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族皇帝喜歡濫殺功臣？入主中原少數(shù)民族政權，如何解決開國勛貴

作者｜冷研作者團隊-披瀾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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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最近有一個相當奇怪的說法，說漢族政權建立后往往會對開國功臣進行清算。粗看一下，這種說法好像頗有道理，如漢朝建立后被一一平滅的異姓諸侯王，還有七國之亂后憋屈死于牢獄之中的周亞夫，而明初則更是有牽連甚廣的所謂洪武四大案。不過，如果對漢朝和明朝歷史有所了解，就會發(fā)現(xiàn)無論是漢朝對于異姓王的絞殺，還是明初的洪武四大案，其根本癥結仍是在于皇權在形成過程中的集權傾向。將這種行為總結為漢人政權濫殺功臣，其實有失偏頗，事實上，不僅漢人政權如此，其他民族建立的國家，也都難以避免因為種種原因?qū)е聦τ诠Τ紕踪F的殺戮

先來聊一聊五胡十六國時期的北魏和北周，這兩個由鮮卑族建立的政權，其開國及發(fā)展過程中對功臣的清洗和屠戮，充滿了鮮明的時代特色和民族融合的復雜色彩。與元朝、清朝初期的斗爭相比，這兩朝對功臣的殺戮更多地與皇權強化、漢化改革以及胡漢矛盾交織在一起。

北魏對于功臣的屠戮最為瘋狂的時期當屬道太武帝拓跋燾時期。北魏名臣崔浩曾被北魏道武帝、 明元帝 和 太武帝三代皇帝器重，更是北魏在北方統(tǒng)一戰(zhàn)爭中的重要謀主，《魏書》稱“崔浩才藝通博，究覽天人，政事籌策，時莫之二”。

但就是這樣一個“自比于子房”的能臣，卻因為牽扯胡漢權力爭斗莫名死于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的國史之獄，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太武帝拓跋燾以修史宣揚“國惡”的罪名將崔浩族誅，同時株連被殺的還有崔浩姻親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等北方士族。

國史之獄后，北方漢人士族遭到毀滅性打擊，此后直到孝文帝改革前，漢人在北魏中樞的政治影響力大幅衰退。

而北周初期或者說西魏時期對于功臣的殺戮，則是權臣宇文護的篡位有關。宇文護是西魏創(chuàng)立者宇文泰的侄子，也是其死后權力的實際接管者。宇文護掌權后，先逼迫西魏恭帝拓跋廓禪位于宇文覺，建立北周。

其后不久，即弒殺西魏末帝，徹底斷絕元魏復辟的可能。而后，這位宇文泰的好大侄又再次殺害被北周理論上的開國皇帝孝閔帝宇文覺、北周明帝宇文毓，達成“連殺三帝”成就，最后被北周第三位皇帝武帝宇文邕反殺。但此時，權臣宇文護已經(jīng)誅殺了多位功勛大將，如地位尊崇至極的八柱國中，趙貴、獨孤信、侯莫陳崇，都死于宇文護之手。

《中國通史》曾說：今（唐）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當時榮盛，莫與為比，而這樣的八柱國，宇文護一共殺了三個

▲宇文護：我喜歡“3”這個數(shù)字

言歸正傳，宇文邕誅殺宇文護后，雖對宇文護家族極其核心黨羽進行了清洗，但客觀來講范圍控制得較好，并未大規(guī)模牽連關隴集團的其他成員。他重新啟用和團結了關隴集團中如韋孝寬、楊忠等軍功重臣，彌合了因政治斗爭而區(qū)域分裂的朝堂局勢，而這種“相對溫柔”的舉措也為北周后來滅北齊、統(tǒng)一北方奠定了基礎。

總體而言，北魏初年和北周初年政治清洗的底色不盡相同，前者主要由胡漢民族融合過程中的文化沖突引發(fā)的動蕩，而后者則是更加赤裸裸的政治權利爭斗，亦是改朝換代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副產(chǎn)品。

