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不哥：我才是正統；忽必烈：閉嘴吧，你們一直在靠我們供養

公元前49年，盧比孔河邊，凱撒在做最后的思想斗爭，站在他身后的是羅馬最精銳的野戰軍團，他們在等待著統帥的命令，進攻自己祖國的命令。

按照羅馬法，領兵在外的將軍一旦帶領軍隊跨過盧比孔河就將被視為叛國，關于是否要過河的問題，凱撒必須慎重考慮。

在那短暫的猶豫中，凱撒的腦海里應該會飛速閃過很多畫面：公民制度、元老院、羅馬法；兩極分化、軍事改革、內戰……

捋清一切的邏輯后，凱撒毫不猶豫地下達了命令：渡河。

供養者

今日，我們開啟上帝視角知道了凱撒下令渡河后發生的事，凱撒在戰斗中擊敗了元老院支持的龐培，而后面對手上有軍隊的凱撒，元老院不但沒有辦法把他定義為“叛國者”，還在凱撒的強迫下不得不授予對方終身獨裁官的身份。

如果時間倒回一百年，對待凱撒這樣的將軍，元老院只需一紙調令就能解決其兵權，而如今，自以為高高在上的元老院卻成為了凱撒可以隨意拿捏的傀儡，是什么導致了這樣翻天覆地的變化？要知道，即便在凱撒生活的那個年代，元老院仍是羅馬共和國名義上的最高權力機構。

造成元老院權力跌落和軍頭崛起的因素有兩個：

第一是自耕農經濟瓦解后，羅馬不斷對外征服而形成的行省供養羅馬的經濟模式。

第二則是公民兵制度解體后，職業軍人的出現和羅馬軍團的常年對外征戰。

而這兩者又互為因果。

最初，羅馬共和國的兵源來自于國內的自耕農，他們戰時為兵平時為民，將軍和士兵都是臨時的，為他們提供后勤保障的是元老院領導下的羅馬官僚系統，這樣的模式下軍頭根本不可能做大，因為將軍和他們麾下的軍隊都是由國家供養的，元老院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自然可以解除將軍的職務。

而隨著被征服地區的增多和自耕農群體的大規模破產，羅馬共和國不得不修改兵役規則，讓沒有土地的羅馬公民成為職業軍人，而這支由職業軍人組成的羅馬軍團是各行省居民愿意乖乖把稅上繳給羅馬人的根本保障，于是，軍隊與國家之間的關系變了。

新的經濟模式下，是羅馬軍隊保證了各行省繼續供養羅馬，軍隊成了供養者，而元老院貴族們是被供養者。

一旦關系發展到這一步，供養者就會有強烈的殺掉被供養者自立的欲望，更對于被供養者來說，極為尷尬的一點是他們雖然名義上仍高高在上，但是此時的他們已經沒有任何組織被供養者自立的能力。

公元1259年，釣魚城下，蒙古帝國第四任大汗蒙哥死于宋軍的投石機下，這個大殺四方的強悍帝國內部即將迎來一場驚天巨變，而這場巨變的本質又是一個供養者與被供養者之間關系的古老問題。

幼子守灶

在展開忽必烈與阿里不哥汗位之爭的故事前，有必要介紹一下蒙古帝國的兩個傳統或者說制度：

一個是忽里勒臺大會，一個則是幼子守灶。

蒙古帝國是由一個個草原游牧部落組成的，忽里勒臺制度便是為適應蒙古人部落聯盟政治模式而設立的。

按照蒙古人的傳統，大汗之位要在忽里勒臺大會上由各部落首領推舉而出，也就是說名義上，在汗位產生這個問題上，忽里勒臺大會是“最高權力機構”。

但這套制度在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后就遇到了問題，由于成吉思汗地位超然，他的遺命是否高于忽里勒臺大會的決定，這個問題沒有辦法回答。

