也意味著，過去從讀研讀博再到獲得教職的這一系列穩定的生命歷程，目前已經不再穩定，這條路充滿了風險：讀完研究生不一定能申請上博士，讀博不一定能畢業，讀博畢業了不一定能順利找到教職，找到教職不一定能在各種考核中存活下來，不被“斬殺”。

“賭博”不僅意味著回報的巨大的不確定性，也意味著自己在這場游戲中可能付出一定的代價。在國內賭博屬于違法，可能絕大多數人對此沒有印象，但我或許可以用打德州撲克的例子來促進理解。讓我來用最簡單的方式介紹一下規則。

德州撲克用 52 張無大小王的紙牌，2 到 10 人就能玩，開局會有兩人先下強制底注。每人手握兩張只有自己能看的底牌，桌面會陸續亮出五張大家共享的公共牌，玩家要湊出五張牌組成最大牌型，下注時可以棄牌、跟注、加注，還能直接梭哈（把籌碼全押上），最后沒棄牌的人比牌，牌型好的就能贏走所有籌碼。

假設人生是一場德州撲克牌局，那么我們的時間就是籌碼，而青年時期的時間價值最高。同樣是一年時間，一個人年輕的時間要比他中年或老年時期的一年要珍貴得多。為什么會這樣說？

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復利效應需要靠時間來積累，年輕時的1萬塊錢可能等于中年時的好幾萬。拿幾乎無風險的國債利率而言，目前10年期國債利率1.85%，要是我們購買1萬元的國債，將每期兌現的利息復投（假設利率不變），那么10年后這1萬元將會變成1.2萬元。這樣看起來不多對不對？那我們以有一定波動的上證紅利指數6%的股息率而言，假設股票價格不波動，不斷分紅復投，10年后將變成1.79萬元，20年后變成3.21萬元。

在“復利思維”下，如果我們能在年輕時努力工作、消費節約、不斷積累資產并形成復利效應，那我們便能在中老年依靠財產性收入就過上一個不錯的生活。

但你可能會說，我并不是一個清教徒，也不想實踐什么資本主義價值觀，我注重享受人生。賺了錢我是要去消費、去享樂的，當然，這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生命歷程理論有一個假設是“時機”，同樣的事件在不同生命階段發生，其影響力大相徑庭。不論是戀愛、出去旅游抑或是進行其他的體驗或者探索，這些事在年輕時去做，體驗總是要比年老時去做要好多了

而如果什么都不做，多休息，保持一個好心態和好身體，也是一個好的選擇。

現在國內普遍對高校教職有年齡限制，這樣有關入職年齡的不合理制度也促使青年學子急于在青年時期就無縫銜接、一路碩博，盡快發表頂刊作為代表作，摘下學術之樹上一顆閃亮的果實。但這也就意味著，我們要用最珍貴的籌碼——時間，用年輕時最寶貴的六到八年時光讀研讀博并畢業，換取學術圈的入場券。但換取了入場券，遠遠不能一勞永逸坐穩一個高校編制的位置。但換個角度想想，年輕時的這六到八年時間，要是我們去工作，用工作的收入再投資，或許我們已經能積累一筆不小的財產，財產生息或者股息的收入或許就足夠生活費了；要是我們多去享樂、體驗，或許我們在青年時期已經積累了很多的見識或者很有趣的經歷。但年輕時就梭哈學術，卻很可能竹籃打水一場空。搞投資的人都知道，雞蛋不能放在一個籃子里，但把所有時間精力“梭哈學術”的事情，卻好像是很常見。

我們傳統的所謂“要做十年冷板凳”的治學方式，就想要我們把籌碼全部押注在“學術”這條道路上一把子梭哈了，不留其他的出路。如果我們的學術資本不能順利越過這個“卡夫丁峽谷”，轉換成一個學術界內的穩定工作，可能就算是失敗了。但梭哈失敗的結果可能也很慘烈：就算一路順利讀到博士，畢業時28到29歲，在當下的就業年齡歧視下沒有其他業界的技能、很難找工作，也沒有資產積蓄，更有可能因為科研壓力、急著寫論文，也沒有好好享受過青年美好時光。這就讓我想到前文提到的那個延畢博士的呼聲，當然這里我不是在審視或者嘲諷他人當下的情況，我們的社會本就對年齡不寬容，又給一紙文憑賦予了極高了文化意義和價值，金榜題名對每個人的誘惑始終很大。

我們的人文社科不像理工科，很難稱得上是有成熟的“業界”，而人文社科研究要運行起來，必須需要經費，而這些經費基本上來自于政府。也就是說，人文社科仰仗于政府的財政撥款。人文社科看上去是一個封閉小圈子，但實際上卻沒有自力更生的能力，院系的存活要仰人鼻息，獲得收入要由“外行”來評價。而如今各地普遍陷入了財政緊張的境地，人文社科之后可能也得找到自力更生的方法。

之前網上看到一些討論，說早年的西方社會科學研究者要么繼承了高額的遺產，要么之前的產業經營很成功，要么有富裕的支持者，所以社會科學是有錢人閑著才研究的。當時我對這個觀點還是不屑一顧的，但后面我想可能確實是這樣，錢確實很重要，沒有經濟的獨立或者積蓄，梭哈學術的風險是巨大的。

在這幾年因為學習和工作的原因，我認識了許多因投機而“一夜暴富”而“精神空虛”的年輕人和許多經濟上窘迫的文科博士生。突然暴富的年輕人坐在金山上，終日無所事事，思考怎么浪費時間和人生；而經濟上窘迫的博士生，二十七八歲還擠在三人間宿舍睡窄床，想出門旅游一趟可能都得扣扣嗖嗖思考很久，還有甚者，為了兩三千塊的補助而煞費苦心爭破頭擠破頭。有時候我會想，要是能讓這些富哥富姐們對社會科學感興趣，能投資一筆錢給這些博士生，或者成立一些研究基金該多好！

重新理解“學術生涯是一場賭博”，我或許可以這樣說，參加學術對我們的人生是一場賭博，我們要善于運用手中的籌碼，讓這些籌碼發揮更多的價值，在牌桌上取得更多的獎品（經濟資本的積累、學術聲望、人生體驗等等）。在未來學歷和文憑可能只是文憑本身，并不能保證一個人在學術圈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