金朝的情況相比之下更加特殊，其立國后的政治傾軋，既有胡漢文化融合帶來的理念沖突，更有權利更迭過程中的清算。完顏阿骨打起兵立國后，金國其實依舊處于一種部落制度的緒余中。

根據(jù)《金史·撒改傳》記載：“太祖即位后，群臣奏事，撒改等前跪，上起，泣止曰：‘今日成功，皆諸君協(xié)輔之力，吾雖處大位，未易改舊俗也。’撒改等感激，再拜謝。凡臣下宴集，太祖嘗赴之，主人拜，上亦答拜。”

金太祖完顏阿骨打的這種行止自然不是政治動物的即興表演，從這條史料也不難發(fā)現(xiàn)，金太祖雖然已經(jīng)稱帝，但其與各部首領之間并無太多君臣之別，相反，在其他女真貴族眼中，金太祖仍然只是女真的一名“勃極烈”。其余貴族對他的尊敬，多半出于對于其功勛的肯定，而非對其金國皇帝身份的認同。總而言之，這種君臣關系更像是部落制時代的一種延續(xù)。

與之類似的，還有金代的猛安謀克制度。“太祖命三百戶為謀克，十謀克為猛安，一如郡縣置吏之法”，將猛安謀克制度比作郡縣制的變種，只是用于方便我們了解女真制度的一種視角，但兩者之間差異極大。實際上，這不過是女真人為了在占領區(qū)實行有效控制，不得已推行的一種軍事動員與行政治理結合的體制。

天輔六年“十月丙戌朔，（太祖）次奉圣州。詔曰：‘朕屢敕將臣，安輯懷附，無或侵擾。然愚民無知，尚多逃匿山林，即欲加兵，深所不忍。今其逃散人民，罪無輕重，咸與矜免。有能率眾歸附者，授之世官”，這里所說的“世官”正是猛安、謀克等部落統(tǒng)領。

如果從實際論，猛安謀克制度本身兼著爵位、軍銜、親民官等多種功能，譬如完顏婁室，他本身兼有行軍司都統(tǒng)、金牌萬戶、世襲猛安等多重身份，除了有著屬于自己的私軍猛安外，同時還因為本屬黃龍府世襲猛安，所以婁室及其子活女還享有黃龍府的稅收、司法、行政權。

女真建國后，在接收宋、遼降人及其部曲的時候依舊采用的猛安謀克制度，不僅其統(tǒng)領者為原首領無疑，就連這些首領也如同女真猛安謀克一般保留著“世官”性質(zhì)，即世襲權利。而降人尚且如此，原有的女真猛安謀克們又怎么可能在建國后反而失去了原先的部落權利？

這種部落制傳統(tǒng)的遺蛻，自然而然的影響到了金國政治體制的發(fā)展，天會三年十二月，“斡離不、粘罕分道入侵南宋。東路之軍斡離不主之，建樞密院于燕山，以劉彥宗主院事；西路之軍粘罕主之，建樞密院于云中，以時立愛主院事。國人呼之‘東朝廷’、‘西朝廷’”。

樞密院是宋朝最為重要的軍事機構，昔日靖康年間，同知樞密院事（即樞密副使）許翰一力催促下，就逼得西軍老將種師中不得不舍棄輜重，率部輕裝簡行去支援太原，最終兵敗身死。但到了金國這里，樞密院卻成了東西路兩軍的下屬機構，從此也能看出金國濃烈的先軍體制特點了。

這種先軍體制在女真建國之初賦予了其極強的部隊戰(zhàn)斗力，但建國之后，尤其是完顏阿骨打、完顏吳乞買相繼去世后，新生代金國掌權者又豈能坐視自家被架空分散。

金熙宗掌權后，于皇統(tǒng)六年（1146年）進行漢化改革，親祭孔子廟，禁止買賣貧民為奴，除遼鐵禁，完善軍事、戶籍、賦稅制度，與舊派金國貴族爆發(fā)劇烈沖突，這場沖突中首當其沖的正是曾經(jīng)的西路軍首領完顏粘罕。