好在第一次汗位交接有驚無險，成吉思汗欽定的繼承人是三子窩闊臺，而忽里勒臺大會的推舉結果也是窩闊臺任新大汗。

你以為這樣一來窩闊臺就“穩”了嗎？并沒有，因為蒙古人的另一個傳統此時又出來“搗亂”了。

蒙古人有一個傳統叫“幼子守灶”，即最小的兒子繼承父親的祖業，而其他兒子則要去開拓新的領土。

成吉思汗在選定窩闊臺為繼承人的同時，卻把自己手上最重要的資源：10萬蒙古鐵騎交到小兒子托雷手中。

剛剛繼承汗位的窩闊臺雖然名義上是大汗，但他手上只有3萬多兵馬，那么他與弟弟托雷，到底誰才是真正的蒙古之主？

手上有優勢兵力的托雷讓賢于劣勢兵力的窩闊臺某種程度上講是一個意外，而窩闊臺與托雷之間那若隱若現的矛盾直到托雷不明不白地死去才算告一段落。

但窩闊臺系的第三任大汗貴由的離世后，汗位之爭再起，最終在確定大汗人選的忽里勒臺大會上，擁有強大兵力的拔都力挺托雷系的蒙哥，幫助其登上汗位。

成吉思汗曾說過：只要窩闊臺的后人中還有一個人，就比其他人擁有更高的汗位繼承權。

但在拔都等人的運作下，成吉思汗的命令失效了。

由此可見，忽里勒臺大會，奉行的依舊是叢林法則，誰拳頭大，誰的話語權就大。

好，如今蒙哥意外身死，按照慣例，新大汗要在忽里勒臺大會上產生，汗位繼承人基本鎖定在兩個人身上：忽必烈和阿里不哥。

按照一般的劇本，兩人都來到忽里勒臺大會上，看誰的支持者多便可決出汗位繼承人，但此時的情況又變得復雜了。

特殊地區

嚴格意義上講，自成吉思汗后，蒙古帝國內部每次汗位交接都不算太平，成吉思汗死后窩闊臺與托雷的汗位之爭；窩闊臺死后皇后馬乃真稱制；貴由汗死后的海迷失后專權以及蒙哥汗上位后對海迷失一系的大清洗。

但盡管權力交接不順利，前幾次汗位交接造成的權力動蕩只局限于高層之間的斗法，如阿里不哥與忽必烈這樣分成兩個涇渭分明的派系并進行大規模火并的，在蒙古帝國建立以來應該是頭一次。

蒙古帝國的權力交接一直有一個潛規則，獲得更多蒙古貴族，也可以說部落首領支持者可以當大汗，這樣的潛規則為何會一直存在，是因為初期的蒙古帝國模式單一，盡管蒙古帝國征服了大量土地，但它仍是一個大的部落聯盟。

蒙古帝國在前期的征伐基本保持著：劫掠、屠城、投降者留下交稅的簡單粗暴模式。

這里需要說一下蒙古帝國征服地區那些投降者的地位，在蒙古帝國統治者眼里，這些投降者的唯一作用就是在當地收稅而后把稅交到蒙古帝國手中，他們只是蒙古帝國在當地的代理人，說的難聽點就是狗，這些人是不可能接觸到權力的，至于他們想擁有軍隊，更是天方夜譚。

在這樣的模式下，盡管蒙古帝國征服了大量地區，但是這些被征服地區的作用僅僅是蒙古帝國的一個個“血包”，他們并沒有改變蒙古帝國部落聯盟的組織形式。

只要蒙古帝國的組織形式依舊是部落聯盟，誰能在忽里勒臺大會上贏得更多蒙古貴族的支持誰就能當大汗這樣的規矩就不會變。

但是隨著一塊特殊地區的加入，蒙古帝國那種部落聯盟的組織形式開始出現了松動，這種松動帶來的不平衡終于在蒙哥死后帶來了蒙古帝國政壇上的海嘯。

漢地

蒙古帝國第一次伐金時，對金國控制下的華北地區采取的同樣是其一貫奉行的焦土戰術，攻入一城后屠城、劫掠，而后拂袖而去。

但這一切在木華黎南征時開始發生變化。

當時，華北平原一度被蒙古軍隊蹂躪的赤地千里，但蒙古帝國的只攻不占，和金國在當地統治的名存實亡，共同導致當地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權力真空地帶。