完顏粘罕不僅本人極富軍事韜略，其麾下更有如完顏婁室、完顏銀術可這樣的方面大將，甚至于完顏谷神這位立國之初就受命創(chuàng)制女真文字（即“女真大字”）的漢化大師也是其心腹。

粘罕作為金朝開國功臣，長期掌控河東、河北兩路軍政大權，因其手握重兵且黨羽眾多，金熙宗未直接與粘罕對抗，而是采用明升暗降策略，將粘罕從其經(jīng)營多年的地方調(diào)離，召至中央任命為“太保、領三省事”，這看似是給予高位，實則使其脫離軍隊、封地。

之后，為打擊粘罕集團，以“貪污罪”將粘罕心腹高慶裔（渤海人，曾任西京留守，掌握地方行政與部分兵權）下獄，最終高慶裔、蕭慶等人被殺。左右丞高慶裔、蕭慶這對左膀右臂被除去，意味著粘罕被徹底架空，不久便 “抑郁而死”。粘罕死后，金熙宗以 “田轂案”為由，繼續(xù)大興獄案，處死田轂、奚毅、邢具瞻等粘罕余黨，并流放其余黨羽，徹底瓦解粘罕一系對于朝堂的影響。

粘罕一系瓦解并不意味著金人上層內(nèi)部的統(tǒng)一，而是第二輪混亂的序幕。此后，金熙宗開始對完顏宗磐、完顏宗雋等人進行打擊。

完顏宗磐為太祖完顏阿骨打之子，宗雋為太祖之弟，這兩人所代表的是希望維持女真舊制的宗室貴族勢力，如宗磐甚至主張通過歸還河南、陜西之地與宋與宋和解，這無疑與金熙宗的集權漢化主張相悖，1139年，金熙宗謀反罪誅殺宗磐、宗雋，同時用近乎于瓜蔓抄的方式清洗了一大批舊貴族官員，進一步削弱宗室勢力。

1143年，金熙宗繼續(xù)對完顏希尹（完顏谷神）及其黨羽下手，以交通皇后和謀逆大罪下旨處死，其弟完顏謀里也一同被殺，不過，有人認為，作為女真少有的漢化初代貴族，完顏希尹對于漢化本身并不反對，金熙宗對完顏希尹一派的清洗，與其本人執(zhí)政后期精神失常有關，與所謂推行漢制卻無太多直接關系。

▲完顏亮

至于元朝，其內(nèi)部的混亂程度同樣不亞于金朝初年的內(nèi)斗，甚至由于內(nèi)斗雙方均握有兵權，其內(nèi)耗過程之慘烈，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沖突或許源自于蒙古傳統(tǒng)的部落聯(lián)盟制度與中原中央集權體制的矛盾，亦或許只是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對權力和資源分配激烈爭奪的排他性。

1259年7月，蒙古第四任大汗蒙哥在攻打南宋合州釣魚城時猝然去世。由于他沒有留下明確的繼承人，導致蒙古高層出現(xiàn)了巨大的權力真空。蒙哥有兩個同母弟：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忽必烈常年經(jīng)營漢地，深受漢文化影響，身邊聚集了大量漢人幕僚（如劉秉忠、姚樞等）。

他受蒙哥之命總領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并正在率軍攻打南宋鄂州。而阿里不哥作為“守灶幼子”，按照蒙古傳統(tǒng)留守帝國首都哈拉和林，主持朝政，得到了蒙古本土保守貴族和大多數(shù)蒙古宗王的支持。

蒙哥死訊傳出后，雙方立刻展開了爭奪汗位的行動。阿里不哥本就位于首都哈拉和林，掌握著中央政府和國庫，具有法理上的優(yōu)勢。他迅速派兵占領蒙哥的斡耳朵（宮帳），并以監(jiān)國身份號令各方，爭取時間在蒙古本土召開傳統(tǒng)的“忽里臺大會”。他的支持者主要是西方的宗王，如欽察汗國的別兒哥、察合臺汗國的阿魯忽等。