華北平原歷來有一個傳統，每當天下大亂，當地人會自發聚族自保，從而形成一個個軍閥或者說土皇帝。

在蒙古軍隊撤走，金國統治者又沒有能力恢復統治的背景下，華北大地上的權力真空迅速被漢人豪強占據，他們手上有人有兵，且在同族關系的紐帶下，這些人非常團結，往往會在當地實力派的帶領下與任何外來者拼個魚死網破。

木華黎再次率軍南下時，如果還是采用以前的殺人、劫掠的戰術，則勢必造成這些漢人軍閥的拼死抵抗，單個漢人軍閥或許不是蒙古鐵騎的對手，但是那么多漢人建立的軍事要塞如果讓蒙古軍隊一個一個啃，就木華黎那點兵力全仍在華北大地也不夠。

更尷尬的是，木華黎南征后不久，成吉思汗的西征也開始了，木華黎不得不分一部分兵去支援成吉思汗的西征，這對于本來兵力就捉襟見肘的木華黎來說更是雪上加霜。

這樣的客觀條件注定了木華黎不能再走以前的老路了，于是他對當地割據的漢人軍閥采取拉攏戰略，只要這些漢人軍閥給蒙古帝國交稅，木華黎就承認其在當地土皇帝的地位。

華北大地是東亞最重要的農耕區，在工業革命到來之前，農耕區的產出要高于其他經濟模式地區的產出是一個誰人都無法改變的事實。

在丞相耶律楚材稅制改革后，華北平原逐漸成為了蒙古帝國最重要的稅源，換句話說，華北平原上的人是蒙古帝國最重要的“供養者”。

蒙古帝國做大就大幅從被征服地區吸血，這本身沒什么問題，畢竟被征服地區只是蒙古帝國的一個個“血包”嘛，這些已經被解除武裝的地區無法威脅到兵強馬壯的蒙古帝國的統治。

但華北平原的情況卻要特殊得多，因為隨著對漢地經營的加深，蒙古人們驚訝地發現，這塊“寶地”不僅僅能提供錢糧，還能提供重要的兵源。

如果僅僅是華北平原為蒙古帝國提供兵源倒也還好說，問題是蒙古帝國的統治者在漢地編戶齊民那一套做的還比較差，所以他們通常直接從漢人世侯手中調兵，也就是說這些兵原本是有組織的，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只是“加盟者”。

華北平原上的漢人，作為蒙古帝國最大的供養者，他們不但為蒙古帝國提供著錢糧，還提供著兵源，更可怕的是，他們自身可以成為一個獨立的系統，這個系統里，財政權、人事權甚至軍事權都處于一種半獨立的狀態，這種的權力模式足以讓任何一個政治敏感性稍強一點的人后背發涼了。

錯位

從漢人世侯成為蒙古帝國最大的一群供養者，而且還是擁有暴力的供養者的那一刻開始，他們的訴求就注定不能再被忽視，他們會選出自己的代理人。

這個代理人就是熟悉儒學的忽必烈。

忽必烈以漢法治漢地，讓華北大地上的漢人大悅，忽必烈保障漢人世侯們的利益也換來了這一群體死心塌地的追隨。

憑借這兩點，忽必烈在事實上已經掌握了蒙古帝國國內最大的稅源和兵源，按照常理，蒙哥死后，即便他趕回和林參加忽里勒臺大會，在歷來奉行憑拳頭說話的蒙古帝國內部，也會被推舉為新大汗，但事實并非如此，因為此時的蒙古帝國內部存在著一個明顯的權力錯位。

一些蒙古帝國的王公貴族們，可能硬實力并不如何強大，但是因為身份顯赫，他們有權力參加忽里勒臺大會去推舉新大汗。

而華北平原上的漢人世侯們，盡管實力強悍，但是由于不是蒙古人，也無權參加忽里勒臺大會推選新大汗。

忽必烈在漢地以漢法治理漢人，雖然在客觀上為蒙古帝國帶來了更多的稅收和兵源，有些蒙古王公貴族們還是靠著忽必烈治下的漢人上繳的稅負供養的，但是他們并不感謝忽必烈，在他們眼里，忽必烈重用漢人，已經不能算是純粹的蒙古人了，相比之下，沒有深度經略漢地的阿里不哥反而是更“純粹”的蒙古人。