而忽必烈在得知蒙哥死訊后，接受謀士郝經(jīng)“斷然班師，亟定大計”的建議，立即與南宋權相賈似道秘密議和，迅速北返。他深知在哈拉和林與阿里不哥競爭沒有優(yōu)勢，于是搶先行動。1260年5月，他在自己經(jīng)營多年的開平城（今內(nèi)蒙古正藍旗）召集了主要由東道諸王（成吉思汗諸弟后裔）和部分支持他的宗王參加的“忽里臺大會”，被推舉為大汗。

▲忽里臺大會

傳統(tǒng)的忽里臺應在蒙古草原召開，并由所有宗王共同推舉。他的搶先一步，被阿里不哥一方視為篡逆。于是，僅僅一個多月后，阿里不哥也在哈拉和林召開了自己的忽里臺大會，也被擁立為大汗。至此，蒙古帝國出現(xiàn)了兩位大汗，內(nèi)戰(zhàn)不可避免。

內(nèi)戰(zhàn)爆發(fā)之初的1260年，忽必烈先發(fā)制人，憑借其掌握的漢地雄厚資源，迅速出兵，控制了對蒙古本土至關重要的糧食供應線——從漢地通往和林的糧道。同年冬，忽必烈親征，在巴昔乞和昔木土腦兒兩次戰(zhàn)役中擊敗阿里不哥的主力軍。

后者被迫放棄哈拉和林，向西北逃往其根據(jù)地吉利吉思（今葉尼塞河上游），并假意向忽必烈投降，忽必烈遂班師回朝，但阿里不哥利用喘息之機重組軍隊。1261年底，阿里不哥突襲忽必烈駐守哈拉和林的部將，雙方再次爆發(fā)激戰(zhàn)。這次戰(zhàn)役異常慘烈，勝負未分，但雙方都損失慘重，各自退兵。

1262年，阿里不哥的后方出了問題。為了獲取資源，他委任察合臺之孫阿魯忽去掌管察合臺汗國，讓他提供兵員和給養(yǎng)。但阿魯忽在掌握實權后，轉而投靠了忽必烈，扣留了阿里不哥的物資。

這一背叛使阿里不哥瞬間陷入孤立無援、物資匱乏的境地。為求生路，他不得不西征討伐阿魯忽，雖然一度攻占察合臺汗國首都，但因其軍隊在沿途劫掠，失盡民心，最終被阿魯忽擊敗。

與此同時，忽必烈穩(wěn)固了中原，切斷了所有對阿里不哥的物資供應。1264年春，走投無路、眾叛親離的阿里不哥，在面臨部下大規(guī)模叛逃的情況下，被迫向已經(jīng)遷都至大都（今北京）的忽必烈投降。雖然按照蒙古“罪只一身”的傳統(tǒng)，忽必烈赦免了阿里不哥本人以及大多數(shù)他的部下，處死了他身邊的主要謀臣。

但阿里不哥在投降后不久便神秘去世。而這場內(nèi)戰(zhàn)的影響還不僅如此，此后忽必烈雖然成為了公認的大汗，但他的勝利是建立在漢地資源基礎上的，其合法性始終受到西方三大汗國（欽察、察合臺、窩闊臺）的質(zhì)疑。此后，元朝與西方汗國漸行漸遠，不再是一個統(tǒng)一的帝國。

而這場戰(zhàn)爭的結束也讓忽必烈不得不將統(tǒng)治重心向中原轉移——忽必烈的勝利，標志著蒙古帝國的政治中心從草原的哈拉和林永久性地轉移到了漢地的大都。元朝從此更多地以一個中原王朝的面貌出現(xiàn)，而非一個草原帝國。

此后，元朝始終處于內(nèi)耗的怪圈中。哪怕在一個汗王已經(jīng)不明不白的身死之后，蒙古勛貴強烈不滿對于忽必烈重用漢人幕僚和對于漢法的推行依舊有著極強的不滿。而以中書平章政事阿合馬為代表的色目官僚集團，憑借理財能力獲得信任，這一集團與太子真金為首的漢法派形成激烈黨爭，最終導致阿合馬于1282年被刺殺，其黨羽也遭到清算。

但真金太子也沒能笑到最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春，一南臺御史不知是急于推真金太子上位還是出于其他目的，竟上書“言帝春秋高，宜禪位于皇太子，皇后不宜預外事。”

漢法派雖然極力遮掩，但在阿合馬余黨的推波助瀾下，奏疏內(nèi)容最終被忽必烈所得知，賴丞相安童等人斡旋，真金太子并未被之罪，但卻依舊于同年憂懼而死，漢法派失去核心支柱。而忽必烈晚年重用桑哥等斂財之臣，則再次引發(fā)朝局持續(xù)動蕩，這次動蕩，直至1291年桑哥被處死并牽連大量官員才宣告結束。

元朝的政治困境在于，維持蒙古“家產(chǎn)制”分封傳統(tǒng)的同時，其中原地區(qū)卻又不得不仰賴漢式官僚體系才得以穩(wěn)定，這就導致宗王、勛貴、官僚三大集團持續(xù)博弈。如忽必烈對東道諸王乃顏之亂和西道諸王海都之亂的鎮(zhèn)壓，實質(zhì)是中央集權與藩王自治的沖突。

這種持續(xù)不斷的政治清洗幾乎成了元朝畸形的自潔傳統(tǒng)，從1307年到1333年，短短26年間竟然有多達9名皇帝繼位，而每次皇權更迭又都伴隨著大規(guī)模清洗，這繼而導致元朝政策幾乎毫無連續(xù)性可言。

而中央斗爭如此頻繁，更是讓這種動蕩蔓延至行省，權臣通過宣慰使司等機構安插親信，形成諸如勃羅帖木兒與察罕帖木兒等軍閥混戰(zhàn)，最終加速元末紅巾軍起義的蔓延。

這種權力斗爭的殘酷性和混亂程度，遠超漢唐明清等統(tǒng)一王朝。其根源在于，其試圖用草原軍事同盟的松散架構統(tǒng)治廣袤農(nóng)耕文明，而未能建立穩(wěn)定的繼承制度與政治共識。這種持續(xù)內(nèi)耗不僅消耗了建國初期的軍事優(yōu)勢，更使元朝僅存98年便退回漠北，成為秦以后首個被農(nóng)民起義直接推翻的大一統(tǒng)王朝。

與元朝不同，清朝作為由少數(shù)民族建立的大一統(tǒng)王朝，其開國初期的權力斗爭雖然同樣激烈，但區(qū)別在于：清朝的統(tǒng)治集團在入關前就通過殘酷的內(nèi)部整合，形成了一個相對穩(wěn)固的核心，從而避免了元朝那樣迅速的分裂。

當然，即使如此，這種發(fā)端于血親間的權利斗爭，依舊充滿了不詳?shù)难戎畾狻Ｅ瑺柟鄷r代，其長子褚英驍勇善戰(zhàn)，被努爾哈赤立為汗位繼承人。但這位欽定二代目卻因為急于削奪其他元老和貝勒們的權力，遭到后者的集體絞殺：五大臣和四大貝勒（代善、阿敏、莽古爾泰、皇太極）聯(lián)合控告褚英，稱其有篡位之心。

努爾哈赤為了維護集團內(nèi)部的穩(wěn)定，于1613年將褚英囚禁，兩年后，努爾哈赤以“不思悔改”為由，將褚英處死。

褚英之死，讓皇太極有了上位的可能，他并非長子，卻依靠權術和聯(lián)盟打擊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三位貝勒，成功上位。1629年，阿敏在永平之戰(zhàn)中棄城逃跑，皇太極借此機會，召集諸貝勒議定其“十六大罪”，將其終身幽禁，其統(tǒng)帥的鑲藍旗則被收回。