于是大蒙古國內部逐漸形成了兩個派系，一派是以阿里不哥為首的“純粹”蒙古派，他們視漢化為洪水猛獸，對于忽必烈重用漢人，以漢法治漢地的做法非常不滿，他們硬實力弱，卻有投票權。

另一派則是以忽必烈為首的，深度利用華北平原上漢人群體的“漢化派”，他們以華北平原豐富的物資資源為依托，擁有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他們硬實力強，但是大多沒有投票權。

正統

按照傳統，在和林的忽里勒臺大會上被推舉出的領袖才是蒙古帝國的真正大汗，但在當時那種權力錯配的背景下，如果忽必烈前往和林參加忽里勒臺大會則他必輸，而如果他憑借手上的力量用武力去拼上一拼則很可能會贏。

所有的聰明人在做選擇時都會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路徑，所以忽必烈這樣成熟的政治家更加不可能趕回和林參加忽里勒臺大會。

但深度學習漢文化的忽必烈深知爭奪正統性的重要性，盡管他在事實上是想通過手中的硬實力去破壞規矩硬奪汗位，但是他也要把這一切做的看起來名正言順。

蒙哥汗的死訊傳來后，忽必烈帶領南征的將士緩緩北歸，而當他得知弟弟阿里不哥準備在和林召開忽里勒臺大會時，忽必烈立刻先下手為強，在他控制的開平地區舉辦忽里勒臺大會，這種在自己地盤舉辦，參與者全部是自己親信的山寨版忽里勒臺大會當然會選出忽必烈為大汗。

但山寨歸山寨，草臺班子歸草臺班子，忽必烈名義上是經過忽里勒臺大會同意才登上汗位的，忽必烈的這次不按套路出牌徹底打了弟弟阿里不哥一個措手不及，他只得匆忙在和林召開忽里勒臺大會，并被推舉為大汗。

從舉辦地點和參會人員兩個方面看，無疑是阿里不哥的那次忽里勒臺大會更具有正統性，但是由于在先機問題上被忽必烈搶了先，搞得好像阿里不哥搞出的那次忽里勒臺大會更像山寨版。

當然了，忽必烈并不糾結于誰是真正的正統，他不按套路出牌舉辦的那次忽里勒臺大會只是給那些硬實力已經不行的蒙古貴族們一個臺階而已，他比誰都清楚，自己的汗位是要靠拳頭去爭取的，當他靠著漢人凝聚成的鐵拳砸下來時，那些蒙古權貴們得有個借口去自我安慰說忽必烈是得到忽里勒臺大會支持的正統大汗，而不是一個因為拳頭硬而破壞規則的野蠻人。

得失

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忽必烈無疑是理智的，他從一開始就清楚，最終決定自己能擁有多大權力的始終是自己的實力，相比于那虛無縹緲的貴族支持，始終保證自己手上有最多的財富和強大的軍團才是重中之重。

他也是聰明的，他順應社會，通過以漢法治漢地的辦法換來了華北平原這塊最為富庶的土地成為了給自己提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兵馬錢糧的“后花園”。

他還是敏銳的，蒙哥汗死后，他第一時間就明白了自己該怎么做才能保證在汗位之爭中處于有利位置。

相比于阿里不哥，忽必烈的政治成熟度無疑高出了不止一個段位。

在硬實力與政治成熟度均全面碾壓的背景下，阿里不哥確實毫無勝算。

但世間萬事萬物皆有代價，靠漢地，漢人提供的兵馬錢糧固然可以保證忽必烈成為蒙古帝國中最強大的一派，但過分依賴漢地也注定了大蒙古國最終將會走向分崩離析。

忽必烈擊敗阿里不哥成為新大汗后，蒙古帝國的分裂也開始加速，此后，來自蒙古帝國內部的叛亂就從來沒有中斷過。

對于忽必烈來說，倚仗漢人既是良藥，也是毒藥，這種身份認同上的錯位感將困擾忽必烈的一生，同樣被困在這種認同感危機里的還有整個蒙元帝國，這種危機將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里不斷膨脹、累積最終將整個帝國撕成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