1631年，在大凌河戰(zhàn)役中，莽古爾泰與皇太極發(fā)生爭執(zhí)“露刃御前”。皇太極以此為由，革去其大貝勒爵位，剝奪其部分牛錄。次年，莽古爾泰莫名“暴卒”。其弟德格類不久后也神秘死亡。

這還不算結束，莽古爾泰和德格類死后，有人告發(fā)他們生前曾與妹妹莽古濟（哈達公主）密謀奪位。皇太極借此興起大獄，將莽古爾泰和德格類的子孫削除宗籍，其正藍旗被皇太極吞并，并組建新的“上三旗”。這場規(guī)模空前的大清洗，讓皇太極得以將傳統(tǒng)的八王議政制度，逐步轉變?yōu)楦叨戎醒爰瘷嗟木鲗Ｖ疲@在事實上也為清朝入主中原奠定了制度基礎。

1643年皇太極突然駕崩，沒有指定繼承人，皇長子豪格和睿親王多爾袞勢均力敵，劍拔弩張。為避免內(nèi)部分裂，雙方妥協(xié)，擁立皇太極幼子、年僅六歲的福臨（順治帝）即位，由多爾袞和鄭親王濟爾哈朗共同輔政。此后，多爾袞迅速排擠濟爾哈朗，獨攬大權，成為“皇父攝政王”。

同時，他繼續(xù)羅織罪名，將政敵豪格下獄，不久便死于獄中。其福晉也被多爾袞納娶，豪格的正藍旗勢力則被多爾袞吞并和控制。這還不算結束，已然成為大清攝政的多爾袞繼續(xù)對支持順治的兩黃旗元老，如鰲拜、索尼等人進行打壓，部分大臣還遭到了罷黜。

這種對于皇權的凌駕和壓制在不久的將來迎來了反攻倒算，其死后，順治公布多爾袞十四條大罪，削其爵位，撤其廟享，并下令掘墓鞭尸，焚骨揚灰。其黨羽也被處死或貶斥。而遭遇其打壓多年的豪格一系也終于被平反。

然而，順治的早逝，讓原本重新穩(wěn)固下來的權力結構再次崩盤。康熙幼年登基，順治帝所指派的所謂輔政四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位也開始內(nèi)訌。原先居于末位的鰲拜憑借軍功和手腕，逐漸架空他人，獨攬朝綱。

這位滿清巴圖魯通過推行“圈地換地”政策，打擊異己，甚至公然在朝堂上逼迫少年康熙帝處死另一輔政大臣蘇克薩哈，皇權受到嚴重挑戰(zhàn)。

而康熙的反擊也來得格外迅速，1669年，年僅16歲的康熙暗中訓練一批少年侍衛(wèi)，在宮中設伏，出其不意地將鰲拜擒拿。鰲拜被囚后，康熙歷數(shù)鰲拜三十大罪，將其終身監(jiān)禁。其黨羽或被處死，或被革職。

至此，清朝初期皇權與權臣的爭斗才告一段落。康熙以此事件徹底終結了開國以來功臣、宗室對皇權的長期威脅，也標志著清朝絕對君主專制制度的完全確立。清初的政治斗爭極有特點：其斗爭核心基本圍繞八旗（尤其是上三旗）控制權的爭奪展開。誰掌握了更多的旗份，誰就擁有了權力基礎。

從努爾哈赤時代的貴族共治，到皇太極、順治、康熙三代不斷削弱宗室、權臣權力，清代皇權日益鞏固，而權力斗爭的失敗者們，從褚英、莽古爾泰到多爾袞、鰲拜，不僅身死或被囚，其家族和政治勢力也遭到鏟除。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與元朝持續(xù)的內(nèi)戰(zhàn)和分裂不同，清朝在入關前就通過一系列殘酷但高效的內(nèi)部清洗，完成了權力核心的整合，形成了一個目標基本一致的統(tǒng)治集團或者說利益共同體，這也是其能成功入主中原并長期統(tǒng)治